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洞穴文明迈向广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应该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什么样的社会治理结构更适合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人类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如何能够组成一个更大规模的相对统一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民族主流文化必须解决的大问题。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纷纷从封闭的“洞穴”中走到开阔的“广场”上。在规模越来越大的人群中，必须有人能够成为“广场”事务的组织者、管理者与维护者，否则一切将会陷入混乱之中。而这些组织者、管理者与维护者如何出于群体之中，则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西周初年的宗法等级制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其历史局限性越来越明显，“礼坏乐崩”的现实让人们对宗法制下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怀疑，社会危机空前加剧。

究竟应该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对此，墨子提出了系统的“尚贤”论，即主张打破等级制度，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选贤任能，其方式是一种全民化的制度设计。

平等、民主、竞争是墨子尚贤论的基本原则。平等是全民化的基础，全民化是民主化的前提，全民化的平等竞争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可靠保证。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全民化；没有全民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没有竞争，社会就没有真正的进步。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墨子主张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授贤者以“利”，给贤者以适当的待遇，从而让贤者愿意成为贤者，并且对贤者进行严格的“绩效考核”。墨子认为这是“进贤”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文明进化论”。

在王权专制主义时代，人是被分为若干等级的，墨子能够提出完全平等的全民化任人唯贤的思想，可谓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各方力量----一切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这在等级制度盛行的年代，确实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

为什么尚贤？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尚贤上》。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人治理国家，都希望国家富足，人民众多，刑事政务得到治理。然而国家却没有富足，反而贫穷，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社会没有得到治理，反而混乱，本所希望的却适得其反，这是什么原因呢？”墨子说：“这是因为王公大人治理国家时，不能做到尊贤事能的缘故。在一个国家中，如果贤能之士多了，治理国家的力量就会雄厚；如果贤能之士少了，治理国家的力量就会薄弱。因此，王公大人的重要任务。就在于使贤能之士增多”。

“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墨子·尚贤中》。墨子说：“大凡高贵且智慧的人去管理愚笨而低贱的人，国家就能管理好；然而，用愚笨而低贱的人管理高贵而智慧的人，就会出乱子。因此知道，尚贤是为政之本。”

什么是贤人？

那么，什么是贤人呢？“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墨子·尚贤中》。听其言，观其行，谨慎地授予相应的官职，这就叫做“事能”。因此，能够治理国家的，就让他治国。能够管理一个部门，就让他管理一个部门。能够治理一县的，就让他治理县邑。凡是能够治理国家、官府、县邑乡里的人，都是国家的贤人。

当然，各行各业都会有贤人，但墨子显然更加重视的是从事政务工作的贤人，这也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特殊现实决定的。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洁为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墨子·尚贤中》。贤能的人治理国家，早入朝而晚退朝，处理官司刑狱，处理政务，因而国家得到治理而刑法严正。贤者主持一个部门，早睡早起，征收关口、市场、山林、河湖的赋税，以充实官府，所以国库充实而财用不尽。贤者治理县邑，早出晚归，耕田种菜，收聚豆粟，因而粮食多而人民食用充足，因此国家治理好了，刑法严正，官府充实而万民富足。在上有洁净酒食，用以祭祀上天、鬼神；在外有皮革和丝织品，用以与四邻诸侯互市；在内则有充足的粮食和休息时间，用以养活百姓，这样就可以对外感怀天下的贤士。因此，在上有上天鬼神使他富足，在外有诸侯与他结交，在内有万民亲近拥护他，贤能的人归顺他。因此谋事则得，做事则成，入守则固，出征则强。

如何尚贤？

墨子的尚贤论与其兼爱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为贤之道将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若饥则得食，寒则得衣，乱则得治，此安生生’”《墨子·尚贤下》。那么做贤人的办法如何呢?墨子说：“有力量的人要尽力帮助别人。有钱财的人主动与别人共享。有学问的人劝教别人。”倘若如此，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混乱得以治理。要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混乱得治的话，就会安享太平了。

既然治理一个国家的关键在于贤人的多寡，那么如何使贤人逐渐多起来呢？

平等式的选贤任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即使是农民工、工匠、商人，只要有才能就选拔任用他。“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墨子·尚贤中》。不偏袒自己的父母兄弟，不偏袒富贵人家，不宠幸女色。

民主化的选贤任能。“‘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墨子·尚贤上》。“不义的人不能让他们富裕，不义的人不能让他们显贵，不义的人不能与他们亲密，不义的人不能与他们接近”。国中富贵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在私下商议说：“当初我们所依靠的是富贵，现在上面只举义而不避贫贱，那么我不可以不行义。”同国君有亲戚关系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也私下议论说：“起初我们所依赖的是亲戚关系，现在国君举义不避亲疏，那么今后我们不可以不行义了。”同君主亲近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也在私下商量说：“起初我们所依仗的是同国君关系亲近，现在国君举义士不避开疏远的人，那么今后我们不可以不行义了。”那些与国君关系疏远的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也在私下商议说：“我们当初担心与国君关系疏远而无所依仗，现在主上举义不避远，那么我们不可以不行义了。”（国君的用人原则）一直传到边疆郊外的臣僚、官吏们的庶子、国内的民众、四野的农民那里，他们都纷纷按照“义”的准则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上对下，是同一事物（只以尚贤为标准）；下对上，只有一个方法（以行义为标准）。这就好比富人有高墙深宫，墙体坚固，仅在上面开一道门，如果有强盗进入，只要把这道门关闭，强盗就出不去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就是由于抓住了事物的关键要领。

竞争性的选贤任能。“‘然则众贤之术，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墨子·尚贤上》。那么，究竟怎样使贤能之士增多呢？墨子说：“譬如说要让一个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增多，就一定要使他们富贵、尊敬他们、赞美他们。这之后的国家善于射箭驾车的人才就可以增多了.何况还有贤良的人呢？他们道德高尚，善于言谈，学问广博！这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栋梁呀！当然必须使他们富贵，尊敬他们，赞美他们，然后，国家贤能之士才能多起来。”

墨子主张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授贤者以“利”，给贤者以适当的待遇，从而让贤者愿意成为贤者，并且对贤者进行严格的“绩效考核”。墨子认为这是“进贤”的方法，实际上，这种方法在一定意义可以说是促进社会进步的“文明进化论”。“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是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墨子·尚贤中》。凡是贤者，就选拔出来，使他们富贵，让他做官任职。凡是没有才能的人，不仅不让他们晋升，而且还要免去他们的官职，让他们遭受贫穷，让他们地位低下，让他们服劳役。于是人民都为了得到奖赏受到激励，同时也畏惧受到惩罚，因此大家竞相去做贤人。这样，贤人就越来越多，而愚贱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便叫做“进贤”。

在墨子看来，既然知道了尚贤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那么，什么样的办法才能使贤人真正成为贤人呢？这就是选拔作用人才的三条基本原则，即“三本”之“术”。“何谓三本？曰：‘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上》。”什么是三个基本原则呢?墨子回答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会尊敬他；俸禄不多，百姓就不会信任他；权力不大，百姓就不畏惧他。”因此，古代圣王给他们高的官位，厚的俸禄，任命他们以政事，给他们决断的权力。

为什么一定要授予贤者以“利”（待遇）呢？“事则不与，禄则不分，请问天下之贤人将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哉？若苟贤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侧，则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则其所誉不当贤，而所罚不当暴。王公大人尊此以为政乎国家，则赏亦必不当贤，而罚亦必不当暴。若苟赏不当贤，而罚不当暴，则是为贤者不劝，而为暴者不沮矣”《墨子·尚贤中》。既不给予行政权力，又不给物质待遇，请问天下的贤士，怎么会自已到王公大人的身边来呢? 如果贤人不到王公大人的身边，那就只有平庸无能之徒在其左右了。无德无才的人在其左右，他们所称赞的就不是真正的贤才，他们所惩罚的，就不会是真正的暴徒。王公大人遵从这些人在国家施政，那么，所赏赐的也一定不会是真正的贤人，所惩罚的也一定不会是真正的暴徒。如果所赏非贤，所罚非暴，那么有才能的贤士就得不到劝勉，而胡作非为的人也得不到遏止了。

不尚贤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最终结局来说，显然是十分可怕的。墨子认为，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即国君们只知道一些利益上的“小”道理，而不懂得尚贤的“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