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废旧电池回收问题，珠海市民孙农两度特意隐去律师身份向市环保局咨询，在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的情况下，专门用特快专递发函。在数月没有获得答复的情况下，孙农以自己的知情权受到损害为由将市环保局告上法庭并得以立案。据悉，市民因为环保公益事件将政府部门告上法庭，在珠海尚属首次。（3月5日《南方都市报》）

除了环保问题需要关注以外，我认为在本案中我们更应该关注政府的办事规则和规程问题。据悉，市环保局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此前一直没看到孙农的函，并诚恳表示：“（孙农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很客观，也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至于当时未能及时给出回复，是在沟通方面出现问题。

如果市环保局这位负责人说的没有看到特快专递是实情，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邮局违反了相关法律，连专递也没有及时送达；二是环保局内部接待公民来信来访的机制出了问题，乃至于像特快专递这样必达的函件也无人理会。个人分析，联想到此前孙农电话咨询一直无人接听，后者的可能性较大。而且邮局有没有送达，有签字为据，很容易查实查清。

很多国人对于政府机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深有感触，大多数政府机关门前站着森严的岗哨，进门要详细登记；好不容易进了门，很多事情从这个部门推到那个部门，却不给任何说明；即使是本部门的事，行还是不行，什么时候能办好，很多时候也含糊其辞，更没有简单明了的书面说明和理由。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内地，公民和企业的行政成本很高。有两个数据可以充分说明问题：

第一个数据是比较一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德国（1998年）2.7%；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韩国（1997年）5.1%：泰国（2000年）5.2%；印度（2000年）6.3%；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7%。

另一个数据是《中国青年报》2月11日的报道：国外有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办一个企业平均需要过6关，用26天，花费年收入的8％；而在发展中国家，平均要过11关，用59天，花费年收入的122％。中国社会科学院《审批改革、腐败治理与市场完善》的报告撰写者、副研究员林跃勤告诉记者，“目前在中国注册一个企业平均需要多少天，没有准确的数字，预计是发达国家的若干倍”。

不论大事小事，在一些政府部门那里，推诿、拖延已成习惯。这方面，建议学学当年从广东起家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认为搞“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要知道如何开会；会中如何表决；决议后如何执行，他还亲手翻译了一本议事规程的小书，名之曰《民权初步》。同样的，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宏愿要落到现实中来，必须从严格的政府办事规程这些细节做起。公民到政府办任何事情，或者电话、信函来访，必须有接待、有记录，有回音；专人来访的，必须有书面回执，上面写清事由，并详细说明将会有什么结果，法律的依据和理由是什么，等等。这是约束政府行为的依据，也是万一出现渎职懈怠的问责依据。我们对渎职的认识还很不到位，注意力都在贪污受贿，很多时候不作为也是渎职。不从这些“小事”做起，为人民服务就成为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