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数千年的专制集权体制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整体上是趋向于保守,大多缺乏敢为人先的勇气。以擅长于冷峻解剖国民性而著称的鲁迅先生曾深刻地发问道:“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因此之故,中国历史上勇于改革、敢于变法的英雄可谓寥若晨星、少之又少。然而,物以稀为贵,惟其稀缺,更感钦佩。近日,读《史记》中“商君列传”和“秦本纪”两篇文章,便很为商鞅力排众议、舌战群臣、把秦国的改革、变法进行到底的毅力所折服。商鞅的改革、变法虽然以失败告终,自身也落得个五马分尸的结局,但梳理、分析一下其改革、变法的是是非非,对于今天的人们却不无意义。
　　从司马迁栩栩如生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对于改革、变法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目标和周密的方案,因此,在遇到反对和阻挠时,能够不为所动、一往无前。在改革、变法之初,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一些权贵企图用“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的一套说教阻止改革、变法。
　　当朝守旧大臣杜挚反对商鞅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变成法；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换旧器。仿效成法没有过失,遵循旧礼不会出偏差。”商鞅则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办法,有利于国家就不仿效旧法度。所以汤武不沿袭旧法度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换旧礼制而灭亡。反对旧法的人不能非难,而沿袭旧礼的人不值得赞扬!”
　　最终,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商鞅徙木立信,力推改革、变法措施,“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使秦国迅速兵强马壮、民殷国富,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改革、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在推行改革、变法过程中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执法必严,敢打老虎。商鞅始终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当太子违犯改革、变法的律令时,商鞅就对秦孝公说:“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而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依法又不能施以刑罚,于是商鞅就坚决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以墨刑处罚了给他传授知识的老师公孙贾。自此以后,改革、变法措施在秦国全境就一路前行、畅通无阻了。
　　然而,商鞅虽然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改革、变法英雄,但其自身却有着致命的弱点并最终导致车裂人亡、改革流产。首先,商鞅武断专横,他采取的改革、变法措施丝毫不容百姓置喙,指责不行、赞扬也不行,凡是胆敢议论者就被认为扰乱秩序,不但给予严厉处罚,而且强制迁往边疆。如此以来,改革、变法也就缺少了民意的基础。
　　其次,作为改革、变法的组织、领导、策划者,商鞅不顾百姓死活、漠视民生改善,自己却大造楼堂宫阙,极尽铺张奢华。据《史记》记载:商鞅每次出门,后边都要跟着数以十计的车辆,车上都是顶盔掼甲的卫士,身强力壮的人做贴身警卫,持矛操戟的人紧靠车子奔随。这些防卫缺少一样,商鞅便不出门。用现在话说,如此脱离群众、不接地气,改革、变法失败也就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转变,国人僵化保守的形象正逐步为改革创新的面貌所取代。在此背景之下,对于我国历史上弥足珍贵的几次改革、变法事件认真总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必将有助于当前改革顺利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