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金荣，女，河北平泉人，法学博士，中南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湖南长沙，410083）。田胜钧，男，湖南永顺人，中南大学政治学院近现代史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朱昌琳从一介书生，白手起家，成为近代湖南商界首富。他的经营思想体现在：明了大势，善于把握政策和市场的利好；取信官府，积极参与地方官府各项政务，合作共赢；统筹有方，科学管理，知人善任；为富且仁，热心慈善。其思想对今人多有裨益。

［关键词］朱昌琳；经营思想；慈善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11）02-0004-03

近代以降，湖南虽深受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祸，然有部分地方绅士审时度势，于资本压迫之中求生存、谋发展，朱昌琳便是其中之杰出代表。朱昌琳(1822-1912)，字雨田，长沙县安沙人，少承自儒业，乡试屡不第，后以经营谷米起家，转而经营盐、茶、钱庄。他运筹帷幄，洞悉时务，以仁义之心诚信经营，在与政府的沟通协作之中赢得产业兴隆、财源广茂，终成湖湘一代首富。在五十余年的经商理财生涯中，朱昌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营之道。

一、明了大势，把握利好

朱昌琳出生于书香门第，少承自儒业，乡试屡不第，27岁那年在大富人家唐际盛（曾任云南藩司）家做私塾先生。但朱昌琳对商业发展形势却有独到的认识，他人生的第一次转折就源于对当时稻米价格走势的把握，赚得第一桶金，从而步入商界。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湘中农业丰收，谷价骤贱，至千钱三石。长沙《大公报》记载说：当时“唐(际盛)家，广有田地，是年新谷生芽，佃户多以芽谷送租，价极廉，只卖500钱一石，无人承受。有人劝朱(昌琳)囤之。维时，朱(昌琳)父在草潮门开一小碓坊”。别的商人见谷价骤跌，唯恐抛之不及。朱昌琳却认为这是大好的商机，谷价比往年偏低几倍，如果此时大量囤积稻谷，来年可以高价售之。于是，朱昌琳到潮宗街与父亲朱玉堂商量。朱玉堂“以无钱未允”。朱昌琳转告他的东家唐际盛。唐际盛笑着说：“只要先生承受，明年卖出后，再兑价可也。”［1］朱昌琳见东家慷慨，“遂将所有数千芽谷一并囤之”。不料“次年大荒，芽谷卖至2700文一石”。《湖南自然灾害年表》记载：1848年，湖南各地新谷登场，尽生芽蘖，有芽须长三寸许者。最初谷价尚便宜，但到年底却已是“斗谷千钱”，“长沙、善化、益阳等地始传焙谷之法”。次年，即1849年，情况变得异常惨烈，暴雨从三月至六月，连下三个月，湘资沅澧大水，滨湖围垸溃决更多，“长沙、善化聚集灾民数十万人，宁乡盈路皆属饿殍……安化斗米八九百文，鬻卖男女仅得斗米之资；至永顺一地斗米值钱3600文，官吏地主有以一粉团易一妇者，有以钱400买一妇一女一子者”［2］(P179)，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湖南“道光己酉之荒”。朱昌琳乃将积谷全部抛售，大获厚利，朱家“以此起富”。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曾国藩为解决财政困难，奏准改革两淮票盐制度，招商领票，每票缴银十两，运卖淮盐。湖南巡抚即奉旨在长沙设立督销局，以专司其事。当时的湖南人要不缺少资金，要不没有商业头脑，两者兼具的朱昌琳“独见机先”，开设“乾顺泰”盐号认购盐票百张，约占湖南全省盐票的五分之一，在湘北南县辟有专用盐运码头，转销盐于洞庭湖滨各县。又过了两年，李鸿章为了筹集经费，把贩盐的垄断经营权卖给了有盐票的商人。朱昌琳凭已有的盐票，又向别人租用了一些，从此成了湖南盐商老大。生意鼎盛时，朱家的乾顺泰盐号向湖南、湖北销盐两万余吨，占湖南总运盐量的20%。［3］

同治十三年（1874年），朱昌琳开始大步涉足茶业。时值清政府征商颁领茶引，恢复贩茶于甘肃、西藏等西北地区。清代西北广大地区销售的茯砖茶，都集中于兰州后分销。兰州原有东、西二柜的商业组织，东柜由晋、陕商人经营，西柜由回民充任。同治十二年（1873），陕甘回民起义被平息后，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充实税课，奏请在兰州添设南柜，准许南方各省茶商经销。朱昌琳出资领得茶引200多张，在长沙坡子街开设“乾益升”茶庄，成为南柜总商，又在新疆乌鲁木齐设立分庄，派员到安化采购茶叶到陕西泾阳加工为茯砖，然后分销陕、甘、青、新、蒙各地。数年后，晋商归来，只好向湖南商人承拨分销，但此时湖南商人的运茶垄断权已占到十分之七，而晋商只占到十分之三，湘商占据绝对性优势。［4］湖南黑茶经朱昌琳等人之手源源不断地销往中国西北，甚至跨国贸易到俄罗斯。

从上述朱昌琳的经营过程可以看出朱善于把握政府出台的利好消息，能比别人先发现致富商机。曾有人问其理财之要，他回答说：“务审时，如治国”［6］，即经商如同治国，关键在审时度势。他特别注意了解国家形势和商业信息，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制定经商的方针。朱昌琳每年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各地，与当地行商坐贾订立购销合同，“任使客舟载车运，分曹四出”，在淮扬与西北各地设立庄号，均派员坐庄经理，而自己坐镇长沙，遥授方略。

二、取信官府，互利共赢

朱昌琳在把握政府出台利好政策的同时，又善于和政府官员合作，不仅给政府出了力，而且自己还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可谓一举两得。每逢地方遭遇灾害，朱昌琳必慷慨捐助，为政府分担一些责任，加之他为人诚笃忠厚、精明能干，深得一些朝廷要员的欣赏和重用。1877年，茶陵人谭钟麟任巡抚的陕西和湘乡人曾国荃任巡抚的山西都发生了饥荒。时年55岁的朱昌琳受两位老乡之托亲自前去赈灾。他用平江大布做成米袋，米到陕西和山西卖完后，把米袋拆开，染上颜色，就地购买棉花，做成棉衣卖，一举两得。后来左宗棠征西，朱昌琳负责供应部分军粮。左宗棠考虑到将士要做冬衣，要求朱昌琳也用平江大布做米袋，朱昌琳欣然答应。

光绪二十一年（1895），湖南维新运动勃起，朱昌琳成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的经济支柱。湖南矿务总局成立之初，遇到了“无款可筹”的极大困难，“长沙各殷实钱号，亦因矿务经营伊始，成败未定，不肯借贷，故与矿务局银钱往来者，只阜南官钱局一处”。朱昌琳从开辟利源、救济桑梓出发，以阜南官钱局总办身份之便对矿务局借款之事拍胸担保，同时还从他本人开的乾益升号钱庄另借银一万两给矿务局。他还入股兴办了长沙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湘善记和丰公司，与汪诒书、杨巩等人合作，在长沙灵官渡创建了湘裕炼锑厂，开长沙炼锑业的先河；随后，他又在长沙暮云市独资创办了阜湘红砖公司。［3］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朱昌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光绪二十二年（1896），东南一带官银贬值，湖南市面上有很多成色不足的银子、元宝流通，民间苦不堪言。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专程到朱府请朱昌琳出面设官钱局以维护货币稳定。朱昌琳慷慨答应。随即他领导湖南官钱局铸造一两重的银币，格式统一，使投机者无机可乘。此后，朱昌琳又开设了乾升钱庄，连曾国藩兄弟也把积蓄存在“乾升钱号”赚取利息。此后，官府凡要兴办公益事业，陈宝箴都委托给朱昌琳。左宗棠从关陇退休回长沙，许多德高望重的老人前来拜访，左宗棠都只是向他们行后进礼。只有朱昌琳来时，左宗棠走下台阶相迎，热情接待，并对人说：“这是我们乡的豪杰之士。”［5］

众多的善事中，有两件给朱昌琳带来了“殊荣”———1877年，山西巡抚曾国荃、陕西巡抚谭钟麟托朱昌琳赈灾，朱昌琳毫不犹豫地捐献了大批粮食、布匹，因此得到朝廷嘉奖，获授候补道员。1897年，朱昌琳捐资十三万之巨，将湘江、碧浪湖和浏阳河凿通，历时十年竣工，这就是清波数里的新河。工竣，湘江和浏阳河汇合处水面宽阔，利于船只停泊，成为货运、商旅集中的码头，而浏阳河北面的沙滩则变为良田。新河开通后，官绅保奏，朱昌琳获三品卿贤，随后朝廷又特授内阁大学士和光禄大夫的头衔，人称“阁学公”。［6］连秀才都没有中过的朱昌琳，此时在名义上差不多位极人臣。

三、统筹有方，科学管理

为经销盐、茶，朱昌琳曾创立《盐茶章程》，于用人行事均立有规程，“分数甚明”。朱昌琳经商，最为注重信誉二字。其经营安化茶叶，即曾前往产地，与茶农商定茶叶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并预付三成定金；又到各处收购名茶，加以配制，提高质量。曾有劣商假冒“乾益陞”茶牌名，制作赝品，混入市场，后为承销商发觉，前来交涉。朱家为顾全信誉，将全部赝品备价承受。［5］

朱昌琳科学地按茶叶产销流转方向，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置分庄，分段负责茶叶收购、转运、加工、销售工作，使各分庄各司其职，责有攸归。对人员管理亦十分讲究，分庄办事人员领先在总庄工作一年以上，经过考察再行选派；其薪酬待遇，按业绩大小分等支付；因此人人效力，尽职尽责。朱昌琳经营谷米，也不同于一般粮商。其谷米来源，大多并不由外购进转售，而主要来自自家田庄租谷。其时，朱家在湖南长沙、南县、华容和安徽南陵各地的田庄都设有囤粮栈房，专人经管。因而所售谷米既能保证质量，而且能够把握粮食的价格与数量，经受市场的风波。

随着经营的日益扩大和需要，约在同光年间，朱昌琳又开始涉足银钱业。他在长沙太平街开设了“乾益钱号”，发行庄票，从事汇兑业务。为此，他不惜代价，高薪聘请了熟知行情、号称“长沙通”的人员，以联系各处业务，而尤以经营枯饼、玉兰片、钱纸、刀剪、玻璃、荒货、香烛、草药等的湖南土特产商为重点放款对象。湘西一带盛产木材、桐油，但商业资本周转不够灵活。朱昌琳即让其诸执事与洪江帮、常德帮多相过从，选择一些信用可靠的木商、油商，给予较长时期如3～4个月的放贷，从而获得较高利润。［7］

在经营谷米、盐、茶和银钱业的同时，朱昌琳还广置田地房产。他曾在长沙四乡和华容、南洲厅（今南县）购置大片田地，又曾派其子往安徽南陵县购买荒田两万余亩，在长沙征集农民百户移往耕垦，共计约十余万亩。他还在长沙城乡置有大片地产和房屋，如长沙小吴门外藕芽冲一带、南门外金盆岭至新开铺一带、北门外丝茅冲至新河一带、新河长庆街全部，以及城内太平街、西长街、高井街等地的不少房屋、地产，都属朱家所有，每年的田租房租收入数额巨大。［9］

朱昌琳经商理财，尤善于用人。他从细微小事考察人，根据各人兴趣与所长，“委任而责成”，并根据各人业绩给以报酬，即所谓“量材而畀，以事程功而酬劳”，故人多乐于其用，亦“往往得所任”。前署广东巡抚郭嵩焘曾向他请教“知人之道”，他回答说：“试之疑以观其能，畀之事以观其守，渐积而察之以观其恒，有失焉亦寡矣。”［8］

四、为富且仁，热心慈善

与朱昌琳的豪富相衬的，是他的乐善好施。在“己酉之荒”中，朱昌琳雇佣工人在长沙修葺住宅，供给灾民们饭食，救活了上千条人命。这年冬天，因沅水、湘江发洪水，常德、澧州一带大量灾民流亡长沙，就食无所。心慈仁善的朱昌琳见此情形，想将所发灾难财的部分用来赈济灾民。但他不像一般富人那样在街上摆一大锅，熬粥赈济灾民。富有经营头脑的朱昌琳则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出资招雇一批灾民，在长沙城东营建房宇。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壮者“致材木，运甓石”，“老弱则计口授食，病辄施药，食不给，即尽出所储齑蔬分饲之”。时值严冬，其母胡氏又率家人缝制棉衣，“人各授一袭”。［6］灾民“赖以仰给者甚众”，既建筑起朱家城乡居宅，又大量救济了灾民，而朱昌琳乐善好施之名亦自此始。

致富后，他更在长沙四乡疏浚河道，修桥补路，设育婴堂、施药堂、鳏寡孤独堂，设义学，为贫穷无依者发放年米、寒衣。每当过年，在城内向贫困者发放年米，给乡下孤寡老人固定粮折三百多本，每年秋后可凭折领稻谷六担。他还广置义山，给穷人施棺；在黑石渡修义渡，置渡船3艘，派专人司船。昔日长沙小吴门至青山铺的三十公里古道失修多年，路窄泥泞，行旅苦之。朱昌琳捐资铺设麻石路面，以利行人。他的私家园林——人称“朱家花园”的馀园，免费向游人开放。而他最热衷的，便是救荒，非止湖南一省，附近的河南、湖北、陕西等各省灾民，都曾受过朱昌琳的救助。

纵观朱昌琳为商生涯，能将产业由小到大、由薄而厚、由简而隆，直至成为巨商大贾，实属难能可贵。究其经营之道，朱昌琳在商略眼光、商局把握、商业运作、商德修养等方面兼具优长之处，且对今人多有裨益。特别是身处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现代企业家，更应借鉴朱昌琳的经营思想，在学习其商道中顺应时势，创新求变。惟其如此，才能在发展自身企业的同时振兴民族产业。

［参考文献］

[1]长沙大公报，1925-10-18.

[2]湖南历史研究所.湖南自然灾害年表[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61.

[3]朱昌琳传.湖南省志·人物(上)[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4]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卷4)[M].北京：中华书局,1964.

[5]朱镕坚.八十述怀并泛论棠坡朱氏[J].湖南文献(台湾)，总第67期.

[6]朱镕坚.阁学公雨田府君家传[Z].棠坡朱氏家谱(卷6)（未刊）.

[7]朱运鸿.朱雨田史料拾零·长沙文史[M].长沙：长沙市政协出版社,1986.

[8]郭嵩焘.阁学雨田公五十寿序.棠坡朱氏家谱（卷10）（未刊）.

[9]梁小进.朱昌琳小传（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