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说，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责任，以公共危机的发生原因是否与政府有关为界限。也就是说，如果公共危机的发生原因与政府行为有关，政府就负责，否则，政府没有责任。的确，公共危机的发生原因，是否与政府有关，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原因是政府行为造成的，比如某种政策的直接和间接的结果，如大跃进时期的左倾冒进政策，全民大炼钢铁，搞得“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劳民伤财，民不聊生。有的是政府应对失误使危机蔓延和扩大，比如此次非典，至少有几点失措：先是把非典当作仅仅是广东的区域性问题，再则因为全国人大换届选举，要报喜不要报忧，控制新闻报道，三则愚弄舆论，混淆视听，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在新闻媒体上当众说谎，四是不积极与国际卫生组织合作，在病原分析、诊断标准和治疗对策上有严重失误，坚持衣原体的说法，否定冠状病毒的分析，结果对于诊断标准和治疗对策上连连失误，以致医护人员感染数量剧增，又直接影响了收治工作，五是在防治措施上有失误，在北京，先是医院拒绝收治，后来政府规定只要是综合性医院都要收治，但是没有设立专门的发热门诊，或隔离控制不严，结果造成门诊、住院等环节的交叉感染，这些至少是在4月中旬以前的对策失误。
　　从长远看，政府没有建立有效的危机防范体系和应急预案机制，对危机的发生缺乏必要的控制能力，疏忽和放任公共危机的发生，也是政府的原因。比如，我国重医轻防的医疗卫生经费投资分配体制，缺乏公平、基本的国民卫生健康保障体系，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医疗体制改革滞后、条块分割、效能低下等等问题，实际上存在着对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反应迟钝、效力低下、体制摩擦、运行障碍的隐患，“非典”所以如此猖獗，与政府的公共卫生安全与防治体系的脆弱和缺陷不无关系。
　　但是，不论原因是否与政府有关，责任都是不可推卸的。公共危机的发生，尽管不都是政府造成的，但是政府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也是必须的。首先，政府的公共管理身份和性质决定了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当着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和威胁的时候，应当坚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其次，公共危机具有公共性、严重性、多因性和多样性，其性质决定了只有政府才能担当起危机管理的重任；再则，社会以各种方式交纳税费，要求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从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来看，政府的服务已经得到纳税人的“补偿”，纳税人有权要求得到物有所值的服务。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责任重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关注危机事件关心公众安全的责任。政府是否关心人民安危，是判断政府是否是责任政府的基本标准。日本首相在听到美国舰船撞沉日本渔船时的反应是继续打高尔夫球，给公众的印象是对危机事件缺乏必要的爱民之心，被公众舆论所抨击。有的时候，政府认为危机事件可能只影响到局部地区（行业）和暂时局面，自己有更多更重要的“正事”要做，不能因小失大，大惊小怪，往往在数量上比较危机管理成本（如宣布紧急状态、组织动员资源、采取隔离转移措施和直接用于危机控制的投入）与危机损害的大小，当认为危机损害还不及危机管理成本，就懒得管它。但是，这种对政府责任在数量上的权衡比较，实际上是对危机事件缺乏敏感的行政惰性，根子上是对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缺乏责任意识和关爱同情的行政道德。政府毕竟不是企业，在行为选择上用成本收益比较作为唯一标准，何况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现在也不把成本收益比较作为唯一标准了。4月18日，温家宝检查北京市大中小学和幼儿园非典防治工作时说：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前，要把防治和消除非典、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
　　公共危机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公开的责任。公共危机信息的及时适当公布，对于澄清真相，化解谣言，维护政府信用，消除公众的不安恐惧心理，是十分必要的。反之，如果政府以维护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为借口，封锁公共危机信息，或是采取轻描淡写，大事化小，报喜不报忧的态度，只会损害政府形象，丧失政府信用。政府有时在公布危机信息时常有顾虑，因为无法准确判断危机的发生原因和严重程度，发展速度、蔓延范围和趋向态势，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采取应急措施所造成的社会损失与保持一般应对措施所造成的损失也难以比较，往往以需要进一步搞清情况，再做危机对策和公布决定，这样，对于危机信息质量的要求更甚于效率的要求，结果就是延误时机，造成更大的不必要的损失。由于公共危机信息的传播范围非常广泛，影响程度也相当深远，对于政府形象有着直接的影响，政府也担心公开公开危机信息，是否会损害政府形象，给公众以缺乏信心和能力的印象，因此，政府对公共信息的发布有着更加慎重的考虑，在发布时间和范围上往往有相当的顾虑。比如，文革期间就有先党内、后党外，先领导、后群众的信息发布方式的惯例，实际上是无视公众对于公共危机信息的知情权。4月8日，卫生部向各省卫生局发文“卫生部关于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的通知”，把“非典”列入传染病，但是“内部文件”，消息未公告。“通知”规定，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对非典疫情报告实行“日报告制度”，但是对公众的发布却实行五日制。这仍然是公共信息公布的“内外有别”的差别化待遇，为什么公众对公共危机信息就不能享有同等的知情权呢？责任政府就是透明政府，应当保障公众享有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说：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决不允许缓报、漏报和瞒报。
　　采取应急措施控制危机发生和蔓延的责任。应急措施是非常规措施，不可能按照现行的行政组织体制和程序以及形式发布指令。应急措施的产生机制主要有二，一是针对常见的各类危机进行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危机处理预案，防范于未然，二是在危机刚刚发生时，在反应敏捷的信息系统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紧急决策，并且迅速部署和传达，控制危机的蔓延。如果平时没有对各类危机的应急措施（即危机管理预案），在危机发生后又没有有效的应急措施的决策机制和能力，而且，缺乏应急措施传达和贯彻的通道，应急措施就会落空，仅靠采取常规措施就无法控制危机的发生和蔓延。
　　组织动员必要资源投入危机管理的责任。危机管理需要迅速筹集大量资源，集中使用。资源包括人力、财力和物力。政府通过平时储备资源，作为危机应对之需，比如中央财政预算的100亿准备金。但是，危机发生，仅靠政府拥有的资源往往不足以对付危机，就需要迅速征用和募集社会资源。政府组织社会资源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其行政权力的强制力，而且取决于政府信用能力（形象地说，红军长征路途上向老百姓借粮打白条，老百姓出借后保留到新中国成立，关键在于老百姓红军最后会胜利归来，借粮一定会还）。政府信用能力的培养一方面靠以往政府对社会公众的承诺的履行程度，另一方面，是在危机发生后在组织社会资源时做出的承诺，二者相互影响。如果以往言而无信，行而未果，在危机到来时即使大呼“狼来了”诸侯也未必前来支援。政府因为缺乏资源坐失良机，无能为力，结果是十分可怕的。
　　对政府管理危机的行为导致有关社会公众利益受损的补偿责任。公共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对于社会公众是有损失的，但是，由于所处的区域、行业和危机周期阶段上的不同，不同的社会公众所受到的利益损失又是不同的。进一步说，政府在采取公共危机管理对策时，因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可能会使有关公众的利益受损。以本次SARS为例，对娱乐场所和网吧等关停，要求企业不得遣散和解聘员工，对从疫区来的人员进行强制隔离观察，使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受到影响。而且，由于封闭隔离措施，使得企业对外联系以及经济合同都难以正常履行，也会因此产生合同违约责任。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减免有关行业的税费，对贷款予以贴息，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造成社会公众利益损失的一种补偿。政府不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要求有的社会公众来承担政府行为造成的损失，政府也没有权力这么做。
　　保持社会稳定恢复正常秩序的责任。在公共危机得到基本遏制的情况下，政府的主要责任就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令人担心的是，在公共危机时期，政府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有代价的。这就是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迷信。在非常时期，政府应急措施主要靠行政手段推行，行政手段的刚性、强制、组织化程度较高等有利于施政，但是，也会使政府官员对行政权力产生崇拜和迷信心理，甚至可能不愿意回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中去。在我国，就有可能打破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而且，采取行政干预有时是与市场经济规则想违背的，这种行政惯性一旦形成，有可能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显然，用行政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是不适当的。简言之，公共危机造就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扩张又会干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