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前许多报纸都报道了07年财政收入的强劲增长。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3716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8741亿元，增长30.8%。增收额超过8700亿元，已接近1998年的全年收入额。各月的税收收入规模均在3000亿元以上，相当于2001年月入1000亿元左右的三倍。到年底统计，07年财政收入已经接近5万亿规模，比06年增长30％以上，是01年财政收入的三倍多。按13亿人口计，财政的人均贡献额接近4000元，与当下普通人的人均收入相比，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自然联想起去年人代会期间的一份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提交给07年两会的提案《关于党政机关带头发扬艰苦奋斗传统的建议》中，有一组数据是：“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 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这个比重，比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大的7.1%、美国的9.9%分别高出16.65、14.84、 13.97、12.53、11.93和9.13个百分点。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跨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

　　这一组数字无疑令共和国政府蒙羞。这也正是财政收入逐年增长而“用之于民”的部分不能如预期增加的原因所在。以教育投入为例，据悉，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国家就确定了教育投入目标，经过逐年提高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到世纪末达到４％，即达到发展中国家８０年代的平均水平。按说，这样的教育投入标准不高，只是一个同我们自己过去比较而言的提高目标。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极低的发展目标，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家却从未达标，形成教育经费长期出现缺口。我们的教育投入比值，不仅落后于发展中国家２０年前的平均水平，而且落后于今天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这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对比：一边是行政支出成为吞钱的无底洞，一边是社会公众亟待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诸方面增加投入而不可得。行政支出何以如此屡创新高，一是因为官员用度方面的追求不可遏止，豪华大楼、豪华轿车和其他豪华设施的巨额开支，官员吃喝、旅游、交际等方面的巨额支出，都由共和国买单，二是因为大批的冗员充塞各个行政与事业部门，既降低了整体效率，又需要巨额金钱供养，造成的浪费惊人。即使是公立大学这样的国家事业单位同样也有严重的冗员问题，仅举一例，近六十年以来文史哲领域的若干专题 “研究室”、“课题组”，成千上万的人一辈子埋身其中吃饭而无须担心产出什么，国家要花多少钱！类似的事情不知有多少！有的国家机关所养的闲人经年不做一件具体有益的事，悠哉游哉只负责按月拿钱。更甚的是有的部门设置本身就是多余的，有诸害而无一利。可以说，庞大的共和国钱袋浑身上下布满了窟窿，如果不补上这些窟窿，钱袋充实的同时钱会漏得越多越快越猛，公共财政将可能真正变成名符其实的官用财政。

　　这种财政收支状况之所以多年来难以扭转，行政支出之所以难以遏制，核心问题是行政权力在决定行政支出，财政支出在具体决定和运作中缺乏正当程序的保证。国外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是议会掌控钱袋，所以有议会不同意拨款政府没钱让公务员放假的事，好处是财政的每一项支出都要经过争论和利益博弈，政府决不可能为所欲为。象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可以自主决定建大楼、买轿车或者增加人员的随意性，在那些国家不可能发生。因为钱袋子不在行政官员手里。有鉴于此，我们在为财政收入迅猛增长而欣喜的时候，应当把分配财政蛋糕的正当程序问题摆到最为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而这一正当程序的关键首先在于阳光操作和公众参与。要对财政收支实行“公开性透明度”管理，通过各种渠道听取公众意见，让社会公众知晓这块大蛋糕怎么公平分配，行政支出是否合理，民生方面的支出是否与国家收入两位数的发展速度同步。而权力机关必须真正行使审查决定权，并通过法定渠道给公众以知情权、发表意见权和监督权。没有这些相应的制度、程序和渠道，那些正确原则就显得空洞且无从兑现，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就无从实现。

　　希望08年的国家人代会能够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并在财政支出的阳光操作和公众参与方面有所突破。国家权力机关应当根据现实情况对《预算法》加以修订完善，体现公开性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原则，并有利于权力机关行使决定权。对行政支出可以参照他国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确定合适的比例，坚决遏止这一方面支出的疯涨势头，而在教育、医疗和住房方面的投入应当有显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