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统中国是血腥之国、暴力之国、残暴之国。老百姓中流行的口头禅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现实社会中杀人越货者，手段极其残忍；中国人吃动物也是世界上出了名的，没有动物不敢吃的，无论它是多么的珍稀宝贵；吃法也花样翻新，残忍无比，如吃活猴头。在政治中，血腥味更不消说了，可以说，没有哪个皇帝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即使像李世民这样的“圣主”，也把自己的兄弟们置于死地，也使很多人头落了地。更不要说，秦始皇因为一块石头上刻着“始皇死而天下分”，就杀掉附近村庄的所有人，朱元璋因为寺院墙上写着劝勿杀的诗而“尽诛寺僧”这样的残暴的事了。

　　中国古代历来多是暴政、暴官、暴民。

　　暴力不可能带来社会的长治久安，不可能诞生民主法治的健全社会。

                           二

　　传统中国是造反之国、“革命”之国。梁启超先生著有“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认为中国革命与西方革命的区别是，我们多是私人的“革命”，野心家的“革命”，夺权的“革命”，内讧的“革命”。我们不像西方的革命以推翻旧政府为止，以唯一的革命军为止，是“单纯革命”，中国是群雄并起，天下鼎沸，不断倾轧的“复杂革命”。如秦末之革命，有刘邦、项羽、陈胜、吴广、武臣、葛婴、周市、田儋、景驹、韩广、吴芮等，西汉末的革命有刘秀、樊崇、徐宣、谢禄、杨音、刁子都、王郎、秦丰、迟昭平、王常、成丹、王匡、王凤、陈牧、李宪、公孙述、隗嚣、窦融、卢芳、彭宠、张步、刘永、董宪等，东汉末的革命有曹操、刘备、孙权、董卓、张燕、李傕、郭汜、袁绍、袁术、吕布、公孙瓒、张鲁、刘璋、韩遂、马腾、陶谦、张绣、刘表、公孙渊等，隋末的革命有李渊、李世民、王薄、孟让、窦建德、张金称、高士达、郝孝德、杨玄感、刘元进、杜伏威、宇文化及、翟让、李密、徐圆朗、王世充、刘武周、薛举、李轨、郭子和、朱粲、林士弘、高开道、刘黑闼等，以后各朝大抵类似，至近代，有太平天国、捻军、回军、苗军、义和团等，所以，中国“革命”如一团乱麻，互相杀得不可开交，动乱期十分漫长，如秦末推倒旧政府只化了3年，可平定动乱化了13年，共16年；西汉末各化8年，18年，26年；东汉末各12年，85年，97年；隋末各9年，11年，20年；唐末各34年，72年，106年；元末各21年，2年，23年；明末各17年，40年，57年；清末从太平天国起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共动乱约100年。

　　中国恶性循环的造反，长期的动乱，造成了国家的衰弱，人民的涂炭。其弊害无可胜言。到了当代，“文化大革命”的“不断革命论”又甚嚣尘上，其实，它不过是打着不断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招牌，贩卖封建主义之私货。

                        三

　　“文革”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暴力造反的传统，又学习了俄国路线斗争、斯大林大清洗的做法；既有中国式宫廷阴谋的色彩，又有法国式大革命之政治煽动家和暴民造反的踪迹；既有中国人借力打力的思想指导，又有经典作家的消灭私有制、消灭敌对阶级的理想，它是中国传统与外国革命的结合。

　　“文革”中，提倡砸烂公检法，行政领导就可以判处一个人死刑；法就是文件、决议、指示。“四人帮”等极少数人霸占权力，霸占真理，推行“左”的极权主义、红色恐怖，不知迫害和整死了多少人啊！

　　“文革”实际上是一场反现代化、反人类文明的运动。

　　真正的变革应当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的过程，是在无声无息、不知不觉的改革中完成的。轰轰烈烈、炮火连天只会中断现代化的进程。

                            四

　　旧中国是专制之国、传统政治之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国家机器主宰人民，统治者侵犯人民的权利；权力至上，权能主义肆虐；行政权力控制社会，行政命令层层施控，指挥一切；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镇压一切竞争对手；实行一元思想统治，人民必须信仰统治者规定的意识形态，就像汉武帝独尊儒术那样；没有公民社会，没有民间舆论，只有统治者的声音；凡是与统治者不同的声音皆是思想犯，必须予以肃清；公众对政府所有不满的声音，都被有效地压制了；最高统治者伪装成人间神，其言论是“圣旨”，臣民必须绝对服从，人民必须忠于最高统治者；统治者享有许多特权，腐败成风；政治陷入空想，从人间政治上升为天堂政治、理想政治；信奉以暴力手段解决一切问题、冲突，人们以生命冒险搞政治，随时可能从肉体上被消灭。

　　与传统政治相对立的是，现代政治文明是公民第一，生活第一，公（公共领域）私（私人领域）分离，多元思想模式，多元多中心稳定结构（不像一元中心是不稳定结构）；推崇宽容，不需要人民忠于最高统治者，相反，应当统治者忠于人民，否则会被人民选举下台；政治只是服务于民，不容许镇压反对派。

                          五

　　中国的封建制度与西方的分封贵族制不同，乃是恐怖寂寞的奴隶制度。臣民是奴隶，官僚、皇帝是奴隶主。这种制度给中国几千年带来了沉重的枷锁。孔孟之道的教条主义也成为中国人创造力衰竭、社会停滞的根源。

                          六

　　稳定不能是目的，只能是社会前进的条件。封建统治者们不明白：万马齐喑式的太平将导致民怨的火山爆发，最后会使专制政权一轰而溃。王朝循环证明了这一点。

　　只有改革的稳定，没有不改革的稳定。

　　主权在民的国家，人权等于主权；主权不在民、在寡头、在独裁统治者的国家，人权高于少数人的统治。

　　在封建社会，政权不能和平地依法转移，只能通过确立继承人来完成，因此，常常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甚至血腥的争夺。社会也常常为此陷入动荡和灾难之中。

　　封建时代还没有合法的民意代表机构，其施政只能是违逆民意，动用强权，施暴于民，只能是巧取豪夺，搜刮民财，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所以可以说，君主之国其实都是无法无天之国、一统之国、独尊之国、暴政之国。

　　中国最大的顽疾是封建主义、专制主义。

　　民主与专制的区别是，前者是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保护少数人的民主权力；人民是国家的主宰者，是纳税人、出资者，是“老板”，是政府的养活者，是官员的主人；民主是一种修错机制，是一种防范贪污腐败的机制。而后者是，虽然让多数人生存，但一定要杀掉少数人；国家、极少数人主宰着人民的命运。政治无程序、无规则，不可预测；无修错机制，无腐败防范机制，只能不承认错误，只能杀一儆百地反腐败。

　　在封建社会，改革、变法是与虎谋皮，倡导政治改革尤其危险，像谭嗣同就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封建统治者是决不会进行任何有损于自己集团利益的改革的。所以，几千年以来，中国的人权、自由的发育不但没有进展，反而多是倒退，而造反、“革命”的思想却惊人的发达。不能不承认，几千年来直到现代以前，中国的进步小得可怜！罗隆基曾抨击旧中国：“人权破产，是中国目前不可掩盖的事实”。旧中国历代历朝无不如此。

　　中国不需要为民献身、为民请愿、为民作主、为民求福的人，而需要人民自主，人民自创幸福，人民自己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建立制约机制、防范机制，为自己除害。

　　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于公民意识的差距。梁启超说：在中国，“政府没有把‘他’当一回事，人民也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命令的人权力至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出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