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一个成功人士看成是对社会作出特别贡献后的回报，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成功也意味着是社会的成功。这种典型，既可以是美国的比尔·盖茨，也可以是香港的李嘉诚，他们都是个人成功与社会成功的完美产物。只是完美的程度还是不同的。比尔·盖茨的成功除了挣钱，弄出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外，并且利用这个产业的发展，把美国，甚至把世界引入了一个全新世界，即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平面世界，知识经济与信息社会，这是在硬件上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有人类关怀的人，在思想遗产上也留给了世界一笔巨大的财富。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也有类似的特点，作为专家的爱因斯坦与作为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的爱因斯坦同时存在，并且同时为社会作出贡献。李嘉诚曾经一度长期作为华人首富，对社会的贡献也是非常巨大的，至少香港的繁荣是与李嘉诚等等这样的名字是分不开的。但是，到目前来说，李嘉诚除了创下产业，发家致富，还谈不上在发明层次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更谈不上对人类的思想文化上的贡献。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李嘉诚是华人经商的成功典范，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还没有出现像李嘉诚这样的成功者。可见，即使是顶尖级的成功者，中美相比，就对社会的作用这一点而言，都是有差距的。

中国大陆出不了爱因斯坦、爱迪生，也出不了比尔·盖茨，甚至出不了香港的李嘉诚，实在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如果看看中国不断地出现像陈良宇这样的官僚与政客，不断地出现像周正毅这样的一夜暴富者，那么，这就注定出不了那怕只是李嘉诚这样的成功者。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逻辑联系呢？或者有没有什么因果相关呢？应该说，这二者是必然的。中国的成功人士，大多，或者说几乎是与政治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几乎就是权力作用下的产物，无论是科研项目的获得，还是经商致富，或者成为名师之类的成功，无论哪一个领域，都离不开官方的认可，提拔及炮制。这就是我们社会悲哀的地方。如果说一个名师或者道德榜样尚且可以通过这样炮制来取得的话，那么学术科研是不可以这样炮制的，否则就会出现像陈进先生这样的大骗局，给世界闹大笑话。当然一个商人，或者一个地方的成功典型还是可以炮制的，比如河南的那个南街村，或者天津的大邱庄之类的亿万元村之类，以中国背景之大，要制造几个特别富有的地方并不难，再穷的地方，都可以通过政治权力手段打造出来，办法就是调剂全国的财富集中使用，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我们曾经就是用这样的办法打造过一个“大寨”，但是，可惜的是，尽管大力宣传“全国农业学大寨”，但是，最终仍然无法去学，这是当然的，你想啊，全国只能有一个大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过大寨参观，最高领导者给大寨题词：“农业学大寨”。并且用非常手段，把这个不足百来户人口的小山村的村支书陈永贵一下子弄到中央当成起了国务院副总理，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村长兼宰相，说起来都可笑，就像派了一只蚊子去兼大象总司令一样。全国就这样去学大寨怎么学得了？

中国许多成功的典型，无论个人还是地方，常常是打造炮制出来的，而且是权力运作的结果，而不是公开地公正地自由竞争的结果，不是法治的产物，而是人治的产物，所以无法学是肯定的。中国的许多典型都无法推广，无法学，就是中国成功典型身上有着太多不可复制的政治光环。如果复制，光环效应就会逐渐递减，比如，全国只能学一个雷锋，第二个就不是雷锋了。再比如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界只能有一个魏书生，到第二个李镇西时就已经逊色不少，尽管中国基础教育界还在流行着“北有魏书生，南有李镇西”之类的说法，但是就成功与知名度来说，真有点像九斤老太太的口头禅一样：“一代不如一代”。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被压制的焦虑感吧，于是有人铤而走险，向高端人物写信（此只是根据中国历史事件来作的一种文化现象的合理猜测，真实的动机只有当事人知道）。于此来分析似乎也有点道理。究竟如何，恐怕现在是很难说清了。这也有点像当年圣人只能有一个孔子，到孟子时，虽然孟子也很不可错，论学术思想成就甚至比孔子还要高一些，但是，因为出生得晚了一些，所以，只能屈居第二位，号称“亚圣”，再到荀子的时候，连“亚圣”的资格都没有了，只能叫“季圣”，再到后面恐怕就难有名份了。活在中国有时就是这么惨，什么是命运？这就是命运。据我所知，李镇西先生的思想深度与教学艺术成就，比起魏书生先生来说真不知要高多少倍，但是，也没有用，人家是老牌的，连中央电视台都以他的名字拍摄过六集电视连续剧《一介书生》，真是红得发紫，红遍了中国的天空，那个九十年代真是火红的年代，我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这一点还是有资格说说的。李镇西先生不幸比魏书生先生晚出生了8年，而且又正好赶上了读正规的大学，人家魏书生初中毕业就走上工作岗位，20出头就成为国营工厂的接班人，此后再去教书，自然走了不少捷径，到李镇西从大学毕业当上中学教师时，他也被迫要向魏书生先生学习了。在强大的政治要求下，不低头是不行的。正如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一样。因此尽管起点很不错，教书育人功底十分了得的李镇西先生尽管也很努力，但是，终归只能屈居当代基础教育“亚圣”的地位。我看他写的书，也只敢打上“北有魏书生，南有李镇西”，却不敢打出“南有李镇西，北有魏书生”的招牌。说到底与魏书生先生相比，还是有点心虚的，就像后来的孟子总要以孔子之徒自称一样：平生所愿只是学孔子也。所以，同样是非常了得的成功人士，还得看是谁出生得早一点，因为中国人出生得早就是有这点好处。

我下面要给中国的成功人士泼点冷水。真正的成功人士是要有自由公开公正的竞争自然产生的，而不是靠政治势力来推出来的，更不是靠权威保护的结果。在美国的成功人士，无论是爱因斯坦，爱迪生，还是比尔·盖茨，都不需要向总统写信，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自己与美国总统是一样的，只是社会分工不同。而且他们即使有事情要解决，也是通过法律程序，或者通过其民主制度程序来解决的，并没有这层人生依附关系。也正因为他们是在法治社会的保护下，其活动在法律的范围内是完全自由的，所以，他们的业绩也自然非常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是独占鳌头的，也就是说他们无论在哪个领域，无论是竞争当总统，无论是商业竞争，无论是学术科研竞争，都是自由的、公开、公正的。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地利用社会资源去竞争。而且竞争胜出者不能再利用自己作为胜利者的社会资源压制后面的进入者。因为他们学术思想上有自由独立的传统与体制，商业上有反垄断法，政治上有民主选举。在经济上，一旦你的成功实力有垄断的嫌疑的时候，他们的法律就要你分散自己的财富，通过反垄断法要你把公司帝国拆分成好几块，让你们自己互相竞争，而且所占据的社会资源不可以垄断，总之你得给够社会，才允许有自己的那一份。另外，他们的宗教与教育也是从小给你灌输要为上帝挣钱，世俗的人生要为自己将来的天国作准备，不可穷奢极欲，花光用光。自己成功的目的只是为社会保管财富而已。因此，美国的富人几乎都选择在自己是临死前把自己的所有的财产以基金的方式捐献给社会。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非常具有活力的社会生态。每一个后来的成功都要超过前面的成功者。他们的知识智慧，社会财富，成就大小往往是成正比增长的。总统自然要超过前任总统才有资格取代前任，经商者也常常是后者超过前者，科研也如此。所以，我们在人家的这个社会里同时可以看出，每一个成功者都是可学的，而且每一个成功者同时代里就有大批的强劲的竞争对手，比尔·盖茨也不是一直隐居第一，也会有退居第二，甚至第三的时候。这些对于他来说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成功的意义已经实现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成功，利用自己的名望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生活得有人的尊严了。但是，我们的成功人士有这样的心态，是这样产生的吗？美国的NGO，即非政府组织或者叫民间组织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几乎就是社会的主要力量，但是，中国目前还不存在像美国这样运作形式的NGO。一是出现这样的NGO往往有非法的嫌疑。二是即使活动，受到的限制是非常明显的。这里根本没有法律保护，只有依靠领导关怀，人生依附，集体公关，上下应付，才可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新教育实验，这个中国特色的民间组织，其实也只能算是半民间或者半草根，因为提倡者与发起人，朱永新先生的头衔实在是过于醒目，其他不用说，仅全国重要的工业与旅游城市——苏州市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的头衔，就足够吓人的。没有这棵大树，无论是新教育实验还是旧教育实验，都没有可能维持下去，虽然工作是大家做的，但是没有政府公共权力的显性支持或者隐性支持，显然是不可能维持，更不要说发展下去的。我不是说，新教育实验不能这样来组织，甚至可以说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只能如此，才能够生存与发展。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其实很难有真正的民间组织。即使有，如果没有这样的重量级别的人物支撑，那么至少也要在教育部里挂一个重点课题什么，或者请一个教育高官作一个顾问什么的。否则，你的组织真有非法的嫌疑了，至于终始默默无闻还是小事，到时不要说发展，就是生存的合法性都可能出现问题。

我得出的一点初步的结论是：第一，中国的成功者，与社会的成功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能够一一对应就不错了，若能够不危害社会，也是善莫大焉。要像能够起到像比尔.盖茨这样以自己的成功推动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成功者，目前中国的制度结构与文化价值追求方式，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是不大可能的。第二，中国的成功者，常常是在法治环境缺失的背景下，作人身依附，特别是政治权力运作的产物，利用政治权力为自己保驾护航，形成资源垄断是成功的前提。第三，中国的成功者也注定了难有可学性，从产生过程到产生之后，都具有浓厚的垄断色彩，而且光环效应与垄断会长期霸占某地领域，然后像一个癌细胞一样无限制地抽吸社会资源。第四，强烈的排他性。也就是他的成功，常常意味着别人的失败。而且他越成功，失败的人就越多，而不可能像美国与香港那样，成功是一个宏大的生态群落，前面的成功并不阻碍后面的成功。甚至前面的成功，为后面的成功创造更多的成功机会，据说，以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为纽带，带动了一大批年薪百万美元的富裕阶层，而且直接与间接受惠于他的人也很不少，甚至无国家不受其影响，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但是，中国常常只有一家独大，学术研究如此，经商如此，政治权力也如此，生活活力的缺失可想而知。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拉大的，民族的兴衰也是这样造就的。前途就是把中国改革成为一个人成功，也就是社会成功的社会，一个良好的社会就是让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实现，而不是通过垄断，不断打压新生力量的社会。

2007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