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本、人治的中华旧文明正日薄西山

　　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是由于我们患病了，成了“东亚病夫”。此“东亚病夫”主要并非身体羸弱，而是社会患病了，得了我所说的“中国病”，并且病入膏肓。

　　中国病的主要症状集中在“官本位”。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从来以“官”为中心，以行政权力为中心。其最大特点是集权主义、全能主义政治，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秦始皇的郡县制一直保留至今，正应证了毛泽东所说的“祖龙虽死魂犹在”、“历代皆行秦政制”，落后的权力结构、政治架构使得中国至今仍然被排除在现代文明之外。现代文明是多中心、权力分立、公民社会强大的，而传统的中国只允许有唯一的权力中心，特权横行，公权力不受约束，没有边界，形成“无限政府”，司法不独立，立法不独立，新闻不独立，审计不独立，监督机构不独立，人治的无程序政治、暗室政治、权谋政治、谎言政治、暴力政治泛滥，国家治乱循环，官员制度性腐败，政府经常性失灵，民众奴性严重，社会正义感衰落，仁义道德沦为遮羞布，整个民族陷入追求福禄寿喜、饮食男女、经济利益的世俗主义桎梏之中，几乎没有超越世俗的理论思维，也没有反省制度的大智慧。中华民族沦落为地地道道的官本民族、奴性民族、权谋民族、非理性民族。

　　“自古浮云蔽白日，洗天风雨几时来”，伟大的改革开放和宪政民主、市场经济正在改变一切，中华民族正在经历凤凰涅槃，浴火新生。可以说，官本、人治的中华旧文明正日薄西山，中国人民有信心铸造民本、宪政的现代中华文明。

　　二、民本、宪政的中华新文明如旭日东升

　　民本、宪政的中华新文明也就是我所倡导的“现代中华文明”。现代中华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新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结合，它一要吸收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等智慧，二要弘扬中华文化如儒家、墨家优秀传统，三要融入社会主义的民本民生公平共富的理念，四要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熔铸新的中华民族之魂。

　　中华新文明的核心是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所谓的宪政社会主义就是宪法至上、保障民权、改善民生、建立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秉持民主、人道、公平、共富价值观的基本社会制度。

　　中华新文明的基础是建立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制度”。所谓“现代中国制度”就是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尊重世界普适价值规范的现代国家制度。包括建立：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政治制度——保证宪法的绝对权威和中央的足够权威，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统一；国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联邦主体各地区利益的平衡者，实行社会主义联邦制和地方自治制度；职权法律化，政治规范化；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权，确保立法、司法、监察、审计、媒体等的独立性等等。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法律制度——宪法至上，违宪审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政府和官员首先要守法；取消地方政法委员会、审判委员会，维护司法独立；实行无罪推定，不得逼供，公民非经法律程序不得被逮捕、被剥夺财产；严惩执法者主体违法，程序违法。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经济制度——实行民有制、共有制，反对行政性垄断，反对权力资本化，反对官僚市场经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公平市场经济；公平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有责、公民有权、机会均等、保障完善”，也就是政府不缺位、越位，履行在公共物品供给特别是在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扶贫、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责任；实行经济民主、劳动民主、管理民主；实现收入均等、全民福利；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大病医疗、免费养老的“三免”制度，以所得税、遗产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实现收入均等、地区均衡与共同富裕。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制度——实行“社会民主”，保障人民工作的权利、医疗的权利、福利的权利、住房的权利和依据其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消除特权、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废除二元户籍制度，实现官民平等、城乡平等、全民平等；农民享有全部的国民待遇和公民待遇，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民本民主制度解决官民矛盾、劳资矛盾，保证工会、农会、协会、商会、NGO的独立性；遵循“抑制官权，节制资本，改善民生”的原则，建立民生国家。

　　宪政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制度——反对蒙昧主义、愚民主义，弘扬民本、宪政、公平、科学以及团结合作、相互尊重、民主协商的精神，保护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尊重新闻的独立性；以民为本，建设温暖的“人民之家”；宣传传统文化的精髓，保护古典文明；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创立现代新闻制度、现代教育制度、现代科研制度等；确立宪政价值观、多元文化观、现代道德观、社会主义公平观，建设创新型国家。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两次社会大转型，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的三峡”。第一次穿过“历史的三峡”是在东周或者大致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次社会大转型中国从西周分封制的相对专制主义走向了秦始皇的绝对专制主义，造成了权谋暴力的中国，两千多年历史，没有和解，只有仇杀、仇恨、复仇；没有人道，只有兵道；中华民族成为以阴谋为智慧、以暴力斗争为光荣的民族。

　　第二次穿过“历史的三峡”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160多年了。第二次转型出现柳岸花明，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从愚昧、前现代的状态走上了理性、渐进、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公民社会的现代化不归路。我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小康”、物质上的富有，而在于塑造中华新文明，建立“高贵中华、文明中国”。

　　所谓“高贵中华、文明中国”，其核心就是从文化上制度上铸造“大爱”的中国。

　　只有 “大爱”，才能振兴中国。所谓“大爱”，就是要超越亲人之爱，去爱他人、爱社会、爱人类、爱自然、爱民众、爱对手、爱敌人，培养包容和宽恕之心，塑造谅解、妥协、互让、对话、双赢的精神，改变枪杆子里出政权、流血夺江山、敌我势不两立、一山不容二虎、意识形态独尊的传统思维，建立宽容、和解、高贵、文明的新中华。

　　“大爱” 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墨子鼓吹的兼爱就是我所说的大爱，墨子要求“周爱人”，即普遍地爱所有的人，所谓“兼爱天下之人”。墨子是真正的民本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的最早提倡者和实践者，是早期的民主、科学、博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他主张的“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官无常贵”，不称职的可“抑而废之”，是早期的民主愿望；他主张的“兼相爱、交相利”、互相提供好处与利益，是通过交换和贸易以获利的诉求；他不断地强调“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中（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要发展经济，使得“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所谓“民本、宪政的中华新文明”就是将西方的现代国家制度与中国的墨家儒家等传统，以及新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结合起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建设民生国家、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等努力，现代中华文明正如旭日东升——“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2007-11-3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民生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