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进步必须是全面的社会进步。回望60年，我们从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大国发展到一个经济强国——GDP总量列全球第三，并有望今年超越日本，跃居第二。但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文化强国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本期《评论周刊》就此专访知名学者姚国华先生。

本次专访里，姚国华先生分析和比较共和国两个30年的历程，阐释文化立国主张，结合武汉前后30年发展轨迹，提出了中部崛起的独到思路。

“小渔村”背后的国家战略

长江商报：60年我们国家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姚国华：大家知道，改革前30年和后30年，中国的发展进程与方式是不同的。概括起来也很简单：前30年主要靠革命后人们的热情与信仰作为动力，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后30年主要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激励内部的物质利益追求，即所谓与国际接轨的道路。我们看到，今天引领国家发展方向的，并不是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而是南方崛起的一个“小渔村”，全国妇孺皆知的深圳。作为中国的特区，深圳是个最好的缩影，当然武汉也是这个缩影里的另一面。

深圳有外贸加工基地，有向国内辐射的高科技，但是深圳并不是这些高科技的源头，它来自香港，而且香港也只是一个中转站，真正的源头在国外。

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看，社会进步的动力并不是人们简单的欲望以及体力，而是智慧、价值观与创造力。而深圳正是一个窗口，从它那里，我们获得变革中国所需的文化动力。深圳向外输出的是凝聚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产品，向内辐射的则是外来的技术、观念及价值观。因此这30年，深圳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中国的发展是由外部力量带动的。这个过程，先是沿海的开放，再到沿江城市、内地的逐步开放。这一个过程决定了，东部、南方沿海是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

长江商报：这么说，武汉在这30年里，自然不再是发展的中心？

姚国华：是的。当中国主要由内部力量推进社会进步时，武汉当然是全国的核心城市，新中国建立后这里是全国仅次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座中心城市。那时不要说深圳，连广州也常常要听武汉的。

当内生动力的发展方式被外部外力的发展模式替代时，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香港领着深圳走，深圳领着武汉走……

长江商报：那按照这样的道路，我们能崛起于世界大国之列吗？

姚国华：如今我们制造业世界第一了，而这个第一仅仅是产品的堆头上，数量上，而且它是由外部带动的，是复制和拷贝别人技术的产物。因此，我们能充当制造业大国，但称不上强国。这种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引进和模仿，急功近利，机会主义，内部创造力缺失，文化与智慧层面的创新越来越少。尽管这样也能成为制造业大国，可以高楼林立，商品丰富，生活时尚，但说到底，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的智慧创造的，最终是受外人支配的。

长江商报：但这至少是在进步，总比闭关锁国好吧？

姚国华：当然，在一个非西方国家里，现代文明是外来传入的，尤其在起步阶段更不能闭关锁国。但是，仅仅打开门还是不够的，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当开则开，当关则关，否则就不是门——要么是墙，要么什么也没有。门掌握在别人手里就是殖民地了。今天我们到了必须全面反思的时候了。文化立国应上升成国家战略  

长江商报：为什么会经历这样一个轮回？

姚国华：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其实也是靠从苏联引进工业化模式起家的，后来由于政治原因，与外部的联系减少，但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动员，强化了内部动力的孕育，一度形成自己强大的动能。但毕竟现代文明的基础是西方的一整套文化观念，我们与之隔绝，思想和组织就会僵化，创造力逐步退化。

改革开放之后，沿海城市恢复了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密切联系，所以沿海首先发展起来了。于是，我们看到，武汉作为全国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从张之洞时代就有了很好的工业基础，一直到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它都是全国性的中心城市，各方面都有新事物引领潮头，风光一点不亚于现在的深圳等沿海城市。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武汉的优势反而成了新潮流里的包袱，明显衰落下去。

我们通常认为，一个地方发展不快，就是这个地方观念思想不够解放、决策水平不足、民众习性不好等等。其实，全局性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战略选择了借国外先进技术带动国家发展，这就决定了沿海地区发展的优势地位，而内地原来发达的城市，甚至包括90年代以前的上海，在全国发展的棋盘上，更多地担负起政治稳定、人才后援、财政输血等方面的角色。这个时候，国家发展不是靠内生动力而是借助外力，武汉再大胆的变革，也要服从国家战略。武汉大学80年代还是全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但后来与武汉其他曾经闪亮的方面一样，黯然失色。

长江商报：这不是说武汉的风光是被沿海城市抢走的么？

姚国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沿海城市的外向型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人才与利润的流失，尤其是主动权掌握在拥有现代文明的文化优势的国家手里。要扭转这一趋势，就必须重建国家的内部动力体系。只有这样的思路，才有真正的“中部崛起”。因此，武汉的命运，就看能不能重建它的文化中心地位，以自主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创造力，给整个国家注入创造性的动力，以替代对国外的依赖。应当说，今天的国家战略，已经有这方面的契机了，就看武汉能不能抓得住。

长江商报：这是不是回到过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老路呢？

姚国华：当然不是，但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过分强调自我发展，切断与外部的交流与协作，是不能真正发展的。但单向与国际接轨，照抄照搬别人现成的发展模式，又会造成自主创造力的丧失和对外依赖。要学习和引进外面的东西，又要有自己的超越性与创造力，两者有矛盾，但缺一不可。创造性的过程，虽然成本大，耗时长，见效慢，但只有它才能引领新潮流，决定未来价值，占领金字塔的顶端。

武汉建设光谷，花重金引进人才，当然是需要的。但是，长期靠引进，怎么可能持续发展呢？武汉的高校资源、科研机构本来是很多的，全国排第三，只要我们内部创造一个让人才得以发展、脱颖而出的环境，何需依赖外面引进呢？

长江商报：一个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不是一日两日可以建立起来的？

姚国华：市场经济中，占主动地位的永远都是思想和理念。西方经济强大的背后不是经济本身，而是经济背后的文化观念。只有追求真正意义的而不是口号上的自主创新，才能使社会发展由外部驱动转化为内部驱动。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同样也是基于民众理性文化的共识。从这个角度讲，文化立国应成为我们的国家战略。

越是在文化层面上的交流，即使一开始是学习与模仿，也能更多地激发人的主动创造力和超越意识。因为创造力源于人的心灵，尤其现代文明不再以传统的经验操作为主，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因此，只有大学才能造成真正的现代特区。

我们的印象里，文化建设是慢效的。其实慢的根源，不是客观条件不够，而是主观意志不达，人们焦虑、短视、懒惰、老气，患得患失，急功近利，瞻前顾后，才是慢的根本原因。大学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的主体是青年人，青年人就很少这些缺点，青年人是最具创造力的。几乎所有科学文化大师都成于青年时代。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家长制、老人制的社会，直到今天中国的大学还是老气横秋。一旦风气改变，动力很快就会爆发出来。所以，关键还在一个主观条件。

建设文化特区，激发内部动力

长江商报：广东开风气之先，发展得以迅猛，一定程度上与其多任领导人个人的开放、包容有关？

姚国华：这是事实。不过，所有地方领导人都是上级任命的，国家选择广东重点发展，是看准了国外的先进技术生产力可以通过香港引进过来。我们很难说，这些地方先天地具有思想观念新、决策水平高、民众习性好的优势，主要还是有毗邻港澳的优势，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而已。这也表明，自由开放的思想与现代文明的进步必须是同步的。

领导人的视野和胸怀很重要，但国家的全面发展不能寄望于少数领导人，应当寄望于全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整体教养与创造能力。

长江商报：如此，我们更应该奋起直追？

姚国华：势在时局，事在人为。势的决断在国家，事的作为在自己。机遇来了就不应该放过。

每一个大国崛起背后，都有大学文化特区的作用，它代表无形的智慧，引导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诞生、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背后都是大学为代表的理性文化的崛起。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的崛起背后，都有自己的大学崛起。

武汉作为中国内陆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要在国家发展的新阶段形成强大的内部驱动力，必须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培养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成自己的创造力。当越来越多的人们有了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一步步蔓延，我们的创造力自然旺盛。那时，发展的动能来自内部，不再靠外部。不仅武汉重新燃起希望，整个国家也会越来越有前途。

姚国华

湖南人，知名学者。

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曾开创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著有《文化立国》、《大学重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