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先生是一个坚决主张要让学生学会怀疑的学者。人在信一些什么的时候，还要学会不信一些什么，而且唯有从不信始，才可能以真信终。但是，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在让学生信什么，而不是学会质疑问难，学会怀疑与批判的。怀疑与批判为什么重要？因为有怀疑与批判，才不会被愚昧的宣传所蒙蔽，才不会显得太偏执，才可能会显示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也才能担当起作为一个合格公民的社会责任。作为健全的人与作为合格的公民的素质，这些人的基本素质都是不可缺少的。甚至作为一个具有创造能力的人，质疑与批判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唯有如此，才可能会发现问题所在。才有可能作进一步改革。一个教育如果没有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怀疑能力，是可怕的。

龙应台先生开设的那个“批判阅读课”确实值得我们的教育来借鉴。《甲申文化宣言》，那本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本？多少著名华人学者共同起草，反复琢磨推敲的产物。在许多一流智慧的头脑看来几乎都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在龙应台先生巧妙设计的两个不同的问答试卷之下，学生逐步幡然醒悟过来。原来这样的东西也不是完全无懈可击的，甚至在回答完龙应台先生设计的问题后才感觉到这个所谓的权威人士倡导与起草且反复修改的宣言，原来竟然是如此地经不起推敲，并且简直是漏洞百出。龙应台先生的《一张试卷》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教案。仅以B材料列出的问题来看，龙应台真是狠狠地抓住了那些表面逻辑严密，而且有世界高度，实际上漏洞百出，完全经不住推敲宣言结论，脱去遮羞布，就洞见了破裤裆里的虱子。这就是批判的力量，它能够把遮蔽得严严实实，甚至可以说是密不透风的东西，完全揭示出其骨子里的东西来。且看，她是如何来设计这个培养批判思维的试卷的。

你是否也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是否也反对“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如果否，请解释为何文明可以论“优劣”。如果是，请回答以下问题：

a.在崇尚“荣誉处死”和认为“荣誉处死”就是谋杀的两种文明之中，有没有“优劣”之分？

b.这是否应该被解释为两个“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不可能“荣誉处死”这样的议题，在伊斯兰文明内部本身就有争议和冲突？

c.两千五百年前，雅典国王在纪念阵亡将士时，叙述雅典价值和斯巴达价值的差异：“雅典的政府管治尊崇多数而非少数，因此它被称为民主。在生活领域里，我们主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我们和敌对国的不同更在于，我们是开放的，绝不排斥外国人在本国的学习或观察机会，即使我们的开放可能遭敌对国利用……在教育上，敌对国从人民在襁褓中就开始残酷劳其筋骨，我们却主张个性教育。”请问雅典和斯巴达所代表的两种文明，是否也没有“优劣”之分？

d.英籍作家拉什迪因作品贾祸，被伊朗发出追杀令而不得不藏匿多年；丹麦漫画家的作品因为被认为亵渎伊斯兰宗教，而引起欧洲多国使馆被焚；“9·11事件”引发全球恐怖行动。请问文明之间的冲突可不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如果这些国际冲突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它是什么？

再看：“我们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同时也有权利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选自《甲申文化宣言》）

1.请问“传统文化”由谁来界定？如果是政府，是统治者吗？如果是民间，是多数族群吗？是权力阶层吗？譬如中国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儒家固属传统，主张无为的老庄是不是？即使在儒家思想中，讲究“君君臣臣”的孔子固属传统，强调“君为轻，社稷为重”的孟子是不是？汉族的史观固属传统，满、蒙、回、藏、苗、瑶、维吾尔的史观算不算？如果“自己的传统”和“自己的传统”之间有矛盾时，请问“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句话如何解释？如何落实？

2.谁有权利来决定“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政府吗？统治者吗？另外，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的依据是什么？“宣言”中这句话要如何执行？

3.谁能代表一个国家里的全体国民去“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文化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政府吗？统治者吗？知识菁英吗？

什么东西就怕追问，要经得住逻辑力量的推敲。表面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仔细一推敲才发现问题太大了。什么东西都要经得住现实世界的检验。龙应台把几个在时空上很近发生的世界性文明冲突的大事，拿出来一对照，就会发现这个宣言，表面睿智、深刻、全面，其实骨子里矛盾百出，似是而非。说得那么好听的东西，一落实到现实中来，就暴露了它的虚伪性与空洞性。想一想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愚民，而且思想能力极其低下，与这种愚民式的教育与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的教育到现在仍然只是一味用各种办法在剥夺孩子的思考能力，而且所有的思考几乎都是引导用来琢磨权威的意图的，或者在琢磨着出试卷人的意思的，然后聪明者悟出来，就投其所好，因此就成了所谓的“优秀学生”。但是，正是这样的“优秀学生”，世代承袭了一个民族的弱智与愚昧，还促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荒漠及无数个灾难深重的历史悲剧。

其实，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的社会里，公民的素质要求就必然包涵了要有批判性思维。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思维，你就无法参政议政，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建设中去，也无法利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利益，还不能够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与尽相应的义务，只能变成毫无思考能力，只会盲从服从的臣民，而不是能够独立思考与独立担当社会职责的公民。而盲从与迷信是公民素质中最大的忌讳。但是缺乏批判能力与批判精神，迟早是要走到“盲从”与“迷信”中去的。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正是要想方设法让孩子“盲从”与“迷信”的。从简单的服从到驯服，从相信到迷信，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走过来的。而且代代相传。从孔子开始他就不喜欢那些敢于并且善于质疑问难的学生，对他们常常开口便骂，动手就打，什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小人哉”之类就是用来对付那些敢问敢挑战孔子权威的学生的。反之就像颜回那样善于讲老师的好话的学生，总是受到各种表扬。这也就是后来中国教育的基本的底色，至今仍然难有什么改变。

学生仅有阅读课是不够的，仅能够体会出微言大义是不行的。几乎所有的儒家学者都不喜欢他的学生学会质疑问难。他们最喜欢的学生就是盲从与迷信权威的学生。徐复观当年以一个国军的少将的身份去见熊十力先生，拜见他希望给予指导。但是，当徐复观先生提出某本书中的缺点时，熊十力先生十分不高兴，甚至破口大骂他，要他先吸收好的，而不是去挑一本书的毛病。这后面其实就是一个扼杀人的批判性思维的过程。思维中最可贵的品质就是批判的品质，但是，在这里只有接受才是最重要的，服从与迷信才是最重要的。唯有如此，才会飞黄腾达，才会有机会继承衣钵，以成大业。中国几千年来不变，数千年来没有什么思想文化上的贡献，与此类的文化教育传统是有密切关系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学会批判思维的人，能够有独到发现的人，常常命运多舛，相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毫无主见的人，常常反而鸡犬升天。苏东坡先生曾经有诗言：“但愿生儿愚且钝，平平安安到公卿”，作为一个善于思考的颇有影响的一代思想文化人物的苏轼先生对此真是悟透了，也是伤心透顶了。但是，他还是不知道原来这种文化与教育的命运就是如此。

中国毕竟还有龙应台先生这样的人，她是饱醮西洋文化精华，同时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又有刻骨铭心的体验的学者，是一个横跨中西的一个极优秀的学者。她太清楚我们这个民族与教育的弊病所在了。龙应台幸而生在已经相当开放与民主的大陆彼岸，因而还竟然有机会当一当台北市的文化局长，成为体制内的显赫人物。以她的批判精神，如果换成传统文化的发源地的大陆，她的悲惨命运将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世界并不是单一地走下去，一直走到黑，总有云开日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现在就是要主动迎接这样一个开放时代的到来。教育要重新回归到让学生学会批判与质疑，那是一个沉重的任务，也是一种极艰巨的能力。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对批判与怀疑作出了多大的误解啊。现在回归批判与怀疑，我想这才是中华民族教育的希望，也是这个民族的希望所在。我们这样期望着这个民族的发展，并非是要复兴什么，而是要摆脱一种非人的愚顽状态。那原是一种与世界潮流格格不入的东西。

2007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