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应当从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数斯大林的个人专断、践踏法制之“肃反”影响最为恶劣。邓小平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据《苏联国事风云录》（经济日报出版社）、《斯大林肃反秘史》（江苏人民出版社）、《斯大林的肃反》（世界知识出版社）、《世界知识》杂志、《青年参考》杂志、《周末》杂志等报道：列宁逝世前病重的几个月里，作为总书记（相当于书记处书记）、排名第三、四位的斯大林将中央文件、决议都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下发，其影响力陡增。列宁去世前，曾选定托洛茨基为接班人，托洛茨基当时在党内的威望也是最高，列宁在遗嘱中评价托洛茨基是“最有能力的人”，而评价斯大林则是“太粗暴”，建议撤掉他的总书记职务。而且，由于斯大林对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态度粗暴，列宁还宣布与斯大林“绝交”。但斯大林联合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共产国际主席）、加米涅夫（原俄共主席）发起了对托洛茨基的批判，由加米涅夫建议斯大林留任总书记职务，不宣读列宁的遗嘱。列宁去世，斯大林也故意很晚才通知在外地的托洛茨基，使得他赶不回来参加葬礼，从而在葬礼上突显了斯大林。此后，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又被驱逐出境，并在墨西哥被暗杀。打倒了托洛茨基后，斯大林又联合布哈林（列宁称赞布哈林是党内“最优秀的理论家”）打倒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

　　1934年苏共召开17大，列宁格勒书记基洛夫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雷动，随后选举中央委员也是基洛夫得票最多，而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几乎没有掌声，一部分中央委员也议论要以基洛夫取代斯大林。但随后基洛夫被暗杀，暗杀现场竟布满了内务部人员。随后斯大林枪毙了102位知情者，又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暗杀了基洛夫为由，掀起了大肃反运动，共处决和迫害致死1200万人。俄共最早的前两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去世和斯大林本人之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其他被处决的还有元帅5人中的3人，集团军司令5人中的3人，全部的10个2级集团军司令，57个军长中的50个，等等。仅1937、1938年两年共枪决红军官员3.5万人。先后担任各部人民委员（部长）的几乎全部被枪毙。1941年在明斯克附近一次就枪决了10万多人。为平息民愤，斯大林将副手雅哥达、叶若夫先后以“毫无根据镇压苏联人民”的罪名而处决。仅1937年又枪决了3000名执行肃反任务的内务部人员，各州内务部分局的全部领导人被枪决。1937年斯大林、叶若夫又下令将全国所有的父母被枪决的青少年全部枪毙。早在1929年斯大林推行的集体化、国有化运动导致了严重的饥荒，饿死700万人，起初斯大林不承认饥荒，后来承认了，但嫁祸于农业部长、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等，说他们故意捣毁了收割机，弄死了3万头马匹，往牛奶中扔玻璃渣和钉子，“以割破我国人民的喉管和肠胃”。

　　斯大林奉行大俄罗斯主义，遭到乌克兰政治局委员们的反对，于是，斯大林致电邀请政治局委员们来莫斯科磋商，然后他下令枪毙了所有的乌克兰政治局委员。在1950年前后，斯大林在东欧掀起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抓“铁托分子”的运动，共处决234.5万人。

　　斯大林严重地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按照苏联宪法第125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街头游行和示威自由。但实际上，宪法如同一张废纸，不能保障基本的人权。

　　罗隆基说：宪法是人民统治政府之法，普通法是政府统治人民之法。可是在前苏联，人民根本无法统治政府。而政府统治人民也不是依据普通法，而是依据个人意志。

　　事实证明，无限的权力等于无限的灾难！

　　有人说，前苏联尽管错杀了不少人，但一度经济发展很快，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还有，斯大林领导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胜利，因此，斯大林功不可没。此话有一定道理，斯大林的确是有功的。但从现在反省来看，斯大林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虽快，可他盲目追求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增长，一枝独秀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牺牲农民的利益，经济粗放发展，不计成本，效益很低，所以，那时是畸形的高速经济增长。再说，不能够因为经济暂时增长了，就高度评价其施政。如沙皇俄国1890－1914年的发展速度高于斯大林时期；希特勒时，德国失业率大大降低，平均年增长11％，能说他们都比斯大林好吗？至于卫国战争，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列举了斯大林的两大责任，一是对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没有作任何军事准备，斯大林一直认为英国是最大敌人，不相信德国马上会侵略苏联，所以，红军在战争初期打得一败涂地，而红军的伤亡多集中在初期。二是斯大林处决了红军大半的指挥员，有作战经验的将领大部分都不存在了，这也是初期失利的主要原因。

　　不批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建设好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二

　　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说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兼顾公平与效率，并侧重于解决公平的社会模式和理想。

　　实际上，现代人类所有的经济、政治制度都是在寻求解决公平与效率。

　　计划经济原本是为了解决公平，但事实证明它牺牲了效率；原始的自由市场经济原本是为了解决效率，但实践的结果是它牺牲了公平，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拉大；而现代市场经济因为有宏观调控、社会保障制度等，它较好地解决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平衡。

　　现代西方的多党制也是在解决公平与效率。西方的左派政党（或政党集团）主要是推崇公平的，右派政党（或政党集团）主要是推崇效率的。若左派政党上台，一般是采取增税、扩大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等手段来维护社会公正，但这势必抑制了投资积极性、助长了懒汉习气，经济效率势必会下降。这样时间长了，选民不满意了，下次很可能是右派政党上台了。右派政党上台后，一般是采取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刺激投资等手段来提高效率，但时间久了，效率虽提高了，失业率也会上升，贫富差距会迅速扩大，很可能下次选举时左派政党又该卷土重来了。可见，多党制在轮流解决公平与效率。

　　（新）社会主义也是同时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代表公平，“市场经济”代表效率。

　　也可以说，新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的制度，或者说就是公平、民主的制度。民主也是公平的表现。凡是不公平、不民主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

　　未来中国有两面旗帜，一是民主法治，二是公正和平。民主、法治、公正、和平皆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和平还是实现祖国统一、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三

　　传统中国是人治之国。尽管中国曾经达到了人治的最高境界，但仍然不能算是文明国家。

　　古代中国人头上压着三座大山：一是经济上的官家垄断，二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三是文化上的蒙昧主义。新中国只有推翻三座大山，才能逐步地全面地实现现代化。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中国50年代“物质上的成就是显著的，精神上的成就是可怕的”。人治的太平盛世很容易变成暴虐王国。

　　国家、政府的浪漫主义是可怕的。当人们拚命着挤进了天堂兴高采烈时，才发现实际上进了地狱。

　　血的教训是：没有完美无缺的黄金世界，只有逐步完善的开放的民主法治的社会。不能简单地把罪恶归于私有制，并诉诸于有组织的暴力。应当理性、宽容、和平。

                         四

　　传统中国是个等级身份制的封闭半封闭社会。北京城的布局即是象征，它庄严宏伟，以紫禁城、天安门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等级森严，街道对称，形成一环、二环、三环、四环纵横各百里的封闭半封闭的布局。还有，传统的四合院民居，“单位”的“小而全”、“小社会”封闭模式，各单位高墙林立的大墙文化，都是社会的缩影。另外，企业、事业单位级别制，分“科级”、“处级”、“厅级”、“副部级”企业或单位，甚至教授也类比于“厅级”、“副厅级”，院士为“副部级”等，此种学术与官本位挂钩，皆是人治之层层命令、等级制的表现。

                            五

　　人治、官本位对文化的侵蚀危害是巨大的。中国从文明之初，国家就成为专制主义的机器。人治的不受控的权力与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挂起钩来，由此，中国文化培养出最为发达的权力意识；政治权力在几千年中一直肆无忌惮地在社会生活中支配一切、主宰人民的命运。这种无限的权力培养出中国人的奴才思想、仇恨意识、暴力倾向、虚伪的面目和愚民的观念，封建统治者一面让老百姓跪着生活，以强权违逆民心，一面又欺骗说“民为邦本”，“得民心者得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于是，老百姓感恩戴德，称颂“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

　　人治、专制权力的建立是基于暴力阴谋、政治斗争而不是程序、规则或法律。统治者靠辅政集团维持统治，选择辅政集团成员的标准是忠诚、中庸（为各方所接受）、平庸（不会功高震主、才大压主）。不过，由于人治的缘故，辅政者往往还是易于成为僭越者。

　　人治造成了畸形的官场。在没有规则、程序、法制可循的情况下，君臣之间势同虎狼，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进行着血腥的较量、残酷的斗争；同时，各级统治者一朝大权在握，便耀威城市，横行乡里，仗势欺人，横征暴敛，对待老百姓犹如恶鹰之扑鼠雀。

　　这种无限的权能见得太多了，太诱人了，于是中国人对之如醉如痴，垂涎三尺，十二分地崇拜，以至于一些人人性退化，兽性大发，官性十足––––––他们或“打进官场”，来个“血火煮江山”，如清人在扬州屠城十日；–––––––或“爬进官场”，靠谄媚献媚，摇尾乞怜，作恶犬走狗而发迹，如李林甫、严嵩、魏忠贤、和珅、“四人帮”之流；–––––––或“混进官场”，阳奉阴违，八面玲珑，口口声声“为民作主”、“明镜高悬”、“人民公仆”，实际上只是瞒骗浮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迹在官场，以保官升官为第一……。这种畸形的官场又形成了畸形的社会，相互倾轧、争斗，阿谀奉承，昏昏噩噩。

　　人治社会是“大政府，小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小政府，大社会”完全相反。它是“无限政府”，行政机关掌握着无限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官员为“命官”，决定着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官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下、对选民负责。它是一个选拔性社会，依靠上司的赏识、伯乐之识马来获得人才，而不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政务官之靠选举、事务官之靠考试而上任。

　　现代政治文明是，政务官与事务官相分离。政务官由各级选举而产生，总统、省长、市长、县长选出后可任命其“内阁”官员，但不涉及事务官；事务官由考试而产生，不受政务官更迭的影响，遵循不触犯法纪不辞退的原则。这样的政、事分离的制度可制止“政党分赃”（瓜分所有的职位、人员大换班），有利于遏制腐败。

　　在人治的状态，腐败只会愈演愈烈，直到政权倒台。

　　社会主义必须健全法治，建立法治国家。

                          六

　　在过去很大程度上流于人治的情况下，社会上流传着顺口溜：“站在衙门向内看，个个都是贪污犯。抓起来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冤案”；“只见亏损的国有企业，不见没发财的厂长”；“发了一批投机倒把的，提了一批溜须拍马的，表彰了一批弄虚作假的，学习了一批贪赃枉法的”；“上正中歪下乱来，勤穷懒富官发财”；“杀了一个，冒出一批”……。老百姓的这些语言虽然有偏激之处，但刻画了在法制不健全、治标不治本的情况下，腐败之猖獗。

　　人治还是浪费的根源。德国人普扬·德威博士说：“中国是最大的贫穷国，也是最大的浪费国”。此话不假。中国搞计划经济时，靠官员的主观想象来配置资源和生产力，结果造成巨大的浪费和低效益，仅大小三线建设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几百亿元；如今搞市场经济，大家又一哄而上，盲目建设，不负责任，“拍脑袋决策”、“首长工程”每年造成30％左右的工程报废；另有70％的重大建设项目、80％的立交桥不合质量标准；国有资产每年流失数千亿元，公款吃喝也在数千亿元。如此的浪费，真叫人心惊！

　　可见，人治可谓“中国病”的罪魁祸首，也是中国近代以来贫穷落后的万恶之源，现在是该彻底埋葬它、建立法治国家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