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人，令人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当我们快要进入21世纪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并且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
　　只要与上一个世纪之交比较一下，就不难明白这种变化之大：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割地赔款，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洒血菜市口。1900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大举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沙俄军队占领东北。1901年，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定《辛丑条约》……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处于深重的民族灾难之中，抵御侵略、救亡图存始终是压倒一切的主题。中国社会也长期处于战争和动乱之中。这段历史深深地留在了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深刻地影响了民族的心理和文化、以及战后民族国家的重建。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被封锁、被孤立的环境中，仍然时刻准备打仗，边境冲突不断。直到70年代，我们天天被告诫的还是“要准备打仗”，而且是早打、快打、打大仗。长期被侵略、被威胁和被孤立的处境，形成了中国人对生存环境的认知和心理感觉，造成了一种“被包围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黄仁宇语），对外部世界有深深的怀疑和不安，例如“不与我们合作就是与我们为敌”之类的思维和判断。而社会的经济体制、社会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战时体制”，如黄仁宇所分析的斯大林体制那样：社会处于一种“紧迫的备战状态”，其建设行为的三个特征是不惜代价、飞速完成、与国防紧密相关。 
　　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以裁军百万、改革经济体制的实际行动调整了对变化中的世界的认识，相信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中国能够为自己的发展、建设赢得可贵的和平时光。
　　今天，我们应当明确地认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面临的外来侵略的战争威胁、亡国灭种的危险已经成为历史。殖民主义和战争侵略的时代已经结束。由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民族已经取得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换而言之，民族救亡的任务已经完成；尚需实现的，是中华民族的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是国家富强的使命。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和平年代”已经到来--在经过长达70多年的冷战、对峙之后。为了参与已经拉开序幕的新的一轮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我们必需理性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和我们需要怎样的国际环境，树立新的思维，其中包括适应和平，学习和平。
　　这已经是一个世纪性的要求。它向教育提出的任务，是倡导国际理解教育，这就是199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的主题：“为和平、人权和民主的教育”，它被认为是“当代最重要的主题”。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和平文化”的概念，它意味着教育应培养人们“要有各种文化、意识形态和信仰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接受的精神”，这是作为地球村成员所应具备的一种文化、道德和为人处世的反应方式。因为，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马约尔所说：“我们必须学会为和平付出代价，就像我们过去不得不为战争付出代价一样。”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引起人们必要的警惕。
　　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几个不同的原因。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中国公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在逐渐上升，出现了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呼唤。这无疑是十分必要和自然的。同时，政府从进行社会动员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实际需要出发，重视调动民族主义资源以补充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更为深刻的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事实正在改变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许多在80年代的西学东渐和文化启蒙中热衷于向西方学习的知识分子，在90年代采取了反对西方、非西方化的立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为西方文明的产出国，西方国家过去只是人们心目中遥远的“理想国”；然而，现在它已经变成与中国有着巨大的利益冲突的现实的竞争对手。这种竞争不仅是无情的，对于后发展国家，还有一种强烈的不公正感--被迫按照西方国家预定的游戏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否则就不跟你玩。申奥失败、中美贸易谈判等外交上的实际困境，则强化了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对抗姿态。
　　一种偏狭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他们满怀道德义愤，新仇旧恨一起算。其典型的思维方式往往是“你们过去侵略过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对我们说三道四”。这种逻辑是有些孩子气的，似乎因为他们的前辈过去不讲理，我们现在也不必讲理。他们夸张地标榜自己膨胀的中国心，鼓吹对抗西方，甚至不惜鼓吹战争和民族仇恨，例如关于“割裂中国领土的世界性阴谋”、关于“不要忌言准备打仗”等等。 
　　然而，弘扬民族精神与鼓吹、煽动偏激的民族主义从不是一回事。这正是对后发展国家的考验之一：既要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争得生存发展的一席之地；又要维护主权国家的利益、民族尊严和文化价值，建立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重要资源，稍不审慎，又极易成为抵制开放、仇外排外、制造民族分裂和民族仇恨的反现代化的力量。中国近现代历史、伊朗等国的现代化历程都一再验证了这一点。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健康的民族情感和一种虚妄的“大国心态”。以中国申奥失败为例，国际奥委会的表决固然掺杂复杂的政治因素，受到各种干扰；但是，我们反躬自问，是到了国际社会一起来为中国喝彩、为中国的“龙年”过生日的时候吗？也许这一天终究会来到，但是现在就这样期望国际社会，是不是有些天真？申奥失败无疑对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是一种刺激（对处于同样地位的别的国家也是如此），但因此而如梦初醒、由对西方的一往情深转为满腔怒火，甚至因此而由世界主义转为民族主义，是不是一种幼稚？
　　已经有人撰文，呼吁“请停止为阿Q喝彩”。说的是在京城的话剧中，常有一些“提虚劲”的台词博得阵阵喝彩，诸如对剧中的日本人说：“当初秦始皇为了找长生不老药，派了五百童男童女到你们那儿扎下了根，这不，以后就有了你们现在的日本人了。”又如，在剧中提及美国历史时说：“才二百多年，还不如我们养鸟的历史长呢。”最近，中国的天文学家否定了一个传扬已久的说法，即1969年登月的阿波罗11号飞船的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看到了长城，并称长城是“在月球上用肉眼能看到的人类最大的建筑物”。科学家指出，那相当于在2.688公里之外用肉眼看一根头发丝，是绝对看不到的。科学和理性精神绝不等于不爱国；而那种虚妄和狭隘的心态是最容易害国的。
　　中国目前所处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其实也是后发展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基本困境：当我们向西方学习和参与国际竞争时，不得不接受历史造成的发展差距和种种事实上的不平等；除非我们自甘落后，自动出局。这自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作为后来者，我们只有首先参与、进入并学习在国际大家庭中生活，然后才有可能逐渐修改在殖民时代、冷战时代形成的过时的游戏规则。后发展国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得不承受的这种不公正待遇、屈辱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发展的代价--心理和情感的代价。这与许多进城的民工和出国留学生的境遇是十分相似的。因此，对进入国际贸易组织、申奥等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本是一相情愿。我们所需要的，也许是坚强、坚定和坚韧——对这场竞争的激烈性和严酷性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承受能力，如此而已。外交和国际政治本质上是利益和实力的较量，只有当双方处于比较对等的位置，才会有比较平等的交易和对话。那时，我们也许会更平和地看待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外交摩擦和利益冲突，而不至于掺入过于强烈的民族感情，甚至因此而影响国家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基本方向。
　　问题在于，当中国龙真的苏醒并开始腾飞时，西方国家面对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也有类似的不适应。世界开始真正面对这个现实--一个正在强大的中国。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这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以美国为例，其实它尚没有形成新形势下清晰的对华外交战略；但在西方国家媒体的多种声音中，的确出现了“遏制中国”的论调。
　　我们应当重视这一动向，应当从各个方面努力，去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但是，我们也许应当审慎地认识西方舆论多元化的特点并加以区别，不要夸大这种声音，也不必反应过度。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教授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他预言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将伴随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从而危及世界粮食市场，产生毁灭性的后果。正如我国许多学者指出，布朗的分析尽管不是空穴来风，但却不是全面的和实事求是的，甚至是有某些偏见的。
　　关于中国成功解决吃饭问题的巨大成就、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对策和可能性`中国“基本自给、适度进口”的粮食战略、中国粮食贸易的合法性等等，许多专家、学者和权威部门已经作了权威性的论证和发言。我想说的是我们对这样一种言论的反应。如果是一个中国学者、印度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中国粮食生产的危机、中国对地球环境的压力等等——大概不会引起我们政治上和心理上如此强烈的反感。事实上，我国也有许多类似的研究和警报。环境学者、知识分子和研究机构的这种报警，乃至种种危机论、悲观论，其合理性和社会功能正是提醒全社会的高度重视，从而去防范、克服这种可能的危机。
　　关于布朗观点的讨论迅速地被政治化了，它被视为是一个阴谋、一种圈套，参与了遏制中国的大合唱，至少是对中国崛起感到的失落。我觉得，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的这种政治思维，使人们似乎难以真正理解从环境主义、绿色主义立场发出的这种“醒世呼唤”。正是这位布朗，于1981年出版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一书，首先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从而将“发展”视为比单纯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目标。也正是这位布朗，出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敢于冒美国国会和美国舆论之大不韪，为中国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辩护。同样基于这一理念，他明言美国模式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从而反对中国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例如以汽车为主的运输系统，因为这将使中国失去更多的良田、耗费大量的资源。即便就中国的粮食问题而言，他的预言固然悲观和不准确，但他的不少意见也是有价值有见地的：中国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退化和北方的水资源短缺；应大力保护农田、加大在农业基础设施、灌溉系统和水资源合理利用方面的投资；美国应当向中国转让先进的农业技术，等等。 布朗的挑战已经引起了我国积极的回应，开始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耕地保护等问题。
　　中国从国家利益出发，可以警惕其中的政治因素——但如《妖魔化中国》的作者李希光所言，布朗的观点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并没有太大的市场，相反，还因为他提出中国不要走美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丢失了一些报纸版面。那么，难道反而是那些输出美国现代化模式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意见更为符合中国国情，或者他们对中国更为友好吗？
　　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东方大国，面对21世纪的世界，必须具备健全的理念和大国的文化自觉。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严峻的发展压力下，如何面对西方文明，就是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回答的。
　　本世纪初，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的名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已近乎说出了全部真理。这不仅是基于对世界主流文明的基本价值--它可以最简约地概括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体认，也是基于对中华民族的实际利益和根本利益的深刻把握。由于经济生活的全球化，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深刻联系，使中国正在从这一进程中受益；同时，这种互相依存的经济联系也成为保持中国发展和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中华民族的利益存在于人类共同体的利益之中。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认识这一点。
　　对中华民族的感情从不意味着排拒世界文明，如鲁迅那样的“民族的脊梁”同时也是博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今天，中国的国家地位和国际环境比世纪初要好得多也有利得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也绝不至于因为受了某些委屈和刺激而退回闭关自守的末路。绝大多数理性健全、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公民都不难作出这种选择和判断：中国不需要义和团，不需要“塔利班”和原教旨主义，不需要霍梅尼、卡扎菲和日里诺夫斯基，中国应当更加坚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更加自觉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1997年8月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华商大会，表明对世界各地的华商而言，同样有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这样现实的问题。这是因为，虽然华商已经取得了骄人的商业成就，但仍然有不适应下个时代国际竞争的明显弱点，例如华人传统的文化、家族经营方式和单纯的华人网络都不足以适应急剧变动的环境，华人已经意识到必须与整个世界同步的发展，必须突破传统和地域的观念，把自己融入未来世纪的发展潮流之中，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舞台。
　　这同样是对每一个民族国家的挑战。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表示：为了组成一支强大的国家队参加下个世纪“世界杯”经济竞赛，新加坡必须成为世界人才荟萃之地，成为具有世界色彩的21世纪环球大都会。为此，必须清除所有防碍这一目标实现的旧观念、旧框框。 
　　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与世界越来越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据统计，至1997年6月，全国批准建立外商投资企业达29.69万家，目前实有外商投资企业23万家，已开业14.5万家，实际利用外商投资2044亿美元。至1996年底，外商直接投资已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4.8%。 中国的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也在加入这一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国最具有商业意识和移民传统的是温州人。他们不仅遍布中国的各个省份和最遥远的边陲，而且遍布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不夸张地说，那里有华人，那里就有温州人。他们传统的靠亲戚朋友、拉家带口的流动方式正在逐渐发展为更高层次海外拓展。不久前，温州市已经决定，在南美最大的城市圣保罗投资兴建“中国商城”。
　　华人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已经与世界联为一体。这就是中国必须继续开放、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