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被誉为“报人中的报人”，他一辈子办报，对自己的报人角色充满自信，“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他曾对《大公报》后起之秀之一徐铸成这样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正是这份自信成全了《大公报》民间第一报的空前事业。
由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国舆论的重镇决非偶然。当时，国内、国际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人们都会看看《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社评是怎么说的。蒋介石说自己每天看的不是国民黨的《中央日报》，而是以“不黨”、“不卖”等“四不”著称的《大公报》。可以说，张季鸾达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言论报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当1937年那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时，他的言论自然会更加引人注目。
他们预计上海即将沦陷，1937年9月18日，张季鸾不顾病弱之躯，手创了《大公报》武汉版，这是他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期，他的一支笔发挥到了一生中能发挥的极限。由他执笔的《中國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社评，都曾激动过、振奋过当时的人心，影响极大、极远。“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國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这是徐铸成的评价。张季鸾文章最强的地方还不在于文字，而是他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往往三言两语就抓住了问题本质，看穿了复杂表象背后隐藏的奥秘，他的文章之所以能揪住那个时代许多人的心，关键就在这里。
1937年12月8日，当日寇兵临城下，首都南京千钧一发之际，国民黨当局还通过德国人在和日本人“调解”，抱有一线和平的最后幻想。就在此刻，张季鸾写下了那篇传诵不衰、堪为新闻评论范例的《最低调的和战论》，他说：
“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獨立最小限度之立场”。
“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
这篇评论简短而有力，无比的清醒，无比的清晰，对于那些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糊涂人、软弱人、打着小算盘的人，如同是一声棒喝，也是最好的清凉剂。考虑到《大公报》的影响力，考虑到包括蒋介石在内许多政要、将领和名流对张季鸾的敬意和信任国家一时免于陷入“土崩瓦解”之局，应该说与他关系不小。南京未能免于陷落的命运，几十万生灵涂炭，几十万冤魂至今没能得到安息，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拿起了他的笔。12月28日，《大公报》发表他的社评《为匹夫匹妇复仇》：“在私人问题，复仇本是偏狭心理，但为民众复仇，则是圣贤遗训，为中國道德之精华。”
好一句“为匹夫匹妇复仇”，一篇文字胜过无数炮弹，侵略者嫉恨这位曾穿长衫、被肺结核伤害着的留日学生，我们可以想见。也许70年后，我们已无法体会这些文字传达出来的时代信息，无法感受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的那份血肉情怀，无法理解一个报人和一个时代的互动和所能达到的影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尊屹立在言论史上的嶙峋雕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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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胜过无数炮弹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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