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宫廷剧看多了以后，世人常常津津乐道于康乾盛世，却往往忽略了处于承上启下位置的雍正皇帝。而史料证明，如果没有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大力开展的反腐倡廉，就不可能有康乾盛世的美名传扬。

    康熙末年，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贪污、挪用、借支公款的现象比比皆是。其根源在于清从明制，官员俸禄太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这点俸银，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封建传统文化要求的打点上司、迎来送往和礼聘幕僚了。所以说，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种吏治腐败是被逼出来的。

    那么，雍正皇帝在位只有短短十三年，他是如何做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呢？笔者研究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他实施的三项制度。

    首先，雍正实施了“耗羡归公”制度。地方官征税时征来的碎银子，经重新回炉加工成锭银时熔融会产生损耗，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地方官会在正常征税之外另行征收“火耗”。类似的还有“米耗”、“棉耗”、“油耗”等等五花八门的附加税、乱摊派，而各地的耗羡品种、数量不一，日久形成了一种“常规”的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地方官收了耗羡，也会分肥给上级，此项灰色收入甚至成为上级的衣食来源，结果导致上级拿人的手短，监察失效，进一步恶性循环、贪墨猖獗。雍正采取“耗羡归公”后，为国家积累了财富，规范了耗羡，减少了乱摊派，理顺了上下级关系。

    其次，雍正实施了“养廉银”制度。归公的耗羡，一部分被拿来当做养廉银，根据官员职位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贡献的大小进行发放。养廉银的数字相当可观。比如福建总督年俸是一百八十两，而养廉银则是一万八千两，一百倍！县官年俸是四十五两，而其养廉银至少也有四百两，多的可达两千两。这一方面使得官员的收入公开化，不可以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另一方面，又确保了他们能够凭自己的收入过上体面的生活。

    第三，雍正完善了“密折”制度。为了保障与官员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雍正使用一种特制皮箱子传递私信。箱子的钥匙备有两份，一份交给奏折人，一份皇帝亲自掌握，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这种私信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所以称为密折。为了统治和管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庞大帝国，雍正在全国遍布皮箱，实施密折制度，形成极其灵通的情报网络，获取消息显得非常便捷高效，这便于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足不出户而尽知天下之事。如果有官员的贪腐被密折上报、查证属实的话，后果真的很严重。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在位时的反腐成功，贵在三管齐下，即：“耗羡归公”使得官员不能贪；“养廉银”制度使得官员不想贪；“密折”制度使得官员不敢贪。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恐怕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