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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学者胡星斗     
“问题”学者胡星斗
[ 作者:唐河    转贴自:今日财富    点击数:3704    更新时间:2008-05-20    文章录入:admin ]

 

《今日财富》2007年3月文/唐河

 

胡星斗是近几年声名鹊起的一位著名学者,3月20日,笔者在百度搜索引擎里搜索“胡星斗”三个字,显示有75000个网页上有他的信息,这个数字随着岁月的延续还在不断地攀升。他不是政治家,不是企业家,不是当红歌星,也不是挥手云集的英雄,他只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教授,一名普通的学者。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背景,恰恰相反,他的力量来自于他对国家和民众纯净、真挚、热忱的爱,来自于童年草根的生活,来自最普通也是最高贵的人性。
    通过仔细研究涉及到他的所有资料,我们突然发现,是一种的秉笔直书的正气、一种渴求美好的良善和一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忧民的热情感动了媒体和受众。他研究问题,寻求药方;他疾呼反腐,倡导法制;他关注民生,心念民瘼;他传道授业,倡导文明。他不停地奔走,在冰风凛冽的贫民窟,在家徒四壁的农舍,在寒窗铮铮的监牢,在拥挤不堪的难民流。他用脚做学问,虽然未必篇篇精彩,但却字字肺腑。就废除信访制度、废除劳教制度、废除高考地域歧视制度、废除院士制度……,他不懈地奔走呼号,他上书全国人大,上书国务院,上书……
    他犹如悬挂星空中的星斗,也许天生孤独,也许命中注定光亮。

 

由工而文,由“器”转“道”

 

1978年,年仅16岁的胡星斗考入现华中科技大学船舶电气自动化专业,四年后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本专业研究生。1985年,分配到现北京理工大学工作。几乎从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由工科转向了文科。开始,他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涉猎经济学、传统文化等多个学科。1990年代初,他萌生建立中国问题学的设想,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理论雏形已基本确立。
    胡星斗实际上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中学时年龄小,稀里胡涂的,便由着老师选了理工作为发展方向。尽管如此,他的理工科成绩一直很好。不过,他始终认为理工不仅内容枯燥,而且仅仅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是雕虫小技,没有上升到“道”的高度,对国家进步的作用十分有限。当时,胡星斗还是一名十分热心的文学青年,担任学校诗社社长,文学活动频繁而丰富。
    工作后,胡星斗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科学技术层面,现代化的瓶颈是政治社会制度和更深层次的文化缺陷。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再多,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只会白白浪费。他表示,自己天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比较多,对自然科学那种冷冰冰的东西没有兴趣。于是他下决心转而研究社会人文科学。当时社会科学人才正处于断档期,十分缺乏,所以他一向学校提出,校方立刻就同意了,转向十分顺利。他笑着说,如果是现在,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庆幸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社会共识,青年学子奉其为圭臬;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仍记忆犹新,全社会畏人文社会科学如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少青少年被迫放弃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违心选择自然科学作为学习研究方向。胡星斗教授最终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并卓有成就。十分幸运;但更多的人却不得不在自己厌恶的职业中耗费生命。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损失。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面落后,与人们很难自主选择学习研究方向有着莫大的干系。广而言之,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研究问题,寻求药方

 

胡星斗不喜欢杂乱无章、零敲碎打地对各种问题随意发表意见,习惯于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展开思想,因而一直都试图建立系统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论。他表示,即使这种理论不是主流,也可能还不特别规范,但只要能自圆其说,是自己独创的,就很有意义。
    胡星斗很早就对传统文化发生了兴趣,一直在做诸子百家的教学工作;他对中国近代的落后贫穷十分痛惜,非常希望找到一条使中国迅速发达富强民主现代化的通衢大道。因而,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学”方面有所建树。胡星斗表示,“中国学”国外称“汉学”,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学问。但“中国学”这个题目太大。他不久就发现了这一问题。这时,他想到鲁迅等人提倡作学问应该研究现存问题的观点,认识到理论必须有针对性,才有存在的价值。这里的关键在于,以批评的视角发掘独到的东西,而非仅仅阐释别人的理论。这才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只有这样的学问才能长存于历史,具有久远的价值。因此,他在“中国学”中加上“问题”两字,1993年创立了“中国问题学”。
    胡星斗将“中国问题学”分为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四个大部分。他由文化入手,出版了两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专著,后转向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目前只有政治方面尚未进行系统研究。
    他认为,中国文化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文化更强调经验思维,很少涉及理论和逻辑思维;经济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权力结合,缺乏公正、诚信,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社会问题在于,乡村与城市小区公民自治程度很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力量受到抑制,而政权包揽所有社会工作,既做不了,更做不好。
    胡星斗认为,中国的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来自文化,文化又与环境及最早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而且主要是政治制度。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反映在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不可能产生良好的各相关制度。制度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没有先进的制度,中国永远不会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建立现代国家制度。
    他表示,自己的探索更多是蓝图性质的,虽然无法立刻实现,但绝不能没有。他认为,如果中国在所有方面都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点理论指导,不知道最终的目标在那里,只是一味试验,不断犯错误,不停地交纳巨额学费,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便十分堪忧,要么功败垂成,要么成本极高。他认为,中国需要许多思想家,以探索各个方面的路径。
    胡星斗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一是要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改革之中,形成决定性的大趋势。他认为,一个国家走向何方,并不仅仅决定于领导人。因为他们必须顺应民众的意愿;二,想方设法用民主人权宪政思想,影响权力核心层人士;三,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先进观念,并参与社会变革。他认为虽然不必倡导精英理论,但也不能搞民粹主义。先进官员、各阶层精英人物对中国社会发展起某种导向作用的事实不容抹杀。动乱时期,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是农民,他们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但和平时期发挥作用的人,主要还是站在历史潮头的先进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先知先觉,为众生之先。
    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资产阶级引导的,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因而比较顺利;韩国、南美等国家的现代化由军人主导,他们以强权推动国家进步;而中国的现代化一直仅由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往往停留在观念的鼓荡层面上,无法深入到普通大众中去,无法与经济和政治精英结合,不能转变为制度建设。这是近代中国多次启蒙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屡遭挫折的原因。

 

疾言反腐,倡导法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反腐败特别重视。但由于制度原因,中国目前的腐败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一是“政绩”出腐败。官本位只顾自己的政绩、往上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越是重视表面文章的“政绩”,就越是腐败。二是专横出腐败。即权力越是不受监督、制约,就越是腐败。三是“国有”出腐败。即越是国家的、公家的项目,就越没有人爱惜,就越产生腐败。四是“乌纱帽”出腐败。即越是官本位的地方,乌纱帽的含金量就越大,腐败就越严重。六是结党营私出腐败。也就是腐败窝案频发。现在的腐败如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所说的往往是窝案,“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
    胡星斗从经济学上对腐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腐败是一种病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腐败产生的基础就是“经济人”行为,“经济人”为了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就可能利用制度、法律、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巧取豪夺,用权利去寻租,滥用公共权利谋取私利,以“看不见的脚”踩住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主要原因是政府的过大权力造成的。
    胡星斗认为,治理腐败的解决之道,关键在于进行“机制设计”,健全制度、法治。首先是要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他认为,现代反腐败制度就是为现代世界各国的实践所证明行之有效的从机制源头上解决腐败的制度集合。主要包括:居民收入申报制度、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金融实名制度、集中采购制度、招标投标制度、独立审计制度、政治透明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民主选举制度、弹劾制度、现代公务员制度、组织监督制度、新闻监督制度、司法监督制度、立法监督制度、内部监督制度、公众监督制度等等。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做长期的扎实的艰苦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努力。
    胡星斗从现实许多腐败事例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要彻底的根除腐败,一必须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制度——逐步运用民选制度对各级权力进行民主监督,同时形成权力机构的相互制约;官员对下对选民负责,废除官员只对上负责的官僚制、郡县制;形成有限权力的政府、规范化的政治;确保民意畅通,落实公民权利。二是要建立现代法律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各级官员要模范守法;司法必须独立于行政;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
胡星斗认为,要处分依靠人民群众,来治理腐败。公家的钱往自己兜里装,是“硬腐败”,这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才能让腐败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而对于那些吃一点喝一点用一点,是“软腐败”。也需要人民群众的监督。毛泽东说:只有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负起责任,才不会人亡政息。治理“软腐败”恐怕也要打一场“人民战争”,也就是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开展基层的日常的监督——鼓励人民群众举报腐败的官员,建立保护举报人的制度;支持公民财政诉讼,只要有证据,任何公民都可以起诉公款大吃大喝、公车超标、公费出国旅游的“软腐败”行为。

 

关注民生,心念民瘼

 

民生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关注和解决的头号问题,在温总理的报告中也谈得最多。胡星斗著述最多、关注最多的就是民生问题。他深知民生的艰难,所以从文章其字里行间都体现着一种学者的焦痛和殷忧。近几年来,胡星斗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为缺乏话语权的工人、农民、民工、矿工等一切无权无势、无钱无位的人呐喊,以争取社会对这些人的同情与支持。他第一个站出来为农民企业家孙大午鸣不平,他曾就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等问题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致建议书。
    他认为, 当今中国需要或者说特别需要“弱势群体经济学”,报纸上有穷人经济学,我觉得中国需要弱势群体的经济学家,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关注我们的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煤矿工人的权益的问题,更多地研究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出现的问题,更多地探讨公平、如何实行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制度安排、保护穷人的政策,应当出台怎样的这方面的政策。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都对研究这样一些东西嗤之以鼻,认为研究农民、下岗职工、弱势群体,不是纯而纯之的经济学问,纯而纯之的经济学的学问就是从西方那里搬过来的大量的数学模型,那才是经济学,好像关注医疗、教育,在有些人看来不是经济学。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它才是真正的中国需要的经济学。
    他说,解决十三亿人的看病问题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坚持公益性,强化政府的责任,就是国有医院应当平等、廉价、优质地提供医疗服务,决不能惟利是图,更不能抛弃病人;政府部门要做好对医院的监管、确保对国有医院的全额投入;实行医、药分离,杜绝以药养医、开大处方、进高价新药、重复检查、医疗特权等问题。他建议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打破城乡、地区、所有制的界限,建立以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为诊疗基本场所、覆盖全民、城乡一体化的医疗预防卫生体制。同时,扶持私立医院的发展,在急救业务、医保定点等方面对之一视同仁;恢复乡镇卫生院的公立地位,建立全额投入机制,完善其预防保健的职能,改变农村卫生重治轻防的现状;城市要大力发展社区全科门诊,做到小病不出社区;取缔高干病房、疗养医院,提高医生的公开收入,遏制回扣、红包。解决十三亿中国人的看病问题,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温家宝总理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中国人都看得起病”。我相信,总理很快会有梦想成真的一天。
    他认为,我们必须改善农民的处境。农民由一纸户口约束在农村,几乎不可能改变身份!进了企业,仍然是“农民工”;办了工厂,叫“乡镇企业家”、“农民企业家”,报纸上还歌颂“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中国还死守着世界上几乎仅有的户口制度,在进行现代化的同时拒绝城市化,以至于改革开放都20多年了,城市化率却徘徊不前。中央政府早就下达过促进户口制度改革的文件,可是到如今,除少数地方外,大多数地方政府都对之表现得不甚积极。农民是永远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享受不到国民待遇!许多地方的农民患大病就不治而亡,或者导致家庭负债累累,生活极为困难。尤其令人痛心的是,至今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连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迹象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建立现代农村制度,其核心是建立现代农村政治制度或现代农民制度。进一步完善农村民主选举,实现官民关系现代化、基层干部公仆化、农民监督法治化,同时,让农民享有全民待遇、平等的社会生活,改革户口制度,建立涵盖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城乡各种制度的统一,这是中国建立现代农村制度的重点工作,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
    他说,要善待城市里的打工子弟学校。城市新移民中绝大多数来自中西部农村地区,是城市社会低层最脆弱的群体。他们从事的职业几乎都是体力劳动,如个体小商贩、服务员、保安、清洁工、废品收购者、租地菜农等等,收入水平其实已经低于城市低保线。由于体制上、制度设计上,特别是经济上的原因,大部分新移民的子女无法选择他们向往的公立学校就读,而孩子又不能耽误,市场的需求孕育着打工子弟学校的诞生,且不断涌现。他建议:在流入地政府未能有效解决新移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大背景下,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和存在是社会力量和新移民自力救济的必然结果,具有“天然的道义合法性”,因此应当把打工子弟学校纳入统一的义务教育管理体系之中。

 

传道授业,倡导文明

 

胡星斗是一位教授,也是一位诗人。他写下了大量的韵律古体诗,其中在《人生》中写到:
    人生忧患始读书,思慕贪求与众殊。
    秋日独吟叶满径,病年感叹夜悬珠。
    成灰蜡炬泪洒地,悟道春蚕丝满腹。
    磨砺栖惶损元体,不如归隐浮江湖。
    这是他的人生感叹,又是他的人生写照,读书,教书,传道授业解惑,蜡烛成灰,春蚕到死,饱经了磨砺、疾病,但带给他人的却是一丝阳光,一片开阔。
    他的一位学生在读到他的文章之后,写道:
    “读您的文章,身上每一根毛细血管都扩张。您笔下荡起的风雨,能浇灌和拯救思想贫血的心田,字里行间,常见惊雷闪电,洞穿历史? 洞穿现实;把一切肮脏的、阴暗的、不合理的东西,统统放到阳光下暴光。
    读您的文章,与其说那是论述 ,还不如说那是药方。当年鲁迅先生开过类似的药方,柏扬、李敖等先生也开过类似的药方。还没有去抓药,有人也许就要大叫,气味真难闻,不要,不要,他们哪里知道,药方要根治的,就是我们民族几千年的劣根。药方的精髓正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读您的文章,我读到一个饱学书生最生动的自传。您声明不从政,却把中国当作自己对弈的棋盘,那上面的坑坑洼洼,任何一处都弄痛您如屈原一样焦虑的心肠。您不管自己的声音别人爱不爱听,都要让它响亮,再响亮,最好能直达国家机器的最顶端。”
    除了传道授业解惑和为现实的中国问题奔走呼喊,胡星斗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地方他向往:
    建立一个高贵中华、文明中国。他在《“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的倡议书》中写到:“抛弃封闭、专制和官本的传统,摈弃谎言、阴谋和暴力的政治,服从规则、程序、透明和监督,完善民主法治,保护人权产权,弘扬诚信、大爱的精神,提升官德,培育公德,使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铸造“诚信中国”、“大爱中国”。铸造“现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国制度”。
    建立一个和谐的世界。他在自己撰写的《世界和谐宣言》中写道:“世界和谐的愿景(VISION):化干戈为玉帛,铸剑戟为铧犁;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人道的新世界。”2005年9月,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作为中国大陆地区惟一的代表,应全球和平联盟的邀请,到纽约参加了纪念大会,并用英文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说:“我的名字叫星斗,幸运地它意味着星或星座,所以我将试着成为一颗和平星,我认为所有种族, 所有国家能形成一个家庭。不仅中国应该建立现代中国文明, 我们应该修建国家诚实和普爱,超越家庭成员之爱, 爱人民, 爱社会, 爱人类,爱自然和生物, 爱对手, 爱敌人,树立宽容和宽大的灵魂, 耕种妥协的精神, 实现和解和双赢。”这个演讲受到了与会者的广泛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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