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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读到一则报道，今年我国大学毕业生有100多万人找不到工作，但许多高新科技公司又难以招到合适的人才，其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大学生本身能力差显然是原因之一。
　　留美学者薛涌写了一篇《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不行？》的文章，其中介绍了美国大学里流行的“讨论班”的上课方法。在讨论班上，老师只是导演，想尽办法激发学生参与讨论。薛涌写到：“从讨论班出来的学生，到了社会上，马上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能够贡献什么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他每天上课就是演习这些技能。……在中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学问、‘不懂’。在美国读书，总担心自己没有思想，没有激发人的能力。在那里一年下来，你发现学到的死知识似乎有限，但整个环境，都在逼着你创造、冒险，走别人没有走的路径。讨论班上，同学竞争非常激烈，争先表现自己的智慧。你讲不出有意思的话，马上就被撂到一边，成为无足轻重的人物。所以，这种环境下出来，个人进取精神必须非常强才行。人家的大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在乎你知道什么，但刺激你一刻不停的进取、创造、不论拣起什么都能闹出一番动静来。这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也是现代大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我们从小背书的传统是相反的，对当今中国大学中的整个既得利益集团都是一个挑战。找不到这种精神，中国就不会有一流大学，也很难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无独有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马大猷在《科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家实力根本源于基础研究》的文章，其中谈到：“我国研究人员基础都很好，但常提不出自己的设想，很多人都是‘述而不作’。中国人从小学起就被要求绝对服从，逐渐养成迷信长上、迷信书刊、死记硬背、整天学习、缺少交流。”他还指出：“现在科学前沿几乎不见中国科学家。新技术产品颇为发达，但其核心技术与研究很少是中国人的贡献。”
　　美国大学的“讨论班”鼓励讨论交流、鼓励批判质疑、鼓励思想上的冒险和创造，而这正是科学精神在课堂上的集中体现。如果深入了解一下美国教育，会发现从幼儿园到研究院大都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方法，讨论班就是典型的课堂上的研究性学习。美国学生从幼儿园一直到研究院都一直在“研究”，熏陶了十多年，虽然分科的知识基础和考试成绩他们可能不如我国学生，但研究能力、探索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思维能力、综合能力、掌握的科研方法和手段等等方面肯定大大超过我国学生，而这些方面正是形成自主创新能力最需要的。
　　现在我国高层领导一再强调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奇怪的是，好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主要是针对科研单位和企业而言的。其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基础教育影响人一生的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如果到了大学毕业才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恐怕已经太晚了。
　　我国高中课程改革把研究性学习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占了15个学分，大大超过语文、数学、英语的10个学分，这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急需的，是有远见的。但由于研究性学习本质上很难用书面考试来统一评价，研究的结果也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它更关注研究的过程和方法，所以很难进入高考内容。这样一来，中学就不会真正重视研究性学习，往往只把它当作可有可无的装饰和花边。美国的研究性学习，得到整个美国文化背景的有力支持，表面上的学习方式差异，其实是国家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改革牵涉到国家各个方面的改革。缺乏研究性学习能力，是我国大学生“不行”的重要原因。
　　最近美国独立升学顾问高燕定先生出版了《人生设计在童年》一书，并被深圳读书月组委会邀请来深开设讲座。他在书中以他女儿为例，极力倡导以职业规划为核心的人生设计思想，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高燕定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来到美国，为了规划5岁女儿高倩的人生发展，他首先分析美国的就业状况。他发现，在美国，学人文科学的全是第一流的精英，其中律师又居于突出地位。律师就业率高，收入丰厚，发展前景广阔。基于这种分析，高先生早在女儿5岁时便计划让她将来进入哈佛大学，毕业后要进入美国顶尖的法学院，未来从事律师工作。高先生日积月累地对女儿进行当律师的熏陶，使她从小就有了自觉的职业意识，而且对高先生精心安排的相关能力的培养都很愿意接受并乐于配合。律师要有很强的语言能力，高倩在十几岁时已自学了英法西汉四种语言。她选读商业与法律交叉的课程、阅读了浩繁的书籍和经典文学名著、11岁便出版了自己的中国游记《从西方到东方》。高中时，为了培养自己说服人的口才，她还去找了一份推销珠宝的工作。她应聘成为市少年法庭的律师、检察官，定期出庭，参与审判少年犯。她参加模拟法庭审判比赛，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演讲比赛。她加入一些社团，竞选成为社团的领导，锻炼自己作为一个律师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经过这样长期的职业准备，加上学业成绩优异，高倩顺利进入哈佛大学。进校后，她并不仅仅埋头读书，从一年级起，还花大量时间，投入多种与未来职业有关的社会活动：为市民做热线义务法律咨询；在波士顿中国城教英语，与贫困家庭的小学生结为良师益友；任哈佛校园小商店的副经理。她入学第一年便进入《哈佛深红色》报社，大学四年都一直在报社工作，第一年从发行部经理当起，最后坐上商务主管的位置。这些活动和经验，除了锻炼自己的能力，为律师生涯做必要的铺垫外，也是为了提高法学院录取学生时所特别看重的综合素质。最后她如愿以偿，进入美国顶尖法学院攻读博士，第一年暑假即被一流律师事务所聘用。
　　高先生倡导的以职业规划为核心的人生设计，对我们有深刻启示。我国大学生绝大多数都没有明确的职业努力方向，对市场最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每种职业的详细情况和收入怎样？每种职业需要什么样素质的工作人员？自己最适合最喜欢什么样的职业？自己怎样按职业要求来规划自己的学习和锻炼自己的能力？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对这些重大问题他们都只有朦胧粗浅的了解，根本缺乏自觉、长期、理性的职业规划和相应的技能准备，社会上也缺乏这方面的信息和指导。中学生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考试书”，根本无暇考虑将来怎样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职业。家长们也是直到高考结束才替孩子匆匆选定一个孩子不一定适合、自己也不太了解的专业。孩子大学毕业后再匆匆替他找一个他不一定适合也不一定有发展前景的工作。
　　而在美国，政府专门发布了《国家职业发展指导方针》，内容分别针对小学生、中学生、成人。其中规定从6岁就开始对孩子进行职业意识的培养，从小学就让学生进行与就业有关的12种能力、六七十项指标的训练。美国的中小学定期举办“职业活动周”，请各行各业的家长来学校介绍各种职业，书店里也有许多职业介绍和指导的书籍。美国中产阶级的精英们更是对孩子的未来职业精心规划。美国学校和社会各界还给学生提供各种职业机会，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服务和打工，让学生获得职业经历，使学生有一个较长的职业预备期。既有学历，又有长期职业经历的学生，当然在职业市场上有超强的竞争力。
　　美国学校在课堂上采用研究性学习的方法培育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又在课外鼓励学生以职业规划为核心锻炼职业能力，从童年就开始进入职业预备期，这两方面相互促进、互为因果，培养出的学生当然更适应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我国大学生最缺乏的也正是这两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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