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慈善捐助以公开透明方式运转的普通民众，其善心要么就被制度扼杀在“只是偶尔想想”之中，要么就会对慈善组织的行政化抱以更高期许，在客观上为慈善组织的行政化推波助澜。

虽然中国有扶危济困的悠久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却未能发展为现代意义上的平民慈善。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慈善心被不方便的制度扼杀了。对此，中国社科院首部慈善发展蓝皮书指出，中国的慈善机构尚处于初级阶段，不仅数量十分有限，而且行政化色彩浓厚，远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没有专门提供慈善服务的人和机构。

“善心被制度扼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成立慈善组织存在诸多制度性障碍。目前，虽然我国政府开始鼓励私人建立基金会，但却设立了较高的门槛。但凡要成立基金会，要受到业务部门和登记部门的双重管理。这意味着，如果要设立基金会，在到民政部门登记之前，必须先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否则，基金会就只能登记为企业，而无法享受针对基金会的税收减免政策。

对基金会如此管理的模式，使得慈善基金会一开始就要被涂抹上浓厚的行政色彩，要么是完全的官办机构，要么是与行政机关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半官方机构。这样的慈善组织，不是“生于民间，长于民间” 的社会性组织，而是民间的“二政府组织”。这些慈善组织，一方面不用承担行政机关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很容易沾染上行政机构官僚化的弊病，其所能发挥的社会效果可想而知。

事实上，慈善事业一直都有社会“三次分配”的美誉，其在扶危济困、维护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着无法估量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慈善事业要切实发挥这一作用，需要的制度前提是，慈善组织有足够好的政策生存环境以及慈善组织本身能够公开透明地运转。可我国当前的慈善组织，在这方面都存在问题。中国南都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就归纳过灾后捐款的“四不见”，即捐赠人看不见捐款到底用在哪里、灾区群众看不出哪些是捐款、灾区政府看不到捐款在哪里、民间公益服务看不见，而这“四不见”状态，肯定会对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造成难以避免的伤害。

看不见慈善捐助以公开透明方式运转的普通民众，其善心要么就被制度扼杀在“只是偶尔想想”之中，要么就会对慈善组织的行政化抱以更高期许，在客观上为慈善组织的行政化推波助澜。可我们早已知道，慈善事业由政府来做并不比社会做得更好，因为由公民社会发育出来的慈善事业，不仅具有牢固的群众基础，更是公众信任慈善制度的力量源泉。一句话，慈善事业需要在社会中发育，而不是靠政府来扶持。

进一步讲，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实是公民社会发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公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又与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息息相关。公民社会的成长和发育空间取决于行政权力受约束和规范的空间。一个优良的慈善事业生存环境，其背后必定有一个“小政府，大社会”来支撑。然而，我国的社会现实却是“大政府，小社会”，行政权力所能干涉和决定的领域过多，以至于严重遏制了公民社会的发育。

若要让公民社会更好地发育，惟一的途径就是逐步约束和规范行政权力，让行政权力的归行政权力，让社会自主的归社会自主。这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自我束缚和主动放权，另一方面更取决于社会和制度的不断进步，能够驯服行政权力，让其在自己应在的领域中活动，难越雷池一步。否则，慈善事业就会陷入依赖行政权力的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其长足的发展也就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