20世纪是战争动员的一个新世纪。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回顾与思考战争动员近百年的演变史，可以使我们从中获得许多新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战争动员的现在和它的未来。

（一）

在帝国主义的炮声中拉开序幕的20世纪，讫今为止经历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争洗礼──两次世界大战、数百次局部战争，把一个经过全新“包装”的战争动员推向了夺人眼目的“Ｔ”字台。在此过程中，战争动员完成了其发展史上的“两次飞跃”，实现了“一次转变”，确立了战争动员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奠定了现代战争动员的基础。

一、完成了“两次飞跃”

战争动员在本世纪的第一次飞跃，是从单纯的军事行为，转变为国家和社会的行为；从依靠战前动员储备来支持战争，转变为依靠战时大规模的动员来支持战争。完成这一飞跃的是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之前，战争动员基本上局限在军事领域，其准备与实施主要是军事组织的军事行为，目的在于为战争进行一定的人力、物力储备，战前通过动员把这些储备补充给作战力量。这种情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战前，虽然参战双方都意识到这场战争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战，但却都认为战争将是短期的，几个月内就可以结束。因此，各参战国都沿用以往的作法，制定了依靠动员现有储备打一场短期战争的计划。然而，战争的实际进程与他们的主观愿望恰恰相反，战争不仅没有在几个月内结束，反而变成了旷日持久的大战。开战只有几个月，各参战国战前的动员储备都很快消耗殆尽，面临作战物资供不应求的严重局面。1914年11月，来自法国国内的枪支和火炮的供应便告中断，到1915年2 月，法军已缺少步枪70万支，火炮1500门。这时的英军情况也差不多，每门火炮每天的炮弹供应量只有4 至10发，仅达到标准的20％。俄国的情况比法、英两国更为严重，其后方所能提供的武器弹药，仅为前方需要量的15％－30％，曾出现过三个士兵用一条步枪的现象。面临如此严重的形势，各参战国被迫放弃战前的动员主张和作法，以大力增加军火和军需生产为目的，相继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动员。这种做法很快见效，自1916年以后，各国为前线提供的军火和军需物资在战前储备的基数上成倍增长，使战争得以进行下去。

大规模的经济动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批的民用企业转为战争服务，大量产业工人和其他社会劳动力转为战争服务，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动员的组织和管理变得十分复杂，已非军事组织所能及，不得不转由国家和政府来统管。战争动员就这样完成了由战前发展为战中，由军事领域扩大到社会经济领域，由纯军事行为演变为国家和社会行为的第一次飞跃，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战争动员的第二次飞跃，是由临时应急性措施，转变为有组织、有计划并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的自觉活动；由以军工生产为主的经济动员发展为包括经济动员在内的政治、外交、科技、意识形态等一切领域的全面动员；由临战和战争进程中的动员，发展为从战前的长期动员准备开始，贯穿和作用于战争各个阶段和全过程的动员。这次飞跃的开始时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各国对战争动员已是刮目相看，在认真总结第一次大战经验教训的同时，从准备再次大打的思想出发，大力加强了战争动员建设，使战争动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第一，加强了战争动员的理论研究，从战略指导上把战争动员纳入国家战略。如德国将军鲁登道夫提出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总体战”理论，被希特勒全盘采用，并作为国家总体战略加以实施。当时的日本也将这一理论奉为经典，用来指导其侵略战争准备。第二，全面进行动员立法，以法进行战争动员的准备与实施。从1938年到1941年的四年间，德国颁布了《国家重要事业劳力确保令》《劳务移动管制令》等10多部有关动员的法律；日本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物资统制令》、《国民征用令》等大小50多个法律法令，将战争动员的各个方面全面纳入法制轨道。美国著名的“克拉克法案”，将经济动员的各个方面一揽无余。早期的战争动员专项法律大都是在这一时期出台的，这既表明战争动员已进入法制化阶段，又表明战争动员行为的进一步国家化。第三，完善动员体制，提高国家组织战争动员的能力。许多国家都建立了上下左右贯通的组织领导体制，把战争动员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角落。例如，英国把战争动员决策权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女王和她领导之下的战时内阁，战时内阁之下由各相关部门分管战争动员的某个方面，使国家机器的各个部件都具有平战两用的性质，战争动员成为其一项例行的社会职能。虽然专门司职战争动员的组织机构早已有之，但却从未发展到像二战之前那样达到如此完善的地步。第四，全面制定战争动员计划，使动员的准备与实施成为一项科学有序的活动。这时，不仅经济动员已被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政治、外交、民防等许多方面也都制定了在平战两种情况下的实施计划，意在动员国家的一切力量打赢下一场战争。计划还解决了从战前的准备性动员到战争初期的应急动员再到战争中后期的持续动员的问题，并着眼点放在了战前，为得是通过及早长期的准备，积蓄雄厚的战争动员潜力，以便在开战后能够在总体的战争实力保持优势地位。德国的情况最为典型。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就疯狂地扩军备战，到1939年9 月侵略波兰前夕，德军总兵力猛增到170万。在经济动员方面，推行了两个“四年计划”，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军事经济潜力，至大战初期，德国的工业水平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占首位。在思想意识上，德国的宣传机器大力宣传极端的民族主义，骟起民众狂热的好战情绪，为其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打下了基础。在外交上与意大利、日本结成军事同盟，迫使英、法等国实行绥靖政策，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至战争爆发前，德国已经全方位地完成了战争动员准备。

战争动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所发生的上述变化，在大战开始后转化为战略优势、战争实力和军事效率，使其能够在战争规模逐步扩大的情况下，顺利地达到了前所未有广度和深度，较好地适应了世界大战的需要，并把自己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当时，战争动员的范围已经极为广泛。从国内到国外，从军内到军外，从有形的人力、物力、财力到无形的政治力、组织力、思想力，从现实的力量到潜在的力量，从相关行业和部门扩大到所有的行业和部门，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战争动员的数量也极为巨大。整个战争期间各国动员的总兵力达1.1亿人， 德日两国的兵员动员都大大突破了10％的极限，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总共动员了1700万人入伍，约占总人口的21％。日本在1945年时，平均每两户就有一人当兵。1943─1944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整个机械设备生产能力的50％─52％为战争服务。主要参战国生产的坦克比第一次大战多29倍，火炮和迫击炮的产量多9倍，飞机的产量多8倍。各参战国预算中的军事消费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3000亿美元上升到3．3万亿美元。动员的手段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为了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日本在人力动员的最高峰时，连中、小学生和12岁至39岁无职业的未婚妇女都被动员起来参加生产和战备。为了解决物力不足的问题，德日两国一方面推行“以战养战”政策，大量掠奇别国资源，一方面竭力挖掘本国资源，及至战争未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解决财力不足的问题，各国先后采取了发现战争债券，金属货币回收重铸、大量印发纸币、四处借贷的财力动员方法，可以说能够想到的措施都用上了。

上述情况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动员已经具有现代战争动员的完整意义。它已经不是被迫的行为，而成为人们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自觉运动；它已经不仅是主要围绕增加军工生产而在经济上采取的措施，而是围绕着改变力量对比，夺取战争胜利而采取的调动国家一切力量的全方位动员；它已经不是军事斗争的辅助手段，而成为实现国家战略重要的基础性措施和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战争动员的这两次飞跃，是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是一个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过程，是一个由后台走向前台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战争动员不仅完善了自我，确立了它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战争的面目，把现代战争变成了综合国力较量的大擂台。

二、实现了“一次转变”

战争动员在本世纪内实现的一次重要转变，是由全面战争动员向局部战争动员的转变。完成这一转变的时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20多年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都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为此，各国着眼大战进行了更加全面的战争动员建设。但时间过去20多年之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降临，却接二连三地爆发了多场局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转变了对战争威胁的看法，认为大战不会很快爆发，但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因而把战争动员的着眼点从应付大战转变到应付局部战争上来，从而使局部战争动员成为20世纪后50年战争动员的主旋律，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从思想原则到方式方法都在逐渐与局部战争相适应。主要特点是：第一，注意控制动员规模。由于局部战争的目的有限，战场空间和容量有限，因此各国都把战争动员的规模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以往倾国倾城式的动员在局部战争中已不多见，战后的复员工作变得比较简单了。第二，重视提高战争初期的动员强度。针对局部战争时间短促的特点，各国在实施动员时，都大大提高了战争初期的动员数量和质量，使战争动员潜力在较短的时间内释放出较大的能量，力争取得压倒优势，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第三，强调动员的质量。由于局部战争战场的容量有限，因而各国都动员精锐的常备和后备武装力量投入战场，并且明显地提高了动员的技术含量。第四，物力动员被提到优先顺序。由于局部战争具有战争规模小、物资消耗大的特点，各国在动员时都把物力动员提到优先顺序，意在以雄厚的物质力量作后盾，经受住战争的高消耗。第五，加强了动员防护。由于动员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使其成为受打击的主要目标，而现代武器的打击精度和打击距离的提高，又大大加重了动员受打击的程度，因此，加强动员防护，提高动员效益便成为局部战争动员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动员的秘密性、隐蔽性增强了，动员的时机变得更加难以把握。

战争动员在由应付大战转到应付局部战争的过程中，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特别是美苏两国实施核战略，进行核竞赛之后，人们对未来战争的认识曾一度陷入误区，认为未来战争是核大战，这种战争是“按钮战”，是“瞬间的战争”，往往来不及动员战争就结束了。因此，战争动员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受此影响，战争动员曾一度陷入停滞状态。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也没有对战争动员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随着人们对核战争看法的改变，以及核战争威胁的减少，人们又恢复了对战争动员的认识，战争动员建设很快又回到应付局部战争的轨道上来，并在局部战争进入高技术形态之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

20世纪丰富的战争动员思想和实践，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之一：战争动员的落后，是军事落后的重要表现；落后就意味着挨打，因此，要打赢现代战争，就要大力加强战争动员建设。

近百年的战争动员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硬道理：战争动员的落后是军事上落后的重要表现，而落后就意味着挨打。一战中的各参战国家，其战争动员从理论到实践都远远落后于战争实际，因而，都在战争进程中陷入了被动；重新进行的新的更大规模的战争动员，既延误和影响了战争进程，又给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造成极度混乱，甚至酿成全面危机。发动战争的德国，从一开始就以大日尔曼民族主义的优越感为支柱，对双方的力量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德国参谋总长小毛奇在1911年的《备忘录》中狂言，他们的民族会在战争中“齐心协力、精神振奋地拿起武器”，这“比单纯的数字更为重要。”因此，德国并没有很好地进行经济动员，就铤而走险地发动了战争，导致在战争进程中人力、物力、财力的严重不足，社会生活陷入一片混乱，最后的失败也就再所难免。二战中的波兰把本民族的安危寄托在英法等国的“承诺”和“保证”上，在国防建设十分薄弱的情况下，战前仍没能很地进行战争动员准备，因此，在德国的突然袭击面前，无所措手足，迅速亡军亡国。中国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严重关头，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曲线救国”政策，丧失了动员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共御外侮的时机，造成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使中华民族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应该看到，虽然新中国的战争动员经过40多年的建设，已经发展到历史的最好水平，但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相比，与我国安全防卫的需要来比，与现代战争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们的战争动员尚没有达到法制化程度，我们的战争动员体制尚有很多疏漏之处，甚至连现有的战争动员准备措施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如果我们不能对这种落后的局面加以改变，就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应切实从战略的高度，从国家安危存亡的高度，从打赢现代战争的高度，来看待和处理战争动员建设。应该看到，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坚持防御战略，准备以劣胜优，准备靠人民战争打赢现代战争的国家来说，加强战争动员建设就显得更为重要。作为国家而言，要把战争动员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坚持，要使战争动员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来加以推行，要在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加以体现。总之，我们要尽快地改变我国在战争动员建设上处于的落后局面，把战争动员建设搞上去。唯有如此，国家的安全才有保证，才能算得上是一个拥有强大国防的国家。

启示之二：战争动员建设的新发展，有赖于战争动员理论的新突破；加强战争动员的理论研究，是我国战争动员建设的当务之急。

近百年的战争动员史告诉我们，战争动员建设的落后，源于战争动员理论的落后；战争动员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战争动员思想的先进与否相联系，那个国家的战争动员思想先进，那个国家的战争动员建设才能卓有成效，反之亦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速决战理论在一些国家的军事战略中占了主导地位，在此种思想下形成的战争动员思想，使战争动员成了短期行为，无法适应持久战争的需要。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关战争动员的理论研究异常活跃，一些国家对战争动员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推动了动员理论的发展，因此才有了二战前战争动员建设的大发展。德国以总体战理论为指导，把国家的全部力量都动员起来，发挥了国家全部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使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优势地位。英、美、法等国在消耗战理论的指导下，发挥集团在战争潜力上的优势，充分积蓄战争力量，从而经受住了长期战争的消耗，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军事理论界提出了“战争初期”的理论，在这一理论中提出了许多关于战争动员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从理论上揭示了战争动员的重要性及其一般规律和原则。这些理论，不仅使苏联的战争动员建设在经受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之后，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也为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所采用，纷纷走上了精简常备军，加强后备力量，建设快速动员体制的国防发展道路。我国早期的战争动员建设曾受到这一理论的深刻影响。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用来指导战争动员的“分层次动员”理论，是对局部战争战争动员实践的总结，在有关局部战争动员的理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美国正是运用这一理论，成功地进行了多次局部战争动员，有效地保证了其作战行动。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产生的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系统地阐述了动员群众、武装群众、实施人民战争的思想和方式、方法，对革命战争的战争动员实践作了高度地概括和总结。这一理论不仅成功地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而且为其他遭受压迫的民族在争取独立解放的战争中所效法。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们仍需坚持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坚持不应该是机械的、刻板的，而应从变化了的主客观条件出发，在坚持动员和依靠人民进行战争这一核心思想的同时，还要解放思想，打破那些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的传统观念和陈旧作法，消除在思想上存在的“人多兵就多，兵多就能打胜仗”和“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一呼而百应”，以及“仗打起来一切都好办了”等等认识误区，力争把握现代战争动员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提出一些新思想和新原则，以提高我们的主观指导水平和战争动员建设的实效。当前，尤其应深入地搞好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争动员研究，提出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理论和思想原则，使我们的战争动员建设更好地适应新时期军事斗争的需要。

启示之三：战争动员能力的提高，有赖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的战争动员建设，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发展道路。

近百年战争动员的实践表明：一国战争动员能力的大小，最根本的取绝于该国综合国力的强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德日两国拥有规模庞大的军火工业、为数甚众的武装力量和军事化的国家体制，其战争动员能力不可谓不强。但是，德日两国都失败了。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两国在战争潜力有限，综合国力, 不足以与势力强大的同盟国相抗衡，应是主要原因之一。苏联的卫国战争能够在初期十分被动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有赖该国强大的综合国力。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由全民皆兵，同仇敌忾，到走向谈判桌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根本的原因也在于国力不如人。事实说明，一国的战争动员能力必须建立在雄厚的综合国力的基础之上，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保障，战争动员能力可以强大于一时，却不能长久。这也验证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句话：必须以强大的、不断发展的经济为基础，而且这种经济基础必须随时可以转入战争任务。

战争动员能力与综合国力的关系还表明，战争动员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19世纪末发明的有线电报、电话和无线电报，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递，引起通信技术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军队的组织指挥方式，使迅速有效地组织指挥大规模作战的可能变为现实，因而提高了战争动员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出现了诸如飞机、坦克等一批对战争有重大影响的新式武器，不仅引起了战略战术上的一系列变化，也对战争动员产生了新的影响。主要是：战争中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迫使战争动员扩大领域，战争动员的任务因此而加重，对国家组织动员的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战争的节奏加快，要求战争动员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远程打击和破坏的能力增强，对军队的动员、集中和动员潜力产生了新的威胁，动员防护被提到日程上来。战争动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完成的两次飞跃性发展，从根据上讲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我国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加强经济建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不仅大大增强了我国的战争动员能力，也为我国的战争动员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经济发展为战争动员建设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抓住目前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牢固地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以平战结合和军民结合为基本途径，大力抓好战争动员基础建设，全面提高战争动员的现代化水平，使我国既成为一个拥有雄厚的战争动员潜力的大国，又成为一个具有强大的战争动员实力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