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钱学森之问”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钱学森逝世后，人们在缅怀和追思中，总会被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所震撼——“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2009年11月5日，人民网刊载了涂元季、顾吉环和李明整理的文章——《钱学森的最后一次系统谈话》，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杰出人才到底该怎么培养成为人们讨论的核心。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合《新安晚报》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这11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钱学森之问”已成为全社会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不容回避。

    编者按 春节前，《国际先驱导报》刊载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Education as a Path to Conformity。作者认为，像斯巴达一样的教育训练培养不出杰出的天才，这就是“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当这篇译文被各大网站广为转载时，每个人都在问“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在哪里？从钱学森成长历程和开创的事业中，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些启示。

　　钱学森对人才问题高度关心，在晚年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明确谈到，“我想说的不是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在钱老看来，国家有了许多创新工程和计划，“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为此，钱学森多次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问题，认为创新型人才不足是现行教育体制的严重弊端，也是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

　　钱学森不仅仅是晚年重视人才问题，他的一生就是爱才育才荐才的典范。在数十年的科研管理中，钱学森特别注重年轻人的培养，为了培养最早一批年轻科研骨干，他亲自写教材，上讲台，把自己的经验知识倾囊授出；而当年轻人才逐渐成长起来后，钱学森又甘为人梯，及时退居二线，将管理重担赋予青年人。在数十年的科研管理中，钱学森举荐的青年才俊难以计数，这些人陆续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骨干，如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和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

　　科技创新人才从哪里来？综观钱学森的一生，回望其成长历程和开创的伟大事业，科技帅才当之无愧。他不仅在控制科学、系统工程和科学以及思维科学等领域学术成就斐然，而且率领我国科技团队自力更生发展“两弹一星”事业。认真学习钱学森的经历和思想，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

　　科技创新人才从融合中来

　　钱学森对学习领域的交叉融合非常重视，认为一个真正的科技领军人才必须是复合型人才。从他自己的经历看，钱学森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生，但却到生物系去听遗传学，到化学系去听结构化学，更重要的是，他还重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对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终身爱好且有较高造诣。钱学森在与温总理谈及创新人才培养时强调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钱学森重视这种融合是符合思维科学规律的。现代脑科学研究已经表明：创新往往源于激情驱动下的直觉思维。从以猜想为始的形象思维，经由大跨度的联想思维，到以论证为终的逻辑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基本规律。

　　从融合中产生的创新人才比比皆是。今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高锟既是中西融合又是科学艺术融合的典范。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他的习惯是背诵，后来他曾说“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高锟从小随家庭游学欧洲，学习古典音乐，表演舞蹈和话剧，跨文化、跨学科的学习形成了他自由的思维习惯。这种发散而开放的思维特质促使1966年高锟不可思议地提出，用清澈、透明的玻璃代替铜线来传送信号，为了寻找那种“没有杂质的玻璃”他费尽周折，而当他制造出世界上第一根光导纤维时让全世界尽享科学之美。

　　科技创新人才从求异中来

　　一个科技创新人才不能人云亦云，不能做群体的尾巴。当众多专家在一起讨论时，创新人才要能够从中发现新东西，从中提炼总结出源于大众而高于大众的意见。这是一种独立自主敢于反对权威、反对多数人的素质。钱学森认为：“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而在那些“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的氛围中是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的。

　　晚年的钱学森非常怀念自己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时的那种浓郁的创新学术氛围，认为这样才能推进创新人才迅速成长。在他自己担任科研管理工作中，他始终重视年轻人、小人物，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1964年，王永志参与我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第一次飞行试验。当时出现一个难题，计算火箭弹迹时发现射程不够，按常理应多加推进剂，但火箭燃料贮箱空间有限加不进去。王永志结合当时天气情况对推进剂密度的影响，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解决方案：从火箭体内卸出600公斤燃料，导弹就能达到预定射程。对于这个当时不过32岁的中尉的“奇思妙想”，在场专家多认为是天方夜谭。王永志不甘心，向时任发射场技术总指挥的钱学森直接汇报。钱学森耐心听完了王永志的想法后，把火箭总设计师叫过来，说：“那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果然，火箭卸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3发，发发命中。

　　知识的传承要“求同”，要靠标准的路径；而知识的延展要“求异”，要靠不同于标准的新的路径。在科研人员中培养“求异”的思维，在科研群体中形成“求异”的氛围，可以激发创新人才成长。

　　科技创新人才从实践中来

　　科技创新人才不能闭门造车，不能纸上谈兵，而是在一个又一个的持续创新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钱学森26岁时就和其他同学组成了研究火箭的技术小组，回到祖国作为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计划的技术领导人，组织攻关会战，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建立卓越功勋……他的战略视野与协作能力在实践中不断丰富。中外科学史一再表明：大创新一定需要大人才，大人才一定源于大实践。

　　钱学森对我国科技事业的贡献不仅在于“两弹一星”的重大成果，更在于搭建了一个创新平台、形成了一种创新氛围。事实上，航天领域的创新实践已经成为我国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坚实平台。这些年，一批批青年科技创新人才、领军人才在航天领域成长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庆伟， 28岁时在与休斯公司合作发射“亚洲一号”卫星时崭露头角，提出了独特的技术思路，完成了星箭起旋方案分析。1990年“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成功，创造了休斯公司已发射32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纪录，为此做出贡献的张庆伟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1991年，张庆伟作为主要起草人之一完成的关于我国进行载人飞船试验的论证报告得到中央批准，30岁的他被任命为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40岁时，他担任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现在又领军推进中国的大飞机项目。同样，在“嫦娥一号”卫星研制过程中，整个团队的平均年龄

　　还不到35岁，2004年被任命为嫦娥一号卫星副总指挥的龙江刚满30岁。我们可以看到，钱学森领导开创的中国航天领域成为一个可以持续产生科技创新人才的大平台。事实上，对国家的持续发展来说，这种人才平台比具体的科技项目更重要，这是更可贵的财富。

　　科技创新人才从淡泊中来

　　科学研究是探索自然世界的活动，需要探索者把精力聚焦在研究对象上，在执着的探索中找寻未知的规律，任何与研究活动无关的内容，权力、财富、名望等，都是对研究者精力的分散。钱学森起初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可后来他发现太多的行政事务分散自己的精力，于是给聂荣臻元帅写信坚决辞去院长改任副院长。从此，他只任副职，一直到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技术问题。钱学森一生把自己的精力聚焦在科研工作上，后来他曾坚辞中国科协主席，两次请求辞去院士称号。

　　在科研进程中，越聚焦越有能量，越是纯粹的热爱越能产生穿透力。爱因斯坦晚年时曾说：“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来自一种想要了解自然奥秘的无法遏制的渴望，而不是别的什么目的。”这种纯净的念头支持着他从最早供职的苏黎世大学到最后归宿的普林斯顿大学，安静地、不计得失地探索着自然奥秘。同样，当有人为高锟遗憾没有申请光纤技术专利权时，高锟淡然地说：“我没有后悔，也没有怨言，如果事事以金钱为重，我告诉你，今天一定不会有光纤技术成果。”为了培养更多科技创新人才，千万不要让科技界成为名利场！要建设神圣的科学殿堂！让我们的科学家们沉迷于真理的大海乐而忘返，这样，当创新的“苹果”掉下来时，才能产生牛顿。

　　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创新能力成为核心力量。任何人任何企业任何国家要想成为新历史阶段的引领者，就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成为科技创新人才，就要做到：一不盲从潮流，二由兴趣驱使，三有益于社会。在创新的道路上不能太强调短期获得什么，不要把小利看得太重而看不清方向，使命感和创新力应是当代科技人才培养的重中之重。

　　2009年8月，当温家宝总理最后一次来看望钱学森时，钱学森在深情地回忆自己留学归国的经历后坚定地说：“在中国，比在国外更有发展和成就。”这是钱老百年人生横跨中西的感怀之言，更是给我们后来人的最大鼓励。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0年科技部、中科院“创新型国家与创新型人才”青年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观点链接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

　　当前教育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大多是思想障碍和制度障碍造成的。因此，解放思想，就要深入研究妨碍教育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性障碍。如果30多年前高考的恢复，是一次思想的深刻解放，那么在30多年后的今天思想障碍还有必要继续破除。教育是关乎中国未来的战略性事业，教育搞不好，那么创新型社会、学习型社会，乃至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无从谈起。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统一对教育事业的认识。

　　南洋理工大学校长徐冠林：

　　中国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上存在的问题，在很多亚洲国家都存在，那就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听话”文化，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成分。这种文化氛围要求你听上面的话，听老板的话，听年长者、老资历者的话。只要听话，即使没什么创新能力，也没什么大问题。在这种文化氛围束缚下，人的创新能力被局限了。如何解决这一困境呢？可以在机制设置上淡化这种“听话文化”的笼罩。

　　中国红十字总会报刊社社长吴苾雯：

　　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和实用主义，大学成了“名利场”和“就业培训中心”。其实，从小学乃至幼儿园，中国教育就只有一条路：考试。从小学开始接受的就是“扼杀个性的教育”，一直到考进大学，选专业又盯着“易就业”、“挣大钱”，学校也趁机大开所谓“热门专业”。大楼有了，大师没了；老师不叫老师，改叫老板了。“教育已被异化，充满了商业气味。”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张凯军：

　　解决“钱学森之问”的逻辑坐标是“战略方案”、“战术方案”、“实施方案”与“成效方案”。前两个坐标近期可以完成（至多3年）、第三个坐标需要1年、最后一个坐标需要“5（小学）＋5（中学）＋4（学士）＋5（博士）＋5（教授）＝　24”年。亦即，解决“钱学森之问”和完成钱学森人才产生周期的时间大约需要28年。彻底解决“钱学森之问”的28年人才周期的时光结果是培养出一批杰出人才，而不是几个杰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