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
　　讲决策、执行、监督的三权分离未尝不可，可以稀释过去那种过于政治化的三权分离，让大家都接受，这也不失为是一种偷梁换柱改革的办法，让大家接受这个东西。
　　决策、执行、监督的三权分离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在西方实际上就有这样类似的做法，当然不一定完全是行政权。比如在西方政务官就是承担决策这样的角色，事务官就是负责执行的，在美国有很多大的局就是专门负责执行的，所以在西方实际上决策权和执行权就是分开的，监督权到底怎么监督，还得考虑，监督权，包括监察部和中纪委，不仅仅是行政三权分离，还包括司法、人大的监督作用，不一定光是行政权的三权分离，而是一种笼统的说法，新的三权分离代替旧的。
　　我觉得三权分离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包括这次的大部制，很大程度上是炒概念为主，中国是喜欢炒概念的，就像社会主义新农村之类的，大家使命地炒作一番，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不可能有多少实际的内容。因为农民不能够成为主体，金融、土地，农民都没有自主权，所以新农村建设肯定很难落实，大部制可能也差不多，改革开放以来，前五次改革都是大部制，反正总是想缩小政府规模，把相近的部委合并，只不过这次大家又发明了这样一个词，实际上与前五次行政机构改革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别。
　　政治体制改革从大部制这个地方着手，当然也是不太可能的，只能说我们现在是混淆政治体制改革与行政机构改革，把行政机构改革说成是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停滞和倒退，只不过表明这个，但是实际上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平均每天有两三个外国记者问我这样的问题，很多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系的，平常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要从新闻制度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人大代表的选举这三个方面入手，可能比较容易一些，其他方面的改革都不可能有效果。我们能够进行新闻制度改革，新闻稍微放宽松一点，因为这个改革是很容易的，也就是说少管一点，上面的机构无为而治，新闻就放开了一点，对官员对政治就能起到更多监督的作用，这是比较容易操作的，这是中国可以做到的，包括前天我在美国之音也是讲了这个观点。除了新闻制度改革，还有财政体制改革，我觉得核心还是财政预算决算的权力要交给各级人大，这个改革，如果下决心也是可以做得到的。对那些做不到的，我不太喜欢多讨论。要把财权、钱袋子由政府官员的手中转移到各级人大，而且财政预算必须详细、透明，然后再进行人大的改革，人大代表首先要直接选举。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会不会乱呢？我早就说了，我是强调一种可控式的民主，也就是说利用电视网络发表演说，人大代表要真正地竞选才能代表社区、村民，才能有代表性，才能履行职责，而且人大代表要专业化，在一些分委员会代表要专职化，一旦当选为人大代表就应当辞去原来的职务，如果有公职保留公职，专心致志地进行调研收集民意进行监督。专职化了，有时间调研对财政的预算决算，也有时间进行分析，特别是分委员会必须是一些专家，能够对财政预算决算进行详细的了解，财政预算决算必须具体到每一个采购的事项。我觉得对这一点，现在的中央政府也可以做得到，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这几个方面逐渐地突破，然后逐渐影响到更大的方面，比如说整个的人大要更加具有独立性，能够监督政府等等，这样才可能操作。
　　我的理念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具体的每一件事情做起，从每一个具体的制度开始做起，我们大的政治制度其实是由成千上万具体的小的制度构成的，如果所有的人都来推动每个具体小制度的变革，比如说户籍制度、劳教制度、信访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每一个具体的制度朝着良性方向发展，那么整个中国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最终整个国家的体制迟早就会发生良性的变迁。用不着太多地空谈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从具体的，每一项制度的改革入手，从成千上万的制度改革入手，推动关键性的制度变革。
　　当然针对这次大部制的改革，我想提醒的一点是，不仅仅是部委的改革，或许下面各个科局或者处局之类的改革更加重要，应当注重各个部委下属机构的改革，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这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比如说国务院现在是28个部委，加上下面的各个办事机构、事业单位是104个，李金华在这次政协会议上也讲到了，过去调查了31个部委，平均每个部委有163个非国家编制的机构，除每个部委下面有多少个司局之外，各个部委自行设置的单位有163个！这些单位就是靠挂个牌就收费，其中也有很多是侵占了财政的资金。
　　这次改革没有强调下面市县的改革，市县的改革不做统一的要求，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屈服于既得利益的压力或者是地方的压力，很难进行改革。但是我认为市县的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关键。比如说，现在在很多县里面，我2004年的文章写过，我在网上查了一些县，一个县设80个科一级或者局一级的单位，这还是编制内的，除此之外每一个县下面平均还有300来个单位，包括临时机构、事业单位、编制外的单位，平均每个县级政府下面有300个，这是非常庞大的数字。中国的公务人员、吃财政饭的人员，71%都是在基层，中国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中国的中央政府人数恐怕还没有美国联邦政府人数多，美国国土安全部16万人，美国上面大，联邦政府人数非常多，越往下面越没有人，县政府是协调机构，基本上没什么人，到了乡镇更是自治，几乎没有公务员。所以美国的特点是，联邦政府大，而中国恰恰相反，中央政府已经不算是太大了，但是越到下面的人越多，机构臃肿。很多县里面职能重复，机构重复的情况非常严重。比如说工业口有：工业局、轻工局、企业局、工商局、商业局、外贸局、经贸局、经管局，农业方面有农业局、粮食局、烟草局、林业局、水产局、水利局、畜牧局、农机局。还有劳动局、人事局、计划局、物价局、物资局、建委。文化方面有：文化局、广播局、教育局、科技局、老干部局、档案局像这些都可以合并，体委、法制办、综治办、对台办、区划办、编制办、开发区办、县志办、党史办、扶贫办等，越到基层机构重叠越厉害，越需要搞大部门制，当然，这是逐渐的过程。中央这一级的大部制如果能够有效地进行，关键还是要进行市县的大部制，市县一级推动大部制改革。如果没有某种有效的监督的话，也不行，现在不要求上下对口，在下面改革恐怕最终还是流于形式，因为大量的人员没法安置，大量的人还要挤进政府，如果不能落实人民群众的话语权，报纸新闻之类不能开放一点的话，人大的执行权、罢免权以及预算审议权、弹劾权、选举权不能落实的话，那么越到基层政府，即使机构改革了，缩减了，可能又会反弹，用不着三四年，人员又会反弹，机构又会重新设置很多。特别是我刚才所说的，编制之外的机构、临时机构、办事机构、事业单位三百多个，现有的体制下，即使把县里面的职能相同的科局合并了，但是财政一点不会减少，大量的人员转到三百来个办事机构事业单位临时机构等，到底改革有多少效果，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明显的，所以我对大部制改革有一点异义，我不看好，主要还是炒概念，有多少效果很难说，我认为真正要有效果，要进行新闻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让人大掌握财政的权力，以及人大代表的直选改革，这些都是容易做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对执政党也是有好处的，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从这些方面入手。
　　陈教授：
　　您刚才说得问题里面，我有几个想法。这些都是很必要的，您刚才说到具体制度的改革，像您提到户籍制度等，这个改革在目前状态下，户籍制度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问题，它的改革把制度往合理的方向改，这种改革是制度合理性问题的变化，把户籍制度改得合理了。
　　胡星斗：
　　牵扯到人的迁徙自由，就牵扯到政治体制改革，是取消户籍，不是朝合理的方向改革。因为市场经济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户籍制度。
　　陈教授：
　　把户籍制度取消之后，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我们今天的政府能不能在户籍制度取消之后，比如没有户籍，没有北京人和上海人之分，我觉得高估政府了。
　　胡星斗：
　　说起来户籍改革很复杂，前天我在腾讯网也做了这样的视频录像，讲起来很复杂，其实那些担心的问题全都不存在。我觉得只要做好了替代方案如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即使取消户籍，也不会发生问题。
　　陈教授：
　　从宪法上来进，户籍制度的取消，还人基本权利当中迁徙自由的问题。
　　胡星斗：
　　现在的户籍制度本身就是封建时代或者是管控型社会的产物。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户籍制度。
　　胡星斗：
　　对权力制约肯定大家都会同意的，问题是怎么样操作，从哪些方面入手？我刚才讲的是从哪几个方面入手，新闻制度、财政，这是比较能够入手的。
　　不管赞成不赞成大部制改革，大部制改革要成功，必须以民主财政、透明财政相配合，以及人大要掌握预算权相配合，否则人员是不可能减少的，即使减少也会再膨胀。人大掌握了预算权，实行民主财政、透明财政的话，人那么多，如果不减员，连工资都发不出去。当然，还要遏制预算外的收入，因为现在很多人靠的是预算外收入，比如征地的收入，这也是一个关键。
　　现在在下面，04年我写的文章也讲到这些问题，比如说湖南有一个县，建设局下面下辖16个单位，园林管理处就有200人，自来水公司有200多人，很多是官员的亲戚朋友钻进了政府，如果不把握住钱袋子，不控制预算，不遏制预算外的财政收入，这个改革是不可能有效果的。我非常赞成刚才这样的讨论，从具体出发，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
　　刚才大家谈了很多改革的目标，我认为改革的目标就是两个字或者四个字，权力，权利。第一，公权力受到约束，第二，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就是改革的目标。权力的制衡没有必要讨论，上百年前中国都知道了这个道理，在西方三百年前就知道了这个道理：权力要制衡要制约。现在关键是要提出具体的改革对策，我最近提出除了人大的代表要进行竞选外，还应党与人大合一。全国人大应当是最高权力机关，与党的某种权力发生某种冲突怎么办呢？党与人大合一化，也可能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但似乎正面的效果可能更多，这样就能够避免到底是党的权力大还是人大的权力大的问题。党的总书记兼任人大委员长，党的政治局常委全部兼任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党对人大的领导就内在化了，就有可能把人大做成真正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这是有可操作性的。
　　还有一个方面，我认为在目前的中国，要自上而下的改革可能性是没有的，但是有可能性的是，通过大家的努力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中国很有可能的一个情况是，长期一二十年甚至二三十年保持某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因为现在和清朝末年不一样，清朝末年通过新政改革，清朝末年有了言论自由，所以革命思想能够得到传播，而且清朝末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现在这些其实都没有，而且现在也达成了一个共识，不能够搞革命，革命观已经被否定了，现在不可能像清朝末年那样发生革命，这些都不存在，最有可能的是一种半死不活长期的状态，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普通的公民做什么，我觉得还是要推动自下而上的改革，提出各种建议，包括陈教授所说的，司法方面尽可能让他审判更加独立，即使司法不能够独立，审判能不能更加独立一点？推动具体的改革，讨论具体的改革，我觉得更有用处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