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俄罗斯能否重新崛起”虽然是现实的和前瞻的问题，但是答案却藏在俄罗斯历史的深处。本文尝试展开俄罗斯历史的视野，从俄罗斯文化对其民族性格和社会发展道路影响的视角，阐释俄罗斯民族发展呈现出“东方化—西方化—东方化”、“分—合—分”“钟摆性”的周期，以及这种周期与俄罗斯民族兴衰的联系。论文认为，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曲线来看，叶利钦/普京时代处于一个新的“西方化”的、“合”的兴衰周期的起点。当然，俄罗斯崛起的道路将崎岖曲折、荆棘丛生、关隘重重。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 民族性格 发展钟摆性 兴衰周期

【作者简介】黄立茀，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硕士。

苏联虽然早已经走进历史，然而，那个昔日世界第二超级大国的庞大背影还留在人们的视野里。虽然苏联早已在10年前裂成了十五块“碎片”，虽然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以后经济下降了一半 ，人们似乎难以忘怀苏联在辉煌年代的雄风，而且常常把它作为思考的参照物，在问：“俄罗斯还能够再崛起吗”？

“俄罗斯还能够再崛起吗”？本文将展开俄罗斯历史的视野，尝试着寻找俄罗斯发展的逻辑曲线。如果找到了这条逻辑曲线，也就找到了俄罗斯将可能走向何方的路径。

一、俄罗斯民族发展的钟摆性

如何寻找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曲线？俄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间断性是俄罗斯历史的特点”。他说，“与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的意见相反，俄罗斯历史很少是其本性所固有的东西。俄罗斯历史上已经存在了不同形式的五个时期。有基辅罗斯、鞑靼压迫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的俄罗斯、彼得的俄罗斯和苏维埃的俄罗斯。可能还将有新的俄罗斯”。如果同意别尔嘉耶夫对俄罗斯历史的分期，同时把苏联解体以后的叶利钦—普京时期看作一个新的俄罗斯，俄罗斯有六个时期。别尔嘉耶夫的概括似乎是有道理的，起码从表面看起来，俄罗斯这六个时期无论在与外民族关系方面，还是在社会发展道路方面，似乎左右摇摆、大起大落。再仔细考察，这种左右摇摆、大起大落并非混乱无序，其中似乎呈现出像“钟摆”一样动荡的规律。那么，“钟摆性”能否概括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点呢？

不妨作一个粗线条的考察。纵观俄罗斯第一个国家——基辅罗斯诞生后至今的一千多年，在民族关系层面，俄罗斯似乎是在对其他民族征服、控制权的夺得与丧失之间摇摆；第一个时期的俄罗斯，即公元10－11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英勇拓展疆土，创造了“野蛮光荣”；第二个时期的俄罗斯，即鞑靼时期，不幸陷入长达两个半世纪（13世纪上半叶－15世纪下半叶）鞑靼“奴役的血腥泥潭”。而第三、四个时期，摆脱了鞑靼统治后的莫斯科的俄罗斯和彼得的俄罗斯（15世纪末－20世纪初），却又奴役了许多民族，使俄罗斯成为“各民族人民的监狱”和“欧洲的宪兵”。 第五个时期，十月革命后，沙俄帝国崩溃，1922年12月以俄罗斯为中心建立起多民族苏维埃联盟国家，通过中央集权计划经济，控制了其他加盟共和国，继而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超级大国。但是斗转星移，1991年底，苏联“帝国”崩溃，加盟兄弟分家“自立门户”。 第六个时期，1992年以后，叶利钦的俄罗斯积极推进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前苏联国家一体化进程，意图恢复、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影响。90年代底，建立了“俄白国家联盟”……

俄罗斯发展的钟摆性似乎还体现在社会发展道路层面。我们看到，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第一次打开通向西方之门；而后鞑靼汗和莫斯科大公为了加强统治，又关闭了这扇大门。彼得一世为了富国强兵，第二次将国门向西方洞开，开创了近代俄罗斯欧化之路；苏维埃时期，由于教条式地理解“帝国主义腐朽论”和受到“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俄罗斯再次对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观念采取了封闭的态度。叶利钦—普京时期，实行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制，开始了全面西方化的一个新的周期……

如果将上述六个俄罗斯的发展轨迹连接成一条曲线，确实看到了类似“钟摆”发展的周期性，而且叶利钦—普京时期恰好处在一个寻求对外扩展和西方化的新周期的开端。这样，就有两个问题要讨论：第一，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钟摆性”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受到了某种内在逻辑的制约？如果俄罗斯历史发展中果真存在着这种发展的内在逻辑，那么，它是什么？第二，在这种逻辑作用下出现的俄罗斯发展的“钟摆”性，与俄国的兴衰是否有什么联系？

二、钟摆性的动因：制约俄罗斯民族发展的两对矛盾

俄国发展的“钟摆性”，直接受到了俄罗斯文化和民族个性的制约。俄国文化最突出的特点——具有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性和斗争性，缺乏理性精神以及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矛盾的、好走极端的民族个性，在俄罗斯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富于扩张精神的民族个性，制约着俄国发展，走出了“钟摆”式的道路。

首先考察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哲学家、思想家、理论家对俄罗斯文化特点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虽然对何为俄罗斯文化缺乏一致和成熟的看法，但是关于俄国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撞，得到较多的共识。别尔嘉耶夫这样概括俄罗斯文化的这一特点：“俄罗斯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巨大的东方—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

俄罗斯文化的这一点是独特的。而这一独特之点，首先植根于俄罗斯具有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两种土壤。公元982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将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正教定为国教，在孕育之中的俄罗斯文化注入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基因；17世纪末——18世 纪初，继彼得一世开创了欧化改革道路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了“开明专制”，亚历山大一世对农奴制进行了有限自由主义的改革；同时，在俄国启蒙运动逐步开展、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贵族资产阶级十二月革命党人、及平民知识分子反对封建农奴专制的奔走呼号乃至流血牺牲之下，西方文化逐步融入了俄罗斯技术、行政管理、科学、教育、思想、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逐渐渗透并生长为俄罗斯文化的血肉之躯，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但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资本 主义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封建农奴专制制度的束缚，因此西方文化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其运行还仅限于社会的上层。

滋润俄罗斯文化的另一种土壤，是长期实行东方式政治制度积淀的东方文化。俄罗斯疆土广袤，气候寒冷恶劣，客观上需要强大、集中的国家进行治理。其次，遵循着宗法原则的农民村社制，也为东方式的集权、专制制度提供了经济基础。公元13世纪，鞑靼金帐汗征服了罗斯，运用君主绝对权威的专制制度统治罗斯，使罗斯大公们获得关于专制统治的示范，并在今后国家发展中摹仿、发展为中央集权制。罗斯国的中央集权制，已经类似于东方的政治制度。普列汉诺夫指出了这一点：“莫斯科罗斯的社会政治制度，同伟大的东方专制国家极相仿佛”。罗斯国政治制度的东方化，为沙皇农奴专制奠定了政治基础，在沙皇农奴专制制度对俄国社会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中，“集权”、“专制”积淀成为俄罗斯文化的发达的“根系”。别尔嘉耶夫精辟地指出，“俄罗斯式的思想体系始终是集权主义的”，集中反映了俄罗斯文化中东方文化的成分是内在的、基础的特点。

俄罗斯文化的另一特性，是缺乏理性精神。这一文化特性，首先与俄罗斯地理环境有关。俄罗斯学者指出，“由于俄罗斯平原广袤无垠，缺乏中介和变化，使俄罗斯人民很难把握如此广阔的空间，并使其定型。与此相适应，俄罗斯人民不懂得方法。”其次，俄罗斯民族缺乏理性精神，主要与俄社会形态的影响有关。理性精神作为科学探索与认识的前提，在欧洲文艺复兴破除中世纪宗教迷信之后，伴随资本主义的成长而获得发展，并积淀为一种文化特征。在俄罗斯，直至19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实行以封建农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沙皇专制制度。简单重复的封建农业生产方式，极为封闭的村社农民生活，加之宗法村社制与沙皇专制对农民的绝对统治，在农民中形成了驯顺的心理特征。近代以来，俄罗斯农民一直占全国人口的90%，因此，因循守旧代代相袭下来。

那么，俄罗斯文化是怎样影响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呢？

在俄罗斯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观念、意识、思想滋养了俄罗斯的民族个性。首先，俄罗斯文化的双重性，在俄罗斯民族精神中外化为东、西方两种价值观寓于一体、相互冲撞的矛盾性。别尔嘉耶夫精辟地描述了这种民族个性：专制主义与自由放任；国家至上与无政府主义；倾向暴力与人道和柔顺；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与无个性的集体主义……往往共居于俄罗斯人的灵魂内部。

其次，俄罗斯民族缺乏理性精神，则使其思维“好走极端”，“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

俄罗斯民族个性的另一特点，是富于扩张性。俄国国内外许多学者都认为，俄罗斯这种民族个性，与罗斯发祥于欧亚平原的地理环境有关：首先，自卫迫使俄罗斯人赶走侵略者，并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坚定地保卫自己。同时，由于古罗斯民族居住的地方是无边无际的平原，缺乏山川阻隔与关隘屏障保护，犹如没有围墙的家园，时常为不安全感所缠绕。因而，通过扩张寻找安全的疆界，构成俄对外扩张原始的安全动因。此外，俄罗斯作为内陆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陆路交通落后不便严重制约。打通出海口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俄罗斯对外扩张的经济动因。最后，源于15世纪以来自诩莫斯科是第三罗马——基督教中心的“救世思想” ，及与此相联系的“大俄罗斯主义”，一直是俄国沙皇进行领土扩张和向往在世界上发挥特殊作用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救世思想”使俄罗斯人有一个潜意识：“这样一个时刻终将到来，那时，俄罗斯将被赋予在精神方面实现重大发现的使命，而世界精神生活的中心将转移到俄国”。

俄罗斯民族个性的特点，使俄罗斯民族以“救世使命”的、时常是矛盾的、好走极端的视角认识、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使其经济、政治发展受到四对矛盾的困扰。

第一对矛盾，俄国统治者具有“从不改变、从不忽视的目的——俄国的世界霸权”。但是，由于俄罗斯民族及民族文化形成晚于欧洲文明，其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落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俄罗斯扩张的目标，时常受到国家实力不足的羁绊。17世纪末，彼得大帝两次远征克里米亚均告失败，使俄国统治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矛盾。特别是随着扩张的深入，俄国与正在通过对外扩张寻找原料和商品市场的资本主义列强直接发生冲突。当封建农奴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面较量时，便把这种矛盾推向了极端。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产生第二对矛盾：为增强国力向西方文化的冲击，总是受到东方式政治 制度的约束和掣肘。俄国学者指出，自彼得以后，俄国的历史上改革和上层的反改革总是相伴随。

俄罗斯受到双重文化因素制约的特点，使俄罗斯在发展中产生第三对矛盾：关闭西方化大门，自我封闭于西方文明之外，就会拉大与不断前进的西方的差距，并受到后者更为严峻的挑战，迫使俄国再次打开西方化之门。沙皇政府为保存贵族地主的权力和特权，不得不通过管理、司法、教育等方面的资产阶级改革，以便使俄国的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俄罗斯富于扩张的个性，使俄罗斯发展受到第四对矛盾的挑战：由于俄罗斯从来是多民族的国家，一直为民族之间“分”与“合”的矛盾所困扰。

总之，俄罗斯发展呈现的在东方化与西方化之间、在对其他民族征服与控制权的夺得与丧失之间摇摆的特点，正是上述矛盾对立双方顽强对抗、激烈斗争、此消彼长的展现。上述四对矛盾，不啻是制约着俄国历史发展的内部逻辑。俄罗斯民族好走极端的个性，使得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民众往往选择另一极端的社会制度：本世纪初民众选择社会主义，世纪末又放弃社会主义，激进地走向资本主义，把俄罗斯钟摆性的发展推向了极端。俄罗斯发展的钟摆性，体现了俄罗斯独特的民族个性面对外部文明的诱惑、挑战、挤压作出的反应，体现了俄罗斯对自己发展道路艰难、曲折的探索。

三、钟摆性与俄罗斯发展的兴衰周期

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钟摆性与其发展的兴衰有什么联系？

如果考察俄罗斯近代迄今的历史，自彼得以来俄国发展形成了一个向西方摆动的周期和一个向东方摆动的周期，而这两个周期恰好也是俄罗斯对周边民族征服、控制——失去统治、控制的周期，兴——衰的周期。

第一个周期，从彼得到十月革命以前，是俄罗斯逐渐趋向西方化的周期，也是沙俄帝国由膨胀到崩溃，封建农奴制从兴盛到衰亡的周期。在这一时期，俄国向西方的三次冲击，将俄国推向兴盛的顶峰：彼得开创欧化改革道路以后，增强了国力，通过北方战争，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进行了政治改革，使沙皇专制统治达到高峰，通过六次战争，获得黑海出海口，并大大扩张了俄国的领土：俄国的五十个省中，有十一个是这时候获得的；亚力山大一世领导俄国取得反击拿破仑战争胜利以后，以欧洲“解放者”身份进入欧洲，在他的支持下，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卷土重来，并拥戴亚力山大一世蹬上欧洲霸主的宝座，19世纪上半期，俄国领土又增加五分之一。农奴制俄国达到顶峰后，随着亚力山大一世有限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束，由盛极转衰。

第二个周期，如果抛开经济、政治的制度形式和意识形态而言，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是俄罗斯东方化的周期，也是苏联政治版图从扩展到崩溃，社会主义苏联由兴转亡的周期。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建立了具有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共产主义的理想激发了苏联民众献身于革命与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修复了满目疮痍的经济，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奇迹。50年代中以后－70年代，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柯西金的新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商品货币关系原则结合起来，苏联经济达到兴盛的顶峰：80年代，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80％以上，主要工业品产量甚至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这个时期，苏联倚仗强大的经济作后盾和意识形态的保护，富于扩张的民族个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主权有限”和“社会主义国际大家庭”的旗号下，控制了东欧；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以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为纽带，势力范围遍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苏联咄咄逼人地与美国在全球争夺霸权，走到了兴盛的极点。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僵硬、封闭的集权体制的积弊束缚了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西方科技革命的时机与苏联失之交臂，苏联经济走向衰落，戈尔巴乔夫放弃苏共领导权，使苏联走向崩溃，俄罗斯几乎重新回到彼得大帝以前的版图。

纵观俄罗斯兴衰的周期与发展的钟摆性，其间似乎展现了三种制约关系，第一，无论近代以来彼得大帝开创“欧化之路”、叶卡特林娜二世“开明专制”、亚力山大一世“有限的自由主义改革”——俄国向西方的三次冲击，还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的经济改革，都程度不同地向西方打开了俄罗斯封闭的大门，都伴随了经济程度不同的发展。这说明，汲取西方先进的社会价值观会促进俄罗斯的兴盛。第二，从20世纪初叶至末叶，俄罗斯（苏联）经济的发展又展现了矛盾和曲折的现象：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东方式的集权制度，但是这个时期苏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叶利钦时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观，反而造成经济崩溃性下降——上述矛盾的现象说明，俄罗斯东方文化的根基对俄罗斯发展具有深刻的制约性。苏联时期，将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与东方文化的根基结合起来，释放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脱离这个根基，“全盘西化”，反而破坏了俄罗斯的发展。第三，后来，苏联将社会主义自我封闭起来，又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这说明，俄罗斯需要接纳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才能在与西方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总之，俄罗斯钟摆式的历史表明，俄罗斯站在具有深厚东方文化根基的土地上接纳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寻找到二者的契合，就会展开飞翔的双翼。

俄罗斯钟摆式的发展步伐，不正是不断地寻找这个契合吗？

纵观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的发展，经历了西方化的和东方化的、封建农奴制的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大的兴衰周期以后，从叶利钦时期开始，进入另一个西方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周期。休克疗法遭到失败，使俄罗斯从全盘西化的梦想中清醒。普京掌权以后，在执政纲领中强调了挖掘俄罗斯文化传统，与西方价值观相结合、强国富民的“普京思想”。普京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就获得超过50%的选票当选，而且执政以后一直保持着高支持率，说明普京思想得到社会多数人的认同。

17世纪以来，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力山大一世在封建农奴制的框架内吸收西方文化成果不断将沙俄帝国推向兴盛的顶峰；20世纪以后，布尔什维克党人使社会主义思想与俄罗斯的东方传统结合起来，在帝国的废墟上建设了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如果本文提出的俄罗斯的钟摆性发展与兴衰周期之间的关系能够成立，如果普京思想执行得顺利，可以想象，一个世界级强大的俄罗斯将可能从欧亚大陆重新崛起。当然，21世纪与17-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不可同日而语：在苏联解体、休克疗法使俄国国力大为削弱，独联体国家孜孜以求丰满自己的羽翼，欧盟、北约、美国加紧对独联体国家渗透、争夺的国际环境下，不难想见，俄罗斯崛起的道路将崎岖曲折、荆棘丛生，关隘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