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的直接结果。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和苏联领导集团对此负有直接的责任，而这一时期苏联政治领域改革方面的错误又是其中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迅即提出了改革的任务。此前苏联已进行几次“改革”，均属改良性质，丧失了改革的时机，进入80年代苏联的确面临进行深刻改革的迫切需要。此次苏共如能认真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采取正确的改革战略和策略，经过努力，不是没有可能逐步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克服体制上的种种弊端，缓解各种矛盾，使形势好转起来。然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在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压力下，不断退却，最终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激化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触发了全面的混乱和危机，导致共产党丧失对国家的领导权，造成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的解体。

　　                第一节 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上的严重错误
　　　　                   ──苏联解体的催化剂

　　苏共思想理论长期僵化，固守教条；党内党外发扬民主不够，对社会思想统得过死，人们缺乏政治积极性，社会缺乏活力。在国家和社会迫切需要进行改革的重要时刻，解放思想，摆脱错误的、过时的教条的束缚，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发扬民主、活跃思想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所有这些都应从改革的需要出发，以是否有利于改革大局，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昌盛为标准。在此，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工作担负着指导改革、动员人民投身改革事业的艰巨任务。正是在这一重要的领域，苏共及其领导人开始时便出现了一些错误苗头，以后错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使苏共葬身于自己所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说，苏联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是其社会政治制度演变的前提和前奏。
　　一、改革指导思想：从“创新”到混乱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导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改革指导思想的错误是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苏共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是逐渐发展、演变的。在1988年6～7月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改革的指导思想以及改革实践基本上还是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改革的任务是“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建立加速苏联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这时，苏共的工作重心是放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上。为配合这一中心工作，在政治方面也有一些新的提法和做法，这些提法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组成部分。此时，尽管戈尔巴乔夫改革政治体制的设想中已存在某些错误端倪，但总的看来，他还是强调改革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在苏共领导下进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作为发动人民群众投身改革的途径，对政治体制上影响社会发展的各种“阻碍机制”进行改革，重点放在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的疏远”，克服影响人民群众积极性发挥的弊病上。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告苏联全面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并以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目标。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11月26日发表在《真理报》上的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文中，进一步提出要“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苏联开始了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进程。此后，苏共领导人改革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便日益突出。
　　第一，苏共领导人对时代和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形成了指导苏联内外政策的“新思维”之后，苏共领导人的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到1989年前后，他们已不再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利用人类文明成果，充实和完善苏联社会，而是力图重返欧洲文明，向往“一般民主的和全人类的理想和价值观”。
　　以前，苏共长期坚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提出的、后来由斯大林所概括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都已激化；资本主义已走向“垂死、寄生和腐朽”、已走向“全面反动”；垄断资产阶级对利润的贪婪和对世界的瓜分与再瓜分必然导致一连串的战争，而战争将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因此，帝国主义时代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总决战”的时期。在这种“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指导下，苏联长期同外部世界相隔绝，同时保持紧张的对抗状态，这给苏联国内经济、政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为了改革的需要，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所处的历史时代、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看到了时代的变化，认识到“与最初的预料相反，击溃资本主义制度的最‘薄弱环节’并不是‘最后的决定性战斗’，而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开端”。资本主义没有“绝对停滞”，“在历史螺旋的每一圈上，旧世界的势力都有可能消除当时最危险的矛盾，延长自己的统治”。“生活纠正了我们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律和速度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苏共领导人一改过去强调阶级斗争、对抗、埋葬帝国主义的提法，转而大谈世界的共性、矛盾的同一性，由此提出“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人类的价值至高无上”的论点，到后来甚至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这种超阶级、超越国界的“全人类价值观”说到底就是所谓的“西方文明”，而苏共领导人的思想脉络实质上就是从放弃集团对抗、停止“冷战”、打破闭关锁国局面开始，经过追求“全人类共同利益和理想”，承认并向往“全人类的价值”，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逐渐发展演变为部分地到全部地接受西方价值观。
　　第二，苏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相应的变化，掺杂进越来越多的“新”东西，最终形成“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观。
　　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还设想在社会主义范围内进行改革，认为这“不是改变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以便确保我们社会的胜利发展”。然而，随着改革进程的发展，随着对斯大林模式批判的深入，苏共领导人逐渐改变了对苏联现实社会、苏联社会主义的看法，认为苏联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官僚专制制度”、“兵营社会主义”，“如果说在初期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体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戈尔巴乔夫试图用“社会民主党所积累的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改造苏联社会。在他看来，经过改革的苏联社会应该是“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在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政治高度民主化：以人为核心，实现人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建立法治国家、公民社会，确立法律至上原则，保证司法独立性；经济多元化：“要使劳动人民成为所有制的真正主体，工人成为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意识形态多元化：必须“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不仅应该注意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而且应该吸取“世界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经验；族际关系民主化：“在苏维埃联邦制范围内，族际关系只能建立在民主、平等、彼此尊重和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原则之上”。对社会主义的这种认识直接影响了苏共改革战略的转变。
　　第三，苏共领导人的“改革理论”不断发生变化，造成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
　　1、有关改革的目的，开始时苏共领导人还坚持在社会主义范围内完善社会关系，消除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要深入地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的各个决定性方面──经济、社会
　　政治和道德的人道主义性质”。到后来则把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当作改革的目的，即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代之以“人的面貌”的社会主义。
　　2、有关改革的动力，盲目相信群众的自发力量，认为人民自然而然地会支持改革，开始时还把苏共当成改革的领导者和推动力，后来逐渐将苏共看成是改革的阻力。
　　3、有关改革的阻力，开始时是“坚决克服停滞不前的过程，打破阻碍机制”，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苏共领导人逐渐把苏共以及整个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看成是改革的“阻碍机制”，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官僚专制”和“行政命令”的根源，把党组织和党的干部看作是“保守势力”。
　　4、有关进行改革的手段，认为民主化、公开性是进行改革的根本手段。
　　苏共领导人的改革指导思想是一个混合物，其中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居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也在不断增多，唯独社会主义的成分越来越少，后来仅仅成为口头上、形式上的东西了。这种理论思想上的混杂、混乱，自然引起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思想混乱，各种思潮、理论应运而生，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改革后期，特别是1991年以后，戈尔巴乔夫的指导思想已起不了多大作用了，“改革”进程并未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设想发展，苏共反对派开始左右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纠缠历史旧帐，使苏共丧失威信
　　二、三十年代形成的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导致官僚主义、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等不正之风泛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遭到破坏，造成大量历史冤假错案。改革之初，为了“通过对历史的思考来理解改革的前提”，苏共领导人注意解决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先后为一些历史上被错杀、错判的苏共领导人、政治活动家恢复了名誉和党籍。这无可非议，正确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将有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增强党的威信，推动改革。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个限度问题，在揭露阻碍社会发展的种种因素，包括历史遗留问题之后，本应通过这些事实教育、团结人民群众向前看，克服困难、开拓未来。但戈尔巴乔夫却提出苏联历史“不应当有被遗留的人物和空白点”，“苏联社会不应该有不受批评的禁区”，并且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舆论工具”。这种一味放开的做法，事实上分散了社会注意力，而最危险的是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
　　苏共历史上的确有不少错误，特别是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党内斗争，致使大批党、政、军、社会团体的干部以及知识界人士受到不公正对待。这些错误使苏共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联社会主义蒙受耻辱。对此，苏共领导人应有清醒的认识。苏联社会和党内存在各类“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早就在“地下”积聚力量、酝酿着风暴。作为执政党、当权者，应该注意引导，化不利为有利，起码是无害，化解矛盾和冲突，使人民群众投身改革。而简单的不留“空白点”、不设“禁区”的做法，看起来很彻底、很客观，但后果可想而知，它必然使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历史和社会的阴暗面上，苏共作为执政党当然要对这些阴暗面负责，这不能不进一步损害苏共的形象，使其处在受审判的地位。
　　原本是想通过纠正以往错误，克服党自身缺点，动员人民投身改革，但由于措施不当，超出了限度，反而变成了授人以柄、号召人们攻击苏共自己的大败笔，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提供了攻击苏共和社会主义的口实。由此，在苏联社会上掀起了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否定斯大林模式，到否定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逐步升级的“思想运动”。作为“被告”的苏共及其领导人很难驾驭、控制这一思想运动。显而易见，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输家自然是苏共，而得益者当然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及其领导人对这种倾向不仅未能保持警惕，进而加以抵制和批评，反而袖手旁观，任其发展，甚至有时还有意无意地起推动作用。这势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严重的信仰危机，为苏联社会陷入混乱，直至国家解体埋下伏笔。
　　三、把民主、自由绝对化，造成社会思想混乱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以开展“公开性”、“民主化”运动而著称。早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的1984年，戈尔巴乔夫就曾详细论述过公开性问题，认为“公开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准则”。在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他再次专门论述公开性问题，指出扩大公开性，就是把国家和社会中发生的一切告诉人民，使党和苏维埃的工作“置于人民的监督和注视之下”，“扩大公开性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问题。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公开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群众的政治创造性及参加管理”。同时强调：“共产党人时时处处都要讲真话”，“我们应当使公开制成为不断起作用的制度”。
　　苏共领导人反复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认为“民主化是改革的决定性条件”；“主要的事情是民主化。这是达到改革的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无疑，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是想通过公开性、民主化，培养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社会主人翁意识，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改革。然而，实际结果却是人民并未被充分动员起来投身改革事业，反而形成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反思运动，它使苏共陷入不利的境地。
　　无论是从字面上，还是理论上看都完美无瑕，既“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又深得人心的公开性、民主化，为什么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呢？
　　应该说公开性、民主化本身并没有错，苏共领导人的许多论述也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他们过于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对苏联社会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程度估计过高，而对苏共历史上大量错误做法给全社会造成的心理创伤估计不足。 
　　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它不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而是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同时，包括俄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前的资本主义都未得到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出现和进行建设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可能是自发的过程，它必须由先进阶级的先锋队──革命政党来领导，一旦放弃这种领导，盲目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后果就不堪设想。因为这种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自发倾向只能是资本主义，或者更糟，陷入混乱。苏联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况。用戈尔巴乔夫宣称的“内容完全的和无条件的民主”来冲击旧的僵化的思想体系的结果，导致思想理论界的严重混乱和社会舆论的失控。各种反社会主义、反共势力在“自由”、“民主”旗号下兴风作浪，各种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章纷纷出笼，成为“时髦”。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在苏共党内不断发展壮大，苏共领导层、尤其是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声称“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就是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我们曾试图为建立真正的宗教和确定真正的耶稣而破坏教堂，但同时我们已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我们的宗教本来就是错误的，我们的耶稣是假造的”。
　　苏共领导人指导思想的混乱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思想的混乱，并使政治斗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苏共，而有利于“民主派”的变化。
　　其实，在政治过热，政治斗争超过了一定的限度，社会脱离了法制轨道，某种势力占上风的时候，人们往往为形势和激情所左右，身不由己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这种“民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更多情况下是无政府混乱状态，最容易被一些人和势力所利用。在此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给少数人发言权、保护少数人的权利的问题，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也是如此，不同的只是这一次是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占了上风。

　　　　                第二节 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到三权分立
　　　　                       ──联盟国家难以为继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然而，以1988年6～7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为转折点，改革的重心很快便转到了政治领域。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曾经以其口号响亮、动作大、涉及面广而引起世人关注，而也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致命错误，特别是由于苏共领导人未能正确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致使政治改革冲击、影响了经济改革和正常的经济活动。“政治热”影响了社会安定，给民族分离主义提供了大好时机，造成苏联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形成危机局面。
　　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集中在国家政权结构的改组、转型、重建上，也正是苏共领导人在国家政权这一根本问题上的失误，导致了共产党丧失国家领导权，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剧变，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共丧失国家领导权
　　从1985年4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改革政策到1988年，经过三年多的实践，苏共领导层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旧的官僚主义结构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国营企业法推行不下去，改革在许多地方出现“空转”。在此情况下，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加，而现有的政治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要使改革不可逆转，就必须首先坚决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刻改革，否则，经济和社会领域就不会出现任何重大变化。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把政治体制改革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从此，苏联改革的问题越来越多，政治形势日益复杂化，最终导致苏共领导权的丧失，使苏维埃成为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场所，造成全国性的“权力真空”和社会混乱。
　　第一，苏共领导人看到了苏联政治体制过分集权的弊端，力图通过根本改革苏联的政治体制来实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因此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机关转移的任务。
　　乍看起来，这种做法并无什么过错，划分党政职能，摆正党、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苏联早就应该作的事，然而，这次改革并不仅限于此，其核心在于使苏共交出国家领导权。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特点之一，就是苏共作为权力中心，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乃至具体政策和决策，实际上均由苏共、准确些说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并由其监督实施，而国家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只不过是在履行“橡皮图章”的认证职能而已。简言之，苏共实际掌握着苏联国家政权。国家权力机关由于长期听命于党的指示，而缺乏主动性，缺少领导国家的能力。以此为背景，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恢复苏维埃的“充分权力”，其结果是苏共交出了权力，苏维埃不可能立即掌握“全权”，国家出现了“权力真空”。苏联国家管理体系逐渐陷入全面混乱，经济失去了控制并遭受严重破坏。
　　第二，根据戈尔巴乔夫大力提倡公开性、民主化，迷信群众自发性的一贯思路，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提出实现国家权力重心转移时，决定以真正的、“完全符合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的原则”，使选举“成为所有社会阶层的代表、个人，以及共产党、社会团体和运动、个别候选人提出供选民评判的各种主张，进行正当竞争的天地”。
　　苏共及其领导人原打算通过直接、普遍的选举使共产党人掌握各级国家权力。然而，通过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苏维埃的自由选举，苏共党内的民主派、苏共的各种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却纷纷得手，许多苏共候选人败下阵来。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长期以来，苏联在各级苏维埃的选举方面的确存在着很多问题，如实际上的等额选举、由同级党委推荐、上级党委决定候选人的做法直接影响了选民的积极性，选举程序纯粹是走过场。人民群众早已厌烦了这种虚假的民主，而当公开性、民主化浪潮来临之际，由于苏共在策略上不是实行自下而上逐步展开的方针，而是“一步到位”，从基层政权机关到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律实行直选，使得苏共无法控制和引导群众的情绪。特别是改革以来，苏共历史上大量阴暗面被揭露，苏共逐渐被看作是影响改革的“阻碍机制”，社会上丑化、诋毁苏共的思潮泛起，各种社会团体、非正式组织积极活动，所有这些不能不影响选民的政治选择。苏共党内民主派和苏共的各种反对派正是利用群众的逆反心理，大造声势，抢夺苏共让出的苏维埃权力。他们不仅在1989年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取得了不小的战果，而且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也在许多地方得手。特别是1990年3月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在波罗的海三国议会选举中获胜，点燃了苏联解体的导火线。1990年5月激进民主派首领叶利钦当选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6月12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称该共和国的宪法、法律在其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同年所有15个加盟共和国相继发表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
　　第三，在各种政治思潮和派别十分活跃，政治形势对苏共十分不利的情况下，改变苏联国家权力结构，其结果是为各种政治思潮和派别提供了角斗场，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长期议而不决，人民群众远离国家权力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苏联联盟国家权威受到削弱。
　　根据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苏联把竞争机制运用到政治领域，开始借鉴西方议会民主模式“修改”苏维埃制度。1989年5～6月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改变了国家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国家代表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成为常设机关──议会。由于人民代表的选举和最高苏维埃代表（议员）的选举是在政治多元化和舆论对苏共不利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批苏共党内民主派分子、苏共反对派头面人物、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等等纷纷当选。他们把各种思潮带进国家权力机关，议会中形成23个议员团，议员们醉心于政治斗争。议会中争论、角逐不断，而在各种亟待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上争论不休、久议不决，严重地影响了经济改革和正常的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
　　尤其突出的问题是，这种国家权力结构的变化不仅限于联盟一级，也涉及各加盟共和国。在联盟国家权力机关受到本身各种政治势力争夺、角逐困扰的同时，加盟共和国民族分离、民族独立情绪日益高涨。各加盟共和国通过“自由”、“公正”、“直接”选举将一批苏共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选进新建立起来的加盟共和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加盟共和国一级展开与共产党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政治斗争。随着民族意识、民族情绪的不断高涨，一些加盟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和俄罗斯在各自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兴起了与联盟中央争夺从经济主权到国家“主权”的“主权战”、“法律战”，严重威胁了苏联最高国家权力的立法权，联盟中央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能力呈衰减趋势。到1991年形势急转直下，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首任全民选举的总统，7月10日正式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7月20日便签署显然是针对共产党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命令。共产党在俄罗斯的活动受到限制。
　　显而易见，正是由于苏共逐渐丧失联盟国家领导权，导致联盟国家威信的下降、权力的削弱；而正是联盟国家权力的削弱、威信的下降，为各加盟共和国的争权乃至分离提供了可能，为苏联解体开了方便之门。
　　二、从苏维埃到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根本变化
　　在联盟国家权力和威信受到各加盟共和国的挑战而日益陷入困境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并没有停下来认真总结一下改革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一下前一段工作的问题、疏漏、缺陷，思考一下这种改革计划是否符合苏联国情；而是仍然坚持急于求成的思维定势，把一切希望国家安定、保持苏共领导权、反对“激进改革”的人和力量视为改革的“阻碍力量”。在思维模式和政治选择方面越来越趋于“激进”，进一步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逐渐抛弃苏维埃制度，照搬西方议会民主制和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频繁变动国家权力结构，结果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第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国家权力重心从党的机关向国家权力机关转移的结果是，新的苏维埃权力体系不能正常发挥其管理国家的职能，国家逐渐陷入失控的境况中。在此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并没有从完善苏维埃政权体系本身、提高国家权力机关工作效率、认真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入手制定并实施改革战略，将各种政治斗争、民族运动纳入法制的轨道，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西方国家的政体模式，试图采用西方国家治理国家的方法来摆脱困境，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就其内容来说十分相似的进程”。此时，苏共领导人已不再从人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上来考虑改革和完善苏维埃制度，而转向从权力制衡方面去寻找出路了。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成为苏共领导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二，频繁变动国家最高权力系统，国家权力缺乏稳定性，使国家管理机构不能正常行使其管理职能。1985年以后的苏联先后四次修改、补充宪法，每一次都涉及国家权力机构这个重大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议会制、总统制、内阁制不断出台。而许多职务和新建立的机构及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又没有明确的权限划分。如总统制建立后，苏联总统和部长会议之间的权限出现重复，又未规定隶属关系，致使不久后又修改宪法，把部长会议改为内阁，确定了对总统的隶属关系。这种不断的变动不能不对国家管理工作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随着苏共领导作用的迅速消失，国家权力系统处于各种政治派别争夺的中心。首先，立法权的拥有者──议会成为各派政治力量角逐、争斗的场所，重大问题议而不决。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闹独立，宣布本加盟共和国的宪法、法律高于一切的情况下，苏联的立法机关实际上已形同虚设。最终就连苏联解体这种纯属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也无须经由它批准和宣布。其次，行政权的拥有者──苏联总统由于在政治斗争中失去了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苏联共产党，而变得无足轻重了。本来，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后，拥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后来还掌握了一部分立法权。但由于他自身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他不想、其实也不可能运用手中的权力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统一。再次，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就遇到了各加盟共和国挑起的“法律战”、“主权战”，根本无法正常行使护宪职能。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对苏联总统与9个加盟共和国总统发表所谓“9＋1联合声明”这种明显侵犯苏联议会立法权的做法也无能为力，更无法监督和阻止宣布苏联解体这种从宪法角度来看明显违宪的行为了。
　　三、从政治多元化到多党制
　　十月革命后，苏俄曾经有过很短的多党制时期，随后长期由苏共一党领导，在政治舞台上没有其他政党存在。过去苏联一直由苏共对其他社会团体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在苏共领导下工作，其主要领导干部均由苏共负责培养、选拔、安排。社会团体在配合苏共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其中最突出的是缺乏自主性、主动性。由于苏共对社会团体事务过多的干预，社会团体本身的积极性受到抑制，难以发挥联系、团结和教育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客观上成为苏共的附属组织。
　　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大力倡导公开性、民主化，提倡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逐渐放松了苏共对社会团体的领导，到后来基本上对各种群众性团体和组织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为多党制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第一，苏共领导人片面地强调个人、集团、群体利益，对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缺乏正确的引导、指导。从1988年开始，苏联涌现出大量“非正式组织”，只要这些组织打出“支持改革”的旗号，苏共领导人便无不倍加欣赏，奉为“群众首创精神的产物”，给予“大力支持”。对一些“非正式组织”中出现的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倾向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对各加盟共和国出现的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群众组织也缺乏认识和警惕性。认为“他们无关大局”。当一些“非正式组织”大肆进行反社会主义、民族分离活动的时候，苏共领导人却要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学会与之打交道，进行“有益的对话，合作”。
　　相反，苏共领导人对工会、共青团等原有的社会团体却作了不恰当的批评和指责，认为它们不能反映自己成员的利益，指责它们行动缓慢，跟不上“改革”的步伐。从而加速了这些组织的分裂和瓦解。苏联官方甚至片面地认为，大量的“非正式组织”的出现，是由于“‘合法的’社会团体常常变成了官僚主义的团体”，“现有的组织在工作状况、气氛和方法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改革之初，原有的社会团体如工会、共青团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适当调整与苏共和政权机关的关系，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正是由于苏共领导人错误的改革政策，造成了形势的复杂化，使得这些社会团体的工作十分被动。就连苏共都对千变万化的局势无能为力，更何况这些群众性社会团体了。如1989年夏季爆发的大规模矿工罢工，就给各级工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第二，苏共领导人以是否“支持改革”划线，把自发势力视为支持改革的力量，幻想依靠各种“支持改革”的群众自发组织来推动苏共和原有的社会团体进行自身改革，同时调动和唤起群众积极投身改革。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以支持改革为名相继成立。尽管当时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这些组织具有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色彩，苏共领导人还是支持了它们。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人民阵线很快就成了苏共的反对派，以夺取政权作为自己活动的目标，最终导致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而独立。
　　各种非正式组织的出现，严重冲击了原有社会团体，形成与其争夺群众的局面。一些非正式组织逐渐向政党方向发展，其中一些充当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非正式组织“民主联盟”1988年一出现便提出要求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即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要求改变苏联的政治制度。在反共势力日益发展壮大的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却以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其思想基础，接受社会政治斗争中的所谓“自由竞争”原则，为各种政党、派别的合法活动提供了依据。
　　第三，苏共领导人一改过去严格控制群众团体的做法，取消党对社会团体的领导，致使苏共失去了联系群众的重要阵地和桥梁，丧失了大批群众。改革之初，苏共领导人还坚持社会团体都应在党的领导下行使其职能的原则。时隔不久，戈尔巴乔夫便多次提到要在党和社会团体之间建立“新型的关系”，鼓励工会等社会团体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努力维护其成员的利益，不要受党政机关的约束。苏共二十八大纲领性声明中规定，苏共同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运动和组织合作，苏共同一切进步的思想政治派别之间的关系仅仅是“对话”和“伙伴关系”。苏共对群众组织放任自流的方针，使群众组织包括共青团组织纷纷宣布“独立”，这无疑削弱了苏共的影响，给苏共反对派以可乘之机。后者利用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大肆攻击苏共，扩大自己在社会团体中的影响。一些非正式组织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大做文章，公开把反对苏共作为自己的主要口号，通过与苏共的对抗来提高自己的威望。
　　第四，苏联始终缺乏应有的法律来规范和限制社会团体的活动。首先，作为执政党，苏共及其领导人并未依法对非正式组织的活动进行合理的和必要的限制和干预，也未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组织的活动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制止，而是对非正式组织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活动采取了姑息纵容的态度，实际上损害了宪法和法律的严肃性，丧失了手中强有力的斗争工具。其次，法律的制订工作大大落后于现实生活。当各种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并积极开展活动时，实际上它们处于长期缺乏法律规范约束的状况中。当无政府主义已经在全国蔓延起来之后，苏联才于1991年颁布了工会法和社会团体法，而到此时，这些法律已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了。再次，苏联多次修改补充宪法和有关法律，既动摇了法律的稳定性，又为各种组织的活动留下了活动空间，而且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漏洞，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团体的存在和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改革后期，随着多党制政治现实的出现，各种社会组织和政党逐渐变成少数政治家手中的工具，人民群众通过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权实行监督，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途径事实上已被切断，政治斗争更加混乱无序。

　　　　                第三节 苏共从节节败退到自行瓦解
　　　　                       ──联盟国家丧失赖以生存的支柱

　　统一的苏联之所以能够存在，主要的是因为有统一的苏联共产党的存在。1922年苏联成立后近70年的苏联历史表明，苏联共产党对维系苏维埃联盟国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苏联共产党自身的分化、分裂和瓦解，斩断了联盟赖以存在的支柱，联盟的解体接踵而来。 
　　一、从“革新”党到削弱党、取消党
　　改革之初，苏共领导人对苏共满怀信心，声称“苏联共产党今天拥有一千九百多万党员，他们有着统一的目标、意志和纪律”，然而，仅仅过了五年多的时间，到1991年8月苏共这样一个列宁亲手缔造的、创造了无数功绩的大党便在党内反对派、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民族主义势力的联合打击下土崩瓦解。这其中，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对苏共的“革新”显然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改革初期，针对苏共自身存在的问题，在划分党政职能、贯彻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政策、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监督、反对官僚主义等方面，苏共领导采取了一些措施。其中不无偏差，但基本上还是为了改善党的领导，因此曾经受到广大苏共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然而，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特别是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党的问题上的错误越来越突出，从改善党的领导转向根本改变苏共的性质，根本改变苏共在苏联政治体制的地位和作用。结果，党的自身改革变成了党的自我取消、自我瓦解。
　　第一，苏共领导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错误地划分党政职能，机械地套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从以党代政、党包揽一切的极端走到放弃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另一个极端。苏共在苏联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一变再变，最后仅仅等同于一般群众社会组织，丧失了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权。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改革初始阶段还认为党是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人，“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新进程”。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受挫、政治体制改革的开始，苏共逐渐被当成改革的“阻碍机制”，其作用、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是苏共权力转移和削弱的开端，会议决定将全部权力“归还”给苏维埃，规定党的职能应是政治先锋队，而不是对苏维埃和社会团体实施直接的领导；党通过在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苏共的政治方针；凡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问题都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研究解决；党不能作出含有对国家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组织直接指示的决定。也就是说苏共不应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和领导者。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后，长期由党掌握的国家权力开始迅速转移到人民代表大会和苏维埃。
　　1990年苏共二月全会决定放弃苏共在政治体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宣称：“苏共同其他社会政治团体和群众运动一样，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将自己的代表推举到人民代表苏维埃。党将不再独揽国家大权。它的作用是成为通过共产党员发挥作用的、经民主认可的政治领袖，不觊觎特权和在苏联宪法中巩固自己的特殊地位”。随后召开的苏联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关于苏共领导作用的苏联宪法第6条；同年10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社会团体法》以及苏共二十八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以宪法、法律和党的纲领性文件的形式把多党制固定了下来。随着苏共党内分裂的加剧，以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立主义为宗旨的各种政党、团体、运动大量涌现，它们联合苏共党内民主派，利用苏共在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失误，借助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展开自下而上与苏共争夺国家领导权的斗争。通过“自由”选举，苏共从1990年开始便一步一步地丧失许多加盟共和国和俄罗斯大、中城市的执政地位，最终在1991年“8·19”事件之后迅速瓦解，彻底丧失了国家领导权。
　　第二，对党自身的“改革”导致党内各种思潮泛滥，苏共开始分化。苏共领导人在苏共党内民主派的压力下，不断妥协、退让，为弥合党内裂痕，维护党的表面上的统一、一致，顺从反对派意愿，主动或被动地“校正”党的坐标，逐渐改变了党的性质，使党丧失了战斗力，越来越脱离群众，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打击下，无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改革时期，社会思想异常活跃，社会上各种思潮、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而且，作为聚集了“社会精华”的执政党的苏共，其内部，特别是党的上层围绕着改革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各种思想的碰撞、交锋在所难免，这对改革大局、对苏联社会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社会面临变革的关头，出现各种思想，发生思想交锋和冲突并不奇怪，关键是作为执政党的苏共，特别是其领导人应该把握大局，引导全党和全体人民把力量放在推动改革、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上去，而不应一味地纠缠所谓的“理论问题”、“历史问题”，置社会经济生活于不顾，同时还应根据改革现实生活的需要，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其目的当然只能是加强和完善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然而，苏共领导人对苏共自身的“革新”逐渐走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民主化、公开性，以及取消作为党的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代之以民主制，为党内不同声音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缺乏必要的组织约束，任意的党内“民主”，造成了党内派别的形成，各派之间的争斗加速了党内分歧和党的分裂，而这种分歧和分裂又反过来加剧了党内的斗争，从而一步步将苏共推向自行瓦解。在此过程中苏共领导人在党内日益壮大的民主派的压力下，步步退让，在有关苏共发展大方向上主要参照民主派的意见，对苏共进行不断“革新”。1990年苏共28大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性声明，标志着苏共的“彻底革新”已由党的纲领性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根据这一文件，苏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关于党的地位和性质：随着规定苏共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中地位的宪法第6条的被取消，苏共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苏共坚决舍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地位，舍弃取代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将苏共改造成为能够表达并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根本利益，在公民社会范围内发挥作用的名符其实的政党”。在这里，苏共不再是“把苏联工人阶级、集体农庄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先进的最有觉悟的部分联合起来的、苏联人民战斗的久经考验的先锋队”，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党、“全体苏联人民的党”。更不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苏联宪法（1977年）》第6条）了。
　　2、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接受社会民主党人社会主义思想来源多元化的观点，“主张创造性地对待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张在建设性地反思20世纪的历史经验以及摆脱教条主义解释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产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必须利用人类智慧的优秀成果，必须利用世界各国在有效的经营管理、解决社会问题、发展民主制度方面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加进了一系列西方社会民主党以及西方的思想内容。
　　3、关于党的奋斗目标：虽然仍提“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政党”，但苏共所向往和追求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即把实现人权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
　　4、关于党的组织原则：主张实行党的民主化，“坚决否定在行政命令体制条件下形成的那种民主集中制，那种僵硬的集中制”，代之以民主制。
　　第三，虽然苏共领导人一再强调要实行党内民主制，坚持集体领导原则，然而，事实上苏共仍然沿袭了苏共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甚至总书记一人手中的传统。苏共特别是其领导层始终未改变决策不民主、不科学、脱离实际、唯意志论盛行的状况。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改革初期虽然宣称“苏共是改革的倡导者和领导者”，但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实践中从未认真依靠全党和党组织来推动改革。他掌握着党的最高领导权，却未能领导苏共去认真、客观、实事求是地总结党的历史和实际经验，制定明确的改革战略，而是随心所欲，把自己的意志和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甚至极为错误的东西强加给党。从他上台后不久提出的“加速战略”，到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改革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直至1991年“8·19事件”后在没有召开任何党的会议、没有通过任何民主程序的情况下自行发表声明“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所有这些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虽然以“民主”倡导者自居，但他们并不认真听取党内的不同意见，他们无视党的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呼声。他们虽然指责斯大林的独断专行、不民主，其实他们自己也并未摆脱斯大林时期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工作作风，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把党当作自己任意摆布的工具。
　　二、落伍的“先锋队”──分化、分裂、瓦解
　　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党的建设和“革新”方面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不能不对苏共产生消极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在改革时期，苏共不仅未能克服以前的痼疾，反而增添了新的病症，党的肌体受到严重损害，战斗力不断下降，党内危机不断加深。在党内外反共势力的联合进攻中，苏共不断分化、分裂，最终自行瓦解。
　　第一，苏共领导层在有关改革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分歧不断加深。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败坏，党的纪律对这些“要员”没有多少约束力，致使党内健康力量的声音往往被时髦的“激进”言辞所淹没。在社会上政治“过热”，民众中激进情绪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党内“激进民主派”逐渐占据了优势。而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奉行的“中间路线”在客观上帮助了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使这派力量逐渐坐大。苏共领导层的动摇、分裂将苏共和苏联社会带入政治动荡之中，引发并坚定着苏联社会的分裂。
　　第二，长期以来，苏联党政干部生活待遇特殊化严重。毫无疑问，苏共干部绝大部分当初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但由于苏共干部政策方面的种种弊病，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蜕化变质，从而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个由中高级领导干部组成的、脱离群众、只关心个人权力和物质利益的特权阶层。改革时期，这个特权阶层更多的是关心保持并进一步提高自己现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在党和国家遇到危险时，他们往往患得患失、“顺应潮流”、见风使舵。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很早就抛弃了以前的信仰，转而走上摧毁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因为他们知道，在社会经历大变革、直至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时，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关系网、社会地位等等，获得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所能得到的要多的好处。目前俄罗斯最富有、最有影响的企业家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党政机关要员，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即使一些多少有些“良心”的人也不过是厌烦政治，远离政治生活而已，而在原苏联党政干部中敢于奋起反对国家资本主义化的毕竟是少数。从总体上说，苏联特权阶层的利益取向的变化对苏共的瓦解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苏联改革转入政治领域后，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经济连年下滑，民族矛盾、冲突迭起，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苏共党的基层组织人心涣散，党的工作陷入瘫痪，丧失了联系群众、团结群众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作用，况且这时党的方针政策也往往是自相矛盾、不符合苏联社会实际。普通党员思想混乱、迷惘，大批党员对党和国家前途悲观失望，纷纷退党、脱党，1990年退党人数多达180多万人，苏共开始从内部瓦解。
　　第四，苏共组织纪律性受到削弱和破坏，苏共的派别化和联邦化倾向不断发展，苏共瓦解终成定局。
　　苏共领导人一再强调：“党的革新要求对党进行深入、包罗万象的民主化，重新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重点放在民主化、党员群众的权力上面”。并认为，“这将有助于苏共这一完整组织的巩固，提高它在人民当中的威信”。然而，事与愿违，片面强调党内“民主”，不讲党的组织纪律，否定、取消民主集中制，把任何要求加强党的组织纪律的呼声视为“保守”、斯大林“兵营式社会主义”的残余，所有这些使得苏共越来越失去工人阶级先锋队、社会先进部队的特性，而变成一般性的社会团体和“争论俱乐部”。
　　过去，特别是在斯大林时期，苏共党的组织从上到下培养出了一种绝对服从和盲目服从党的决定的风气，党的生活缺乏生气，上层领导为所欲为，犯了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普通党员群众缺乏政治积极性。“党确实是统一了，但这种统一是靠取消一切民主讨论党的政策的机构，以及不断消除和肉体上消灭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来达到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不可能长期保持没有不同意见和不同思想的状况。苏共党内早在50、60年代就存在着一些思想和政治派别和集团，只不过是没有公开自己的纲领罢了。以往由于有党的纪律约束，苏共党内控制严格，不允许派别存在，保持了党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强制性，党内很少有正常的不同意见、观点的表露和思想交锋，影响着党内民主和党自身的发展。
　　改革时期，国家和社会面临着为数众多的问题，社会上和党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不同看法、不同观点，这不足为奇。问题在于苏共领导人应对党内意见、观点进行引导，使之有利于改革，有利于党的建设，而绝不能任其自由发展，破坏党的纪律和统一。苏共领导人推行公开性、民主化运动的结果之一是将党等同于一般群众组织，以“民主”作为党的活动准则，放松，甚至放弃对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组织纪律要求，任由党内“自由”争论、“自由”结派。虽然在口头上也反对党内派别活动，但始终未采取有效的组织措施，一味地迁就、退让，致使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前苏共党内形成了所谓“正统派”，即“马克思主义纲领派”（被民主派称为保守派、保守的斯大林派等），“温和改革派”（亦称“苏共主流派”）和“激进民主派”（即“民主派”、“苏共民主纲领派”）三大派，它们分别向苏共二十八大提出了各自的纲领。
　　苏共派别化是苏共瓦解的决定性原因。由于没有有效的组织纪律约束，党内各种派别之间，特别是“民主派”与“正统派”之间的对立不可调和，而所谓的“主流派”实际上又是试图走中间路线的力量，它，特别是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更多地并越来越多地向“民主派”靠拢。这种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严重地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和完整统一，使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况中，同时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带动了社会的政治分化。
　　在苏共遭受党内派别化折磨的同时，另一种直接威胁着苏共组织统一的倾向也形成并迅速发展，这就是苏共“联邦化”倾向。它对苏共组织的破坏作用不亚于派别化倾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对苏联这个联盟国家的生存造成的威胁更为直接，可以说苏共的“联邦化”是苏联解体的序幕。
　　苏联在法律上和形式上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在其成立过程中列宁等领导人始终坚持共产党组织不能像国家体制那样实行联邦制。“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共产党，它有领导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各部分党的工作的统一中央委员会。党的各部门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俄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机关的一切决议，不管其民族成分如何。乌克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享有党省委员会的权利，并完全服从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里，道理很简单，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俄国共产党必须团结统一，而不能按民族、民族国家划分。否则，必将对联邦制国家的统一和存在造成消极影响。
　　戈尔巴乔夫时期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唤起了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关注，政治参与意识普遍增强，而且也唤起了民众的民族意识，这不仅使一些政治派别、政治力量有了生存、发展、甚至与苏共争夺国家各级权力的可能，而且也使各种民族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派别和力量获得了打着“改革”旗帜在本民族和本民族共和国广泛开展活动、影响当地民族人群社会意识的机会。
　　苏共内部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改革时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一部分较发达地区的共和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的党组织中的许多共产党参加了当地民族主义组织——人民阵线（在立陶宛是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的活动。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开始时还只是要求联盟中央下放经济权力，这符合改革的需要，随着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民族主义方向发展，它们便相继“顺应”，或者说迎合当地民族主义势力的要求，逐渐提出独立、退出苏联的政治要求。共产党组织相应地发生分裂，1989年12月立陶宛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立陶宛共产党分裂为维护苏共组织统一、反对立陶宛共产党独立于苏共的“苏共纲领派”和要求立陶宛共产党独立的“立陶宛共产党独立派”。由此，开始了苏共“联邦化”进程。
　　2、改革时期，历史上遗留的一些民族纠纷、民族矛盾开始爆发，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之间围绕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的争端。这一争端始于1988年2月，后来由危机发展到流血的武装冲突。在此问题上，两个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站在各自民族国家的立场上，从而使两个共和国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双方的党组织实际上也已处于对立状态，苏共的团结、统一已无从谈起。
　　3、在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要求独立的浪潮中，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受到强烈刺激，民族情绪日益高涨，而作为苏共最大党组织的俄共历来直接归苏共中央领导，没有自己的党中央，只有俄罗斯局。1990年8月，成立了俄共中央。不管其愿望如何，俄共中央的成立完成了事实上的苏共联邦化进程。此后，苏共便更加一蹶不振，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
　　苏共领导人“革新”苏共的实践最终使苏共陷入绝境，一些人设想在苏共身边增加一些竞争者，以便使苏共克服党内生活停滞现象、焕发活力的“良好愿望”未能如愿，相反却使苏共陷入灭顶之灾。而苏共的不断衰弱，直至瓦解，不仅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改变国家社会制度扫清了障碍，而且也为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摧毁联盟国家扫清了障碍。1991年“8·19事件”后苏共自行瓦解，同年12月苏联便正式解体，这两个重大事件间隔短短几个月相继发生，决不是偶然的。 
　　第四节 政治改革、社会动荡与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直接导致了苏联的剧变和解体，但是，显而易见并不能由此而断言苏联不需要、不应该进行改革。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苏联长期以来未能顺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需要调整政策，进行改革，延误了改革时机，才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给后来的改革增加了难度。
　　在分析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及其领导人的错误时可以发现，他们在改革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领域、不同问题提出的许多思想、观点，除一些有明显错误外，其他绝大多数原则上很难说有什么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的进程并未能按照苏共领导人设计的方案（如果有的话）发展，苏共领导人的各种思想、观点，或者在实施过程中变了样，导致了另一种后果，或者根本无法实现，成了空洞的口号。在这里，苏共领导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忽视改革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关系以及领导者个人性格、品质上的弱点，等等也起了消极的、并非无足轻重的作用。
　　一、“激进”的政治改革——欲速不达
　　纵观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政治领域的改革，可以发现围绕着政治改革实际操作本身，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改革突破口的选择、改革任务的前后次序、改革的速度等一系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也出现了重大失误。当然，在这方面的问题与我们已经分析过的苏共及其领导人的原则性错误和重大失误相比是处于第二位的、从属性的问题，但它们对于苏联政治领域改革来说仍然具有重要影响。正是由于改革实施策略的失误、改革目标多变、缺乏延续性，等等，加速了原则性错误造成消极后果的过程，促使社会向苏联剧变、解体的方向急剧转变。
　　第一，苏共领导人虽然一再强调改革需要“新思维”，然而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提出到实际运作过程来看，他们在思想方法上还是沿袭了苏共历届领导人的传统：急躁冒进、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超越实际，唯意志论盛行。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一项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从改革的总体规划到改革的每一步骤的具体实施都需要慎之又慎，同时还要根据实际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具体政策措施，在不断探索中求取进步。苏共领导人从提出改革任务起，在思想观念上一直存在着不切合实际、超越现实、急于求成的问题，发展趋势是越来越“激进”。从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加速战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国家权力结构，到1990年二月全会提出取消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宪法第6条、实行多党制，苏共二十八大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列入党的纲领性文件，随后在国家权力体制上实行总统制，等等。
　　苏联改革的整个进程表明，苏共领导人对本国国情、对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苏共历届领导人超越时代、追求宏伟目标的传统思维模式在戈尔巴乔夫这一代领导人身上充分体现了出来。只不过这次不再是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是急切地向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退一步说，不谈这种目标是否正确，即使实现政治体制的转变，也得循序渐进、一步步地来，不可能用“革命”手段一蹴而就。
　　第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苏共领导人热衷于国际舞台上的频频亮相和国内政治领域层出不穷的新举措、新方案，而缺乏将每一具体改革步骤贯彻始终。改革战略上追求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与改革策略脱节、措施乏力之间的矛盾十分明显。
　　苏共领导人缺乏一种深思熟虑、贯彻始终的改革思路。最初是对苏联社会存在的问题缺乏全面认识，把改革看得过于简单，而当认识到在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的情况下不可能进行重大经济改革之后，又集全力于政治领域，偏移了经济改革、经济工作这根主线。同时，又把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对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改革的具体步骤上缺乏相对稳定性；各个不同措施、具体步骤之间缺乏连续性，常常是转弯太快，前一阶段的各个措施还未真正落实，后一个措施又出台了，从而造成操作上的混乱。
　　第三，由于对改革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苏共领导人在改革的前期充满盲目乐观情绪，认为通过改革可以一下子解决多年积累的问题，使国家经济迅速扭转颓势、走向繁荣。在人民群众面前展现出一幅幅光辉的前景，对人民群众许诺过多，使人们对改革、对迅速改变国家现状、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平充满希望和企盼，有时甚至是理想主义的幻想。
　　社会期望值的不断提高与现实生活中种种不随人愿状况的增多之间的明显反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情绪的激进化和“政治热”。在群众被激情所鼓舞和控制的情况下，激进民主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情绪大行其道，整个社会逐渐陷入危机、失控状态，根本谈不上进行改革了，甚至连正常的经济活动都受到了影响。所谓激进的政治改革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动员群众的方式上、改革目标的选择和宣传上是激进的，而在实际效果上则欲速不达，造成改革进程混乱、失控、迅速向着另一种方向急剧转化。
　　二、领导集团行为能力上的欠缺——并非无足轻重的因素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即斯大林模式的问题，苏联历史上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曾有过几次改革的尝试，但都未能根本解决这一问题。改革常常是浅尝辄止，不仅未能突破斯大林模式，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一模式的弊端。戈尔巴乔夫这一届苏共领导人看到了这种模式的种种弊病，认识到不能再照此老路走下去了。当然，他们的认识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是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出现了偏颇之处。尽管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问题，然而，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发生剧变和解体的，显而易见，作为掌握着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苏共领导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于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在改革时期的失误、错误，我们已在以上有关章节里进行了探讨，在这里将着重分析苏共领导层个人素质、能力等方面的问题。
　　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是十分困难和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得益于旧体制、旧制度的人们心里不满意，而可能从新制度中得到好处的人又往往只是不太热心和不太可靠的支持者。这在像苏联这样具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困难、危险客观上要求党和国家的领导集团具有非同寻常的坚定意志和坚定信念，具有非凡的勇气和才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苏联领导人在创造苏联历史的时候，必然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受到长期在苏联发挥作用的体制、制度的影响。他们本身便是由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造就出来的，同时他们又对这种模式有自己的认识，其中一部分人逐渐成为这一模式的改革者和“叛逆”。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们在改革过程中具有某种明显的弱点。
　　第一，依靠原有体制下干部任命制度和由此产生的各级干部，来改革这种体制、革新这种体制下的干部队伍，这两者之间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导致“体制外”的干部队伍逐渐成熟并成为苏共的直接竞争对手。
　　长期以来苏联各级干部的任何一次任免都是由上级私下内定的，苏共党的任命制度、实际上存在的“官名录”造就了一批批唯唯诺诺、听命于上级、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阶层，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本质、核心和社会基础。苏联整个国家机器正是依靠着这种从上到下、从国家最高权力直至植根于社会最基层的一般生产单位的一整套“钦定官员阶层”来维持和运作的。当然，这只是就苏共干部政策的实质而言，并不是说这种任命制度就只能培养只为自己谋求私利和权力的投机者和势力小人。
　　至于苏共领导层，其成员更是经过这种“官名录”阶梯，通过个人努力和上级培养、垂青，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他们中间不少人虽然对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决心对其进行“根本”改造，但既然他们本人就是这种体制的产物，往往自觉不自觉地采用早已习以为常的办法、手段来选拔“支持”、“拥护”改革的干部，习惯于提拔、重用那些听命于领导人、为领导人唱赞歌的干部，而不喜欢，甚至厌恶那些敢于直言领导人缺点、错误的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以“是否拥护改革”划线，大批撤换干部。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苏共干部政策并未摆脱旧体制的影响，甚至还将这一体制在干部任命制度方面的弊端发展到了极限。
　　随着对原有体制的改造，特别是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涉及到国家政权机关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国家政权机关的选举制度的变化（以“自由”选举代替任命制）使一批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干部走上国家领导岗位，他们的合法性、在民众中的支持率显然高于原有体制下产生的干部，特别是苏共内定的干部。在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的选举中苏共候选人屡遭败绩，这一事实本身便表明苏共旧的干部任命制度已近终结。而这一干部任命制度的终结又预示着苏共及其领导人将无法对后来的社会发展进程进行有效的控制。
　　第二，宣传上、口头上大谈民主，时而以集体讨论、集体决定为口实，推卸领导责任，优柔寡断，时而独断专行、一言堂、听不进不同意见，这在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苏联、苏共干部队伍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发扬民主不够，党和国家上层更是唯总书记指示是瞻。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时期，虽然大讲民主化、公开性，大力评判历届领导人决策不民主，但他本人在决策方面仍继承了他的前任们的许多作风。这种状况使得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变成了现实。正如与他共事多年的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所说：“就其气质和性格，戈尔巴乔夫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首脑。他不具备充当首脑的素质，完全不愿作出权威的决断，总是无休止地讨论，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没完没了地争论，并借机不作最终的决定，花言巧语，不置可否，不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他从不对任何错误决定承担责任，总是以所谓集体研究通过决定为掩护推卸责任。但是，仅是改革之初曾有过集体决定，而稍后就由他个人专断”。
　　第三，热衷于“理论上”的创新、突破，过分迷信民主，被民主束缚住手脚，在关键时刻缺乏果断行动，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突出的缺陷。纵观戈尔巴乔夫当政6年多的实践，可以发现苏共领导人在个人性格上有一些明显弱点。一方面，是好大喜功，倾全力于国际舞台上的外交活动，热衷于高峰政治舞台上的领袖形象表演，能言善辩；另一方面，在具体实际工作中又缺乏坚韧不拔精神、始终如一的信念和追求，特别是在改革后期常常是一遇某种政治势力的抵制，便迅速改变政策，举棋不定。在国内反对派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甚至就是在行使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这种天经地义的职责时也不理直气壮，缩手缩脚。面对一系列破坏社会秩序、制造民族纠纷和冲突的行为，不愿或不敢承担“不民主”罪名行使国家权力。正是在苏共领导人被民主辞藻所陶醉、捆住手脚，一味软弱、退让的情况下，反对派和民族主义势力不断发展壮大。
　　三、 社会制度的剧变与国家解体
　　一般说来，社会变革、社会制度的变化本身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瓦解，反过来说，国家的解体也并不一定非要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1991年，苏联这个多民族的联邦制社会主义国家却相继发生了社会制度剧变和联盟国家解体这两个重大事件。这显然与苏联的国情有关。民族问题、国家结构上的缺陷和问题对国家的解体起了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经济、政治领域的问题是造成社会制度演变的重要原因。社会制度演变过程促进了国家解体的过程并为其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这两个过程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景象。
　　在苏联政治体制中苏共的地位特殊，苏共名义上是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统一的苏联共产党不仅肩负着维护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任，而且也肩负着维护联盟国家完整、统一的重任，在改革年代同时又面临着自身改革、革新的任务。正是在此背景下，苏共成为其政治上的反对派──苏共党内和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各加盟共和国中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共同敌人。苏共既阻碍着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夺取国家政权、扭转国家发展方向企图的实现，又阻碍着各加盟共和国“地方精英”和民族主义势力摆脱中央控制，走向独立道路“雄心”的实现。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发动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实际上就是使国家政权陷入混乱和瘫痪。维系联盟国家的支柱——苏共的瓦解、国家的失控，造成社会制度的剧变，随后便是苏联的解体，这就是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