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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摘录(88)         
强国摘录(88)
[ 作者:谢昭武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661    更新时间:2008-06-05    文章录入:admin ]

 

  每每掩卷叹息,我中华民族曾有多少优秀儿女为中华崛起而奋斗,而献身。林则徐严厉禁烟,关天培战死沙场,陈化成喋血炮台,左宗棠抬棺出兵,邓世昌以死尽节,义和团以血肉之躯抵挡洋枪洋炮...可每次的以死抗争都无济于事,甚至换来的是更大的打击和耻辱。中国的特权阶级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先是拒绝任何触动自身利益的改革,后是将改革引向歧途。他们先是不承认洋人的先进武器的重要性,说什么“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后是不承认中国的制度不如人,鼓吹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后来不承认思想和文化不如人,排斥西方的价值观,妄言什么“中华思想道德远在西人之上”。他们看不到中国自己三省六部制机构重复、落后,缺乏效率;看不到正是西方“平等”的思想才让教育平民化,让轿车、乘飞机旅行和互联网成为民众的消费品。而中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处事哲学只能让国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好死不如赖活着”和“有奶便是娘”的世界观打造了背叛民族的汉奸、卖国贼;“传宗接代”的愚昧思想却是造成中国人口泛滥之根源。
  ——《解读中华民族千年辉煌与悲剧》  潘宏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传承久远而不衰,兴旺发达而不败,无不需要有一种能够兼蓄世界各民族优秀品质的健康向上、不懈进取的民族精神,无不需要有一种能够包容历史、直面现实、拥抱未来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灿烂的传统文化,孕育了优秀的民族品质和民族精神。但也应当看到,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往往同时包含着如善与恶、科学与迷信、民主与专制、革新与保守等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精神品质。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和民族从兴盛到衰落,无不是从抱残守缺、歌舞升平、道德滑坡、精神萎靡、信念失落、丧失进取心开始。
  ——《解读中华民族千年辉煌与悲剧》  潘宏斌

  从时间角度看待渐进性概念,可以把渐进性理解为一种过程的延长,看成事物发展的自发演变趋势,甚至可以看成是需要等待时间。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则把渐进性过程理解为总体分解式的改革、结构关系的调整和分阶段实施的改革,本质上是逐步到位的改革,而不是一步到位的一揽子改革,其中包含着争取时间、缩短时间和赶超时间的要求。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有着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时间要求,有着很强的时间压力,所以必须抓紧时间、缩短时间和赶超时间。这是一个大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政治体制改革有多种方案可以选择。最主要的有两种方案:一个是一揽子改革计划方案,另一个是渐进性的、分步实施、整体分解式的改革方案。这也是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和中国改革在推进步骤方面的主要区别。一揽子的改革方案,在改革操作上无疑是最节省时间的。但这种改革方案实施的难度过大,成本过高,且对改革操作的要求也高,一旦把握不好,改革中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和挫折。道理说来也简单,改革总是有成本的,改革过程的时间跨度越小,时间越短,单位时间内分担的改革成本也就越高,对社会成员的利益触动也就越大,改革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而言,它表现为紧迫性与渐进性的双重特征。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但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封建传统影响源远流长,而且建国后在很多方面也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很大领域,仍然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有较大距离,也严重滞后于日益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这些都显示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总体上尚比较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社会自治能力还普遍不高,特别是传统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仍具有强大的运行惯性,这一切都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另外,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社会政治的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条件,这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应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渐进性的双重特征,所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坚定不移地改革政治体制,又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实际出发,循序渐进,逐步地加以发展和完善。既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就好高骛远,盲目超越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也不能因为政治体制改革受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就坐等条件的成熟而缺乏应有的主动性和开拓性。总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是一个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的过程。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政治体制改革要估计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程度。任何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革,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和程度不同的风险。不改革,没有改革的风险,但是有不改革可能积累的风险和危机。有的改革所花成本小,可控制,风险小,收益较大;有的改革成本大,费力不小,但是前瞻的可控制性不明朗,风险高,收益并不高;有的改革可能成本大,费力大,但是效果明显,收益也高。因此,每项改革,对其成本、收益、各种不确定性、风险都应当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评估,以便进行方案比较、统筹把握,保证坚决推进改革、降低成本、收益最大和避免风险。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存在很大的艰巨性和风险。一般地说,高度发展的政治民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是,政治体制作为上层建筑,它总是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操作不慎,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这是因为:第一,新旧政治体制转换时期的矛盾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权力运行机制上的推陈出新,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新旧体制的因素同时存在,相互间存在矛盾,处理不好,容易诱发不稳定因素。第二,政治参与过当容易引发不稳定因素。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治参与的扩大,而政治参与不适当也会引发不稳定因素。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极其广泛的社会动员过程,它把亿万人民群众引导到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来。在这场变革中,社会成员有着自己不同的利益要求,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没有高度发展,政治组织系统和政治沟通渠道还不可能十分完善的情况下,不良的政治要求就容易引发政治动乱,影响社会的稳定。民主的发展过程容易引发某些不稳定因素,这就使我们陷入两难境地。 这种不稳定性带来的损失甚至破坏,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的风险和成本。
  一种政治体制本身就需要成本。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机构和运作成本最小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支付成本,改革的过程则需要选择支付成本最小,又能达到改革目的的转型安排。集中要支付成本,民主也要支付成本。因为事事要协商,每个人都要事事投票,或者意见总是统一不起来等等,集中过程就需要大量的成本支出。极端的民主化体制,成本也是高昂的。因为计划机关和各级领导需要集中信息,制定、执行和下达指令,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统计、计划、决策、执行和包揽所有事务的政治组织体系,加上决策可能常常失误,极端的集中体制,其成本也是高昂的。从经济学角度讲,哪种体制在时间和范围的总体上成本最小,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再比如从改革过程和方式来看,在精简县乡村吃皇粮的冗员时,是政府包起来,一直养到退休,还是创造创业的条件,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分流?改革的成本大不一样。因此,哪种改革方式是成本最小的,是我们研究和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时需要考虑的。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许多学者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个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计划方案,这是一个缺憾。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也不可能一两个五年计划期内就可以完成,或是一代中国领导人能完成的事业。这可能是一个二十年左右乃至更长时间的事业。这里就有一个长远构想和短期衔接的问题:五年之间怎样衔接,一代领导人与下一代领导人之间怎样衔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确实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总揽全局、统筹把握、合理规划,才能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和成功。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发展的过程,所以,应当有一个渐进性的发展规划,对于近期的任务、中长期的目标、具体的方法和步骤等等,都需要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思考,合理确定。
  首先,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应当遵循这样一些原则。一是科学性原则。就是要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体现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要求,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更多地借鉴和吸取世界政治发展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更好地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这是能否有效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政治前提。二是连续性原则。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并不是要终止原有的政治改革和发展进程,另起炉灶,而是要承前启后,在承认历史、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政治体制改革战略规划。三是可行性原则。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制定的目的在于执行,改革方案的实施必须具备方案实施的现实条件。因此,在制定改革规划时必须充分估计各种因素对改革实施的影响,注重可行性分析,使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建立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否则,改革方案再好也无法实现。四是预测性原则。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在时间概念上是以实现发展目标为诉求的政治行为,是对未来政治民主体制发展趋势的一种预先分析和选择,这种预先分析和选择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成败。因此,必须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进行科学的预测和统筹。
  其次,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作为一种决策过程,是对各种解决问题的需要和可能、途径和方法的选择过程。从程序上来说,方案制定包括问题的界定、目标的确立、方案的设计、后果的预测和方案的选择五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阶段或环节。制定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必须首先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目标,这是制定改革规划的第一步。改革目标是政策制定者希望通过措施实施所达到的效果。改革目标是政策制定的指导目标,也是方案设计和方案择优的基础。为了保证改革目标的正确性,确立目标时,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改革目标的指向性。改革目标必须表达准确,有定性或定量的目标,对切入点和重点、内涵与外延必须界定清楚,并有目标的时效要求,建立具体的衡量标准。二是改革目标的可行性。改革目标的制定应高于现实,又必须是在现有条件下,通过一定努力可以实现的,具有可行性。三是改革目标的协调性。改革目标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目标的有机结合,是总目标和子目标的多层次的目标体系。改革方案制定者要根据实际情况,在各个目标之间选择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合理确定目标结构,尽量减少各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摩擦,使之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四是改革目标的规范性。
  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制定出来后,还要对其进行可行性论证,以确保方案的顺利实施。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可行性,即方案被抉择机构或决策相关的群体接受的可能性。二是经济可行性,需要多少成本,即获得政策资源(包括一般性资源和特殊资源)的可能性。三是社会可行性,主要是政治文化发展基础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群体阶层的认可度和参与度。事实上,改革方案制定的目的在于规划民主政治长远的发展问题,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方案抉择的最基本的依据。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涉及面广,影响深远,必须有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智囊团对其进行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这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保证。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为了保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要认真考虑各种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可操作性和阶段性。改革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是方案过于理想化,没有可操作性。有的改革方案很完美,看了以后很振奋人心,但是无法实施。主要问题在于理论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太大,或者舶来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二是改革方案从部门出发,专门化、片面化,没有考虑此项改革的外部关系或者与之相联系部门的联动,从而使专项改革孤军作战,其他改革和措施不能配合和配套。三是改革有急躁情绪,急于求成,不分主次,不分程序,胡子眉毛一把抓。事实上许多改革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的,每一步达到一个目标,分步骤实施和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至少要考虑这样一些因素: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协调;政治体制改革与其他相关体制的配套改革;必要的妥协和利益结构的协调;改革的阶段性要求和长期性目标。
  ——《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当一个民族面对重大灾害之际,维系整个民族的亲和力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保持民族的亲和力,才能众志成城、万众一心、战胜一切艰难困苦。
  ——《应急机制构筑抗震救灾长城》  丁元竹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有了民族凝聚力,一个国家就能挺起脊梁,不为任何困难和灾难所压倒。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存在许多人力所无法征服的自然灾害,但都不会压垮我们的民族。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维系中华民族、凝聚炎黄子孙的坚强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强大的内在动力。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思想整合力量,它作为浸润到每个国人血脉中的民族之魂,集中了民族思想、民族文化的精华,对其全体成员具有价值指向的吸引力。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进步发展的精神支撑。
  ——《抗震救灾凝聚中华民族精神》  贺善侃

  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
  ——经济学家陈志武

  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子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
  ——经济学家杨小凯

  制度从建立到完善,从纸上规划到深入人心的实施,需要多年的持续努力,亦难免付出沉重的代价。
  ——《多难兴邦与制度建设》  胡舒立

  良心和道德其实是同一标准下的称谓,衡量的尺度非经济尺度,而是远远高于经济尺度的社会健康尺度。社会健康尺度的指标包括:社会和谐度、社会稳定度、社会慈爱度、社会民主度。
  社会和谐度,反映的是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共生的水平;
  社会稳定度,反映的是社会整体结构自调整、优化、更新的水平;
  社会慈爱度,反映的是人在社会中能接受到的爱的水平;
  社会民主度,反映的是个体在社会公务事务中话语权、行为权、参与权的水平。
  可见,良心的价值高度非同一般。所以在古人的文字中,“良心”通常是和“天地”联在一起来表达的,就是“天地良心”。天地即自然,良即至善、至爱,心即本心、本性。“天地良心”就是以自然之规律为依循,表现出来的至善至爱的人之本性。人人皆有“天地良心”,各项社会康健指标自然可以达标。
  从有人类史以来,似乎就没出现过人人皆有天地良心的局面。
  ——《建“震不塌的学校”靠良心更靠体制》  李左懿

  一句话,问题如果仅是制度上的,就只要改良,如果是体制上的,那就改革,我们现在自上而下通常所说的都是改革,所以现在不能说靠制度。当然,制度是要的,但只要好的——符合社会健康尺度高标准的。体制是制度的根本与源头,要有好的制度,先得有好的体制。就这么简单。
  ——《建“震不塌的学校”靠良心更靠体制》  李左懿

  阳光政府的官员,不仅要做到干干净净,还要做到忠于职守。而这不能主要依赖官员的道德自觉,而必须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所谓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指政府要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下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无数事实证明,没有人民群众的外部监督,绝大部分政府及其官员绝对不会自觉自愿地做到清廉、勤政。即使少数道德高尚的官员,能够在现有体制下做到这样,因其稀少和艰难,是不能成为政府管理体制典型样本的。
  ——《阳光政府是依法监督出来的》  阚敬侠

  人们乐于遵守自然法则和端正行为准则,因为大家都知道,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真正办法是建立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那就是共同的愿景和协同。
  ——费孝通

  通过责任、爱心、关怀、真诚、勇敢、正义,我们民族和国家的软实力得以提升。软实力产生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吸引力、政治行为准则和政策。一个国家的政策在别国眼里看起来合法合理,那么该国的软实力就会得到提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会追随;一个国家能够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塑造世界秩序,它的行为在其他国家眼里就更具有合法合理性,它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价值和制度力量来规范世界秩序。
  ——《民族价值的光辉在四川汶川地震灾难中闪烁》  丁元竹

  时代需要一声号角,催醒亿万人民的奋进;
  民族需要一面铜鼓,擂响华夏儿女的精神。
  审视天下大势,纵观古往今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繁荣昌盛,要昂首于地球群脉之巅,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依靠一种振奋的民族精神。
  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就意味失去凝聚;
  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就等于没有灵魂。
  这所有的一切,都呼唤我们捧起书本。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存一笔精神财富,我们将享用一生,荫及子孙。
  站在世界之巅看世界,中国是一本早已翻开的巨著。世界最美的文字记录着的,有自豪也有屈辱,有崛起更有奋争。
  中国人应当读懂中国,读懂自己黄皮肤里浸透着的血魂;
  当代人必须读懂世界,读懂全球一体化中赋予了的身份。
  一个学习型的民族,才是一个不老的民族;
  一个爱读书的传人,方能将龙的血脉相承!
  书籍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即使你没有上过任何学校,只要你愿意去求教,它们都不会拒绝。
  “开卷有益”的时代已经结束,信息时代呼唤高质量的阅读。茫茫书海,适合我们的永远只能是冰山一角。越是清楚知识份量的人,在阅读上的抉择越谨慎。
  ——《阅读,让全民族精神起来——全民族阅读宣言》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制定一生的读书计划。那是民族创新的基石,伟大复兴的动力,可持续发展的加油站。
  ——阅读,让贫乏和平庸远离我们!
  ——阅读,让博学和睿智拯救我们!
  ——阅读,让历史和时间记住我们!
  ——阅读,让吾国之精魂永世传承!
  ——《阅读,让全民族精神起来——全民族阅读宣言》

  任何一次重大灾难都有两种明显的后果,一是改变现实世界的面貌,把人类逼回到最原始的生死边缘;二是给整个民族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质。
  ——《重塑中国民族性格的集体记忆》  杜平

  其实,中国的民族性格比大多数国家都更早成熟。上下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的深厚积淀早就使中国人的精神定于一格:中庸、善良、谦和、坚韧。只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内忧外患,才使中国人丢失了自信,丢失了自我。至于过去六十年间,中国的国民心态之所以反反复复地变得茫然,民族精神几乎沦落到虚无状态,其中最大的原因,莫过于治国不当,上之所思并非下之所欲。由于民心被违逆,民意被阻塞,民气被压制,导致人性被扭曲,整个社会失去了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体系。
  ——《重塑中国民族性格的集体记忆》  杜平

  民意就是天意,顺之者昌,逆之者蔽。可是,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执政者在塑造国民精神方面一直把自己的意志当作天意,所以往往是居高临下,不惜投入庞大的资源,调动强大的宣传机器,灌输爱国、爱党意识。可是,几十年以来,种种努力都流于空洞和说教,很难奏效,甚至适得其反。
  现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所有人都惊讶地发现,要赢得民心、凝聚民气、获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原来是如此地简单:把人民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让人民知道一切,让人民去参与一切。只有当人民感到被尊重、被信任、被重视的时候,他们才会产生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并且自然而由衷地散发出人性的美好。这是任何政治口号、任何政治宣传和任何思想教育工作都无法达到的。
  ——《重塑中国民族性格的集体记忆》  杜平

  新中国建国近六十年里,前一半时间动荡不堪,人心大乱;而在后一半时间里,整个国家都在马不停蹄和一门心思地追逐物质文明的发达,经济在“疯狂地”成长,社会在“疯狂地”变迁,几乎所有人都无暇顾及心灵的重建和精神上的反刍,结果使人性的光辉被世俗利欲的浮尘所覆盖,没有得到拂拭,更没有得到淬砺。这是中国为高速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代价。
  毫无疑问,四川大地震这一全民族的悲剧,让那些几乎荒芜的心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六十年来,全体中国人第一次真正地停下脚步,在哀伤之中默默感受着同胞的苦难,在哭泣声中共同舔舐着民族的新伤口。这是13亿人刻骨铭心的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是当代中国人重建身份认同和精神家园的开始。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社会心态和民族性格,决定于人们拥有什么样的共同记忆。当代中国的民族性格成型于自古以来的文化积淀,但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近代以来种种不幸的历史记忆。中国的国民性格需要不断地升华,所以需要不断创造新的集体记忆。我不知道这次四川大地震所带来的心灵感悟,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导正中国的社会心态,但却可以肯定的是,像这样感动人心的集体记忆是当下中国最为需要的。 
  ——《重塑中国民族性格的集体记忆》  杜平

  要想有一个强大的民族,必需有强大的国民,而国民在走向强大的途中必须要磨炼成足够韧性和耐性,培养足够长远的目光,学会守弱,集势,慎思,审问,独行,而后有所发。沙漠里有一种毒蛇,每每在攻击强大对手的时候将身子盘紧,故意咬不中对方,让对手放松警剔,然后一击而取对方的要害,守弱也,集势也。强者或者有意成为强者的,有一个很让人欣赏的性质,那就是他们的决心不会被别人的眼光所左右,他们的方向不会为身边芝麻绿豆的事所偏移。一个真正有自信心的人,从来就不问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不会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只有连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人才会一天到晚问别人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闲话也就少说了,下面提几个问题:当我们都把眼光投放在为中国正真强大的远大目标的时候,我们还会为别国的一些说三道四而自乱阵脚吗?当我们自信有足够的力量建设好自己的祖国,有足够的能力抗震救灾的时候,我们还会太在乎别人捐不捐款吗?当我们坚定我们建设祖国道路的时候,我们还会整天去问别人我们做的怎样吗?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句话不仅没过时,反而是一个民族自信的表现。一个强大开放的民族,接受别人的帮助,但不既希望于别人的救助,一个强大开放的民族,勇于接受别人的看法,但更有自己的看法。
  一个强大的民族,必须学会培养强大的国民,而要想成为强大的国民,必须学会守弱,集势,慎思,审问,独行,而后有所发,必须要有足够的韧性和耐性,具有宽广的胸怀和长远的目光。这就是一个国民的大国心态。
  ——《国民要学会培养大国心态》  xiaoguangzh

  爱面子是中国人的一大特点,面子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面子文化的表现之一就是形式主义。手段成了目的,目的成了手段。表现之二就是缺乏诚信。人前面是一套,人背后是一套。表现之三是只有外在约束,缺乏内在约束。面子本质是一种外在约束。表现之四是形成两极人格。由于缺乏内在约束,所以,人就有可能将外在约束的压力转移到内心世界,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和不对称。一方面,内心深处装满世界的沉重;另一方面,外部表现又是如此的富丽和堂皇。阴与阳,在一个人身上,实现了一种极端的对立,又极端的统一。当然,面子也有积极的方面,因为面子毕竟也是一种约束,有面子总比没有面子要好。所以,在缺乏内在约束的情况下,面子的秩序意义也是显然的。如果人们连面子都不顾,社会就只会变成赤裸裸的肉体相搏。
  但面子在本质上是与民主相背的。面子既没有体现诚信,也没有体现理性。而诚信和理性是民主对人文精神的基本要求。民主要求国民要有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因为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是实现社会正义和达成合理约定的必备条件。而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实质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所以理性精神是实现民主精神的一个基本前提。民主也要求国民一旦达成约定必须遵守,所以,诚信精神也是实现民主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因为诚信的本质就是遵守约定。没有诚信,约定就只能是一纸空文。与诚信二者共同构成了民主有效性的基本前提。
  ——《面子文化是缺乏民主的》  宋圭武

  既然要开会议事,如何议事就成为民主决策的关键。如果议事没有程序、没有规则,那么民主协商的过程就极有可能为主持会议的少数人所垄断,或众说纷纭、杂乱无章,最后不了了之。无论出现上述哪种情况,显然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的真义是审慎的“多数决”,也就是通过自由和充分的辩论形成一个知情的多数意见,而在此过程中必须保证少数意见充分表达的权利;事实上,在充分的辩论和交流之前,未必清楚什么是多数、什么是少数,一开始看上去的“少数”完全可能在问题明朗之后转变许多人的看法而成为多数。为了保证辩论的有序进行,会议需要选举产生主持人,但同时又要避免主持人权力过大,以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各成员之上;主持人的职责不是使自己的意见成为多数意见,而是通过维持会议的秩序和流程使各成员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自由产生多数意见。这一切都使得开会成为一门“艺术”,而议事程序规则成为掌握这门艺术的关键;没有适当的议事规则,民主决策就成了一句空话。
  ——《民主就是按规则议事》  张千帆

  从某种程度而言,汶川震灾是对国民品质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公民精神的一次总集结。不可否认,当灾难过后,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在瓦砾中携手互助、生死相依的陌生人,会重新踏上各自的人生旅途,或许渐渐相忘于江湖。无数为此次灾难奉献过爱心的人们,也会回归庸常的生活,重新陷入琐碎乃至烦恼。
  灾难是不幸的,但灾难往往也是提升整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契机。真正的不幸也许在于,那些崇高的情怀和行为只在灾难时迸发,却鲜见于平常的岁月。的确,我们每个人今后仍难免生活的龃龉和冲突,每当此时,请让我们记起汶川地震时的人性和温暖。我们需要灾难时的众志成城,也需要平凡岁月中的抱团取暖,我们需要灾难时的无私救助,也需要平常生活中的温暖人情,需要从帮助弱者、尊老爱幼乃至公车让座这样的小事做起。
  也只有通过这些点点滴滴的日常努力,人性的光芒、仁爱的力量才不会局限于特殊时期,也不致拘泥于个体行为,而是更深地植入这个民族的血液和心灵,更快地成长为普遍性的主流价值观念和集体性的公民生活方式,而此次灾难中所积攒的宝贵精神资源,也才会真正转化成构建公民社会的坚实基石。
  为了告慰亡者,也为了传递劫难中浴火重生的民族精神,请保卫此时此刻的这份崇高,直至永远。
  ——《民族精神劫难中浴火重生》  阿计

  中华民族有三千年史,这既是我们珍贵的遗产,也是我们前行的包袱。
  ——《柏杨:警醒国人的智者》

  谈论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换,必须注重民族精神的特质。民族精神既有遗传性,又有变异性,两者对民族精神的转换均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精神:从伦理到法制的转型》  谢晖

  任何民族都有其自身的精神优越感。没有这种优越感,民族的存在便没有了主体的支持力。纵然是一个倍遭强族欺凌的民族,也绝不会主动放弃民族优越感和自豪感的立场。不但如此,民族的前辈们还要不断地将这种民族优越感传教给后代,以保持民族传统。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正反两面性,这种民族优越感在某种条件下又会导致民族的封闭自大意识,产生排斥一切有损本民族传统意识的观念和行为。如果其自我更新和调节机制失灵,则民族优越感必因文化的近亲遗传而导致民族精神的僵化,甚至因适应性太差而衰亡。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历史。历史既久,传统尤浓,优越感也愈强。在民族精神转换中,既应吸取优秀精神传统的遗传,并设法强化其遗传基因;又要阻止颓丧腐朽的精神传统的遗传,并割断其遗传基因,否则便会困难重重。笔者认为中华民族振兴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是强调中华民族精神的转换.而不是弘扬故有的传统,因传统民族精神不言自在。驱之不去;而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却不扶难直,不昌难兴!
  ——《中华民族精神:从伦理到法制的转型》  谢晖

  民族精神并非恒定的,而是会变异的,这取决于如下因素:
  首先,社会的自然进化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变异。社会同自然界一样,是不断进化的,且社会进化不同于自然界之进化,社会进化是在主体操作下的进化,因此,其间渗透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社会的进化,使民族精神相应发生一些变异。如西方曾由古希腊罗马精神衍化为基督教精神,中国由夏商时的迷天信鬼精神衍化为周以后的注重人伦精神等。社会的自然进化史,就是民族精神的不断变异史。
  其次,民族的交流融化导致民族精神的变异。虽然不同民族总是以不同的历史地域为生活界域的,但民族的生活界域不是固定不变的。举族迁徒,人口流动和战争等等均可使民族界域发生变化,亦可产生民族间的不断交流和融化。如在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各民族不断迁徒,其居地由原来聚居一处,到后来走遍中国;战争时期更是被迫同化于某一民族或自然同化于某一民族。中华民族每次大的交流和融合,既是不同族种,不同血缘的融合,亦是不同民族精神的吸收与融合,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并立的国家,并且,在此生活的各民族是相对稳定的,从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吸收、借鉴和民族精神的变异便具有持续性、量变性与相对平和性,它迥异于欧洲、阿拉伯、波斯、印度及古代尼罗河流域诸民族精神的变异。
  最后,文化的开放与渗透导致民族精神的变异。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形态之间会进行不断的撞击、渗透。如在中国本土,齐鲁、魏晋、吴越、巴蜀、秦陇等不问文化分支往往受不同民族的影响甚大,不同民族的影响使纵然同是汉族地区(如齐鲁与中原、与秦陇等),文化差异却十分明显。这些文化分支的相互吸收、融合,又形成了后来中国大一统的以儒家为主的文化形态,它对中华民族精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儒家文化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汉朝以来。它充分汲取了道家、法家和阴阳家思想;魏晋以来,它又汲取了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文化,使其在文化交流中更加朝气蓬勃。鸦片战争以来,随着与中国传统精神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传人,中国传统伦理精神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异,并且这种变异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民族精神变异,它具有迅速性、质变性及结构转换性。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这种变异会愈益明显。
  民族精神的遗传性表明,不论民族精神如何转换,都不可能彻底抛开民族精神传统,但如果一味坚持这种传统,便不会有民族精神转型。而当民族精神发展到质变时期,民族精神的转型便是不可避免的。今天,中华民族精神正处于这种质变阶段,因此,必须要寻求其转换的目标取向和规范基石。
  ——《中华民族精神:从伦理到法制的转型》  谢晖

  法制精神是民主政治的最基本、最主要的精神,倘没有法制精神,法律便不会得到朝野上下的共同尊重,专职法律人员(立法、行政、司法工作者)便成凶吏,公民便成野民,从而,民主便失去了应有的主体基础。因此,要真正实现民主,必须首先要树立全民族坚定的法制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从伦理到法制的转型》  谢晖

  从历史传统上看,我国是一个比较忽视自由的国家。千百年来。统治者强调的是用暴力推行的统治秩序。至于自由,乃天方夜谭。自然经济下的社会组织体,是由家庭(族)出面维持的,一旦脱离家庭,人们便成为脱缰的野马。直到如今,我国相当多的公民对于自由把握得十分有限。本该是自由的,人们不去享受;不该是自由的,人们却硬说是自由。由此不难看出主体对自由的模糊认识。法治条件下的自由,必须是在法律规定下的自由,不要法律规范的放任绝不是自由。所以,如果主体没有树立起法制精神,便不可能有自由。
  ——《中华民族精神:从伦理到法制的转型》  谢晖

  民族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华民族再次崛起于世界的先决条件。中华民族精神转化的方向,是摆脱传统的伦理精神而创造、涵育和光大法制精神。只有如此,中国才会出现政治、经济及社会现代化的动人景象!
  ——《中华民族精神:从伦理到法制的转型》  谢晖

  危难时刻,一个民族最能体现其精神风貌。有的人或许以为民族精神离自己很遥远,好像只有在战争年代、外敌入侵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民族精神。其实,民族精神离我们很近很近,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思想整合力量,浸润到每个国人的血脉中,集中了民族思想、民族文化的精华,对全体成员具有价值指向的吸引力。
  ——《巨灾中迸发震撼人心的民族精神》  王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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