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次最高科技发明奖都授予了著名农学家。一次是搞杂交水稻的袁隆平先生，这次是搞小麦杂交的李振声先生。可见中国现在首要问题还是吃饭问题。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杂交种子都是取水稻与小麦的远亲进行交配，然后生出健康强壮高产的第二代、第三代，而且杂交的居然是一种草，是草原上寻找来的一种草，获得它的基因后，这些农作物的生命力更强了。其实这也向我们说明一个道理：大自然其实是相克相生的，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自然界的植物也是在不断地生死交错中繁殖成长的。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植物种类在诞生，也有不少物种在消亡。

    这样的更迭系统，其实是一个开放系统。而人类社会的本质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开放系统。如果哪个社会建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其生命力的衰微几乎是必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在遭遇鸦片战争之后，让我们遇到了西方文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好事情。就如我们中国文化这棵水稻或者小麦的生命力其实已经衰弱了，想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来达到生命的循环已经是非常吃力了。明朝的无可抗拒的灭亡，已经预示了这个文明的衰落。只是满清入关，又给这个文化注入了一些新鲜活力，但是这点活力其实是非常不够的，远远挽救不了中华文化走向衰落的趋势。这种文明走向衰弱的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严重缺乏学习的热情与创造的生命力。读书与学习只是背诵，而严重缺乏思考，更不用说创造发明。目的也只是为了身外的荣华富贵，根本没有什么对真理、艺术的追求。这是这种文明走到自己尽头的显著的标志。其实西方文明在鸦片战争入侵中国后，就是相当于给中华文明一次杂交的机会。而日本正是杂交成功的典范。这种转型，在我们一些人看来是丢掉了自己祖传的东西，变成“黄皮白心香蕉人”了。其实正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成功的例证，因为有杂交的优势，所以日本虽然学习西方文化，但是，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比自己的学习对象还强的生命力，学习的结果常常是比自己的学习对象还要优秀，还要富有生命活力。

    每每想起这些来，就觉得中国为什么转型会这样沉重而艰难？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沉浸在一种早已衰弱了的文明里而不能够自拔？为什么我们就走上了一条无法突破自己设置的樊篱与死胡同呢？其实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需要像“文革”那样人为地来一个破“四旧”，也不必像蒋庆先生那样顽固坚守，并且弄得神秘兮兮的。只需要打开国门，让我们走出去，让外国的进来，不要打着反“文化帝国主义”的招牌，把自己束缚死，把我们的一切文化放到西方文化的平台上，让人自由去选择。我想这个过程里，好的坏的就会一清二楚，让他们自由较量，在自然状态中分出高低。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显示了没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就让其自然死亡。如果是有生命活力的，无论是哪个方面来的，就由他生存下来。为什么要有一个宽松自由的竞争环境？我想其实，这正是人类创造的文明的自身的规律。西方国家的制度常常打败农业文明，也打败专制极权社会，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自由社会状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年“文革”时期，我们在国内只允许看“八个革命样板戏”，并且在道德上“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候，人家美国却大摇大摆地在纽约曼哈顿开有“红色书店一条街”，任由人们去选择购买那些骂资本主义必须灭亡的书，学习与研究这些书。及至到后来，一部《资本论》反而被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研究得透透的。最后人家找到了马克思所攻击的问题，使马克思的这些预言一一破产。而我们一直盼望着这个“垂死的、腐败的，灭绝人性”的资本主义早点“革命”，然后灭亡，但是，最后灭亡的反而是自己。波普尔先生后来把现代文明社会定义为一个“开放”社会，把社会的变革叫“零星社会工程”，也就是保持社会的开放状态，然后有一个问题暴露一个问题，然后研究一个问题，最后把一个个具体问题持续认真地去解决好。这个社会一直追求的不是最好，而是最不坏。结果，慢慢地发现这样的社会反而比我们的社会更有生命活力。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及一个人，都应该用这标准来衡量：能不能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敢不敢面对眼前的这个明显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有没有勇气挑战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强大对手？如果只是把大门关闭起来，然后发出哀嚎，这意味着一个生命体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

    2007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