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自私，缺乏善心，没有公共精神……这样一些被称为“国民劣根性”的品质是否就是中国人的基因之一？
　　这是很容易激发对立情绪的问题。很多人答“是”，包括鲁迅、柏杨等名流；很多人答“否”，其中远的不说，最近的则有参加9月20日举行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研讨会的一批官员和学者。他们检讨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原因时，同声感叹，“在中国行善其实很不容易！”因为善心被不方便的制度扼杀了。（9月21日《中国青年报》）
　　“善心被不方便的制度扼杀了”，这样一个判断，堪称“有破有立”。破的，当然是中国人善心天生不发达的论调；立的，就是指出了一条培育善心的路径，即先从制度入手，将妨碍人们行善的不方便制度革除。而这样一个判断，由于它指出的“不方便的制度”的种种，诸如对民间慈善组织限制过多、捐赠人看不见捐款用在哪里、接受捐赠人看不出哪些是捐款等等，为我们感同身受，应该较易得到支持了。
　　仿佛是和这群官员、学者的判断同声相应，9月21日《法制日报》刊载了一篇关于动物福利立法的报道，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研究室主任常纪文对外公开了首部以倡导动物福利为主要内容的“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全文，调查显示，超过80%的投票网民赞成立法，超过75%的网民提议对虐待动物致死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个立法动作，实际上也是一种无声的宣示：在对待动物的问题上，中国人并非天生就比别人暴虐，关键在于我们缺乏一个约束的制度。
　　从人类文明史看，说哪个民族特别“丑陋”是经不住事实检验的。如果以当代世界多数人认同的“文明”作标准，可以说在向这种价值靠近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民族是一步到位的。有的民族之所以先行到达，并不是其人种特异，而是他们最早垒好了培育善心、健全公共精神的坚实土壤。
　　在这种土壤里面，制度当然是基石。人性有恶的一面，也就是说，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魔鬼，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之所以还能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人们之所以还能逐渐免于丛林法则的伤害和困扰，制度的功用至关重要。好的制度，就是奖励人们行善、压抑人性之恶的制度。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制度应该是一个整体。局部的制度再好，也不一定就能让人们的善心发达。以慈善事业为例，是不是我们把那些让行善不方便的旧制度废除，人们的善心就会喷涌呢？恐怕不会这么乐观。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如果贪腐横行、不当获利也常常不被追究，人们会有多少余兴散财行善？再以动物保护为例，即使动物福利作为法律落在了纸上，但现实生活中，如果人的权利和福利保障不力，同类的不幸都已司空见惯，日渐硬化的人心还会放到动物福利上吗？
　　培育善心，局部的制度改良十分必要，但这只是垒建坚实土壤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必须放眼全局，拿出根本性的措施保证整个社会良性运转。没有一个整体良好的社会氛围，人与人、人与动物的关系便很难避免被毒化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