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贫困的最终表现是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低下。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发展经济以增加贫困人口收入、赋予穷人更多政治、经济权利以及接受教育、享受良好社会保障的权利、改善消费环境等作为其改善贫困人口生活条件和消费水平的重要手段。它们的经验为我国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促进社会和谐提供了借鉴。

　　贫困人口消费水平低下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已经引起包括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消除贫困、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促进社会和谐，本文根据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我国的实际，特别是一些实现脱贫的农村人口由于自然灾害、个人能力等诸多因素影响还有返贫的倾向，提出了我国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具体建议。
　　
　　一、发达国家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经验与缺陷
　　
　　目前，发达国家的贫困集中表现为城市贫困，其贫困和贫困人口的特征表现为相对贫困。发达国家贫困人口的生存条件远远优于发展中国家，但他们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其消费水平处于较低层次。针对贫困人口及其消费所表现出的上述特点，从维护社会、政局稳定角度出发，发达国家采取了一些有效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措施。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为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奠定物质基础。 “二战”后，在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将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消除贫困的重要举措。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它们除了采用需求管理政策外，还采取了供给管理政策、收入管理政策等，产生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果。在需求管理政策方面，通过降低流转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调低利率和增加信贷、增加政府财政用于居民主要是穷人和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增加政府用于发展文化、教育、卫生、科技事业等的经费，提高了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在收入管理政策方面，它们除了对农产品实施保护价外，还采取限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等保证农村居民获得较为稳定的收入；在促进充分就业方面，发达国家除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促进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与身体素质的提高外，还通过完善劳动市场为劳动供求提供迅速、准确而完全的信息，协助劳动者流动和就业。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战后各国经济的增长，防范社会多数成员陷入贫困。
　　第二，实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满足贫困人口基本生存需要。
　　为了保障贫困人口基本的生存需要，发达国家建立起了比较完善、运作规范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1935年，在借鉴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美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社会保障法》，该法为美国贫困人口获得必要的生存发展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经过70多年的不断修改和完善，美国已经建成了一个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三部分组成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救助制度为贫困和社会脆弱群体提供了最低层次的社会安全网，在保障贫困人口基本消费需要方面，它发挥了其他项目无法替代的作用；社会保险制度则消除了人们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对于预防贫困，防止社会多数成员陷入贫困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福利则提高了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特别是教育福利和医疗福利，解决了贫困人口的生存消费需要以及基本的医疗、教育等基本消费需要，有效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发展能力。到20世纪中叶，英国、挪威、瑞典等国家，通过建设福利国家和实行“普遍福利政策”，使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第三，开发贫困落后地区，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环境。
　　贫困的区域化使发达国家在运用社会保障制度改善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同时，也意识到通过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重要性，为此，它们采用了一些很有借鉴意义的措施。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西部和南部都是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地区。从1748年弗吉尼亚洲俄亥俄土地公司组建开始，美国历史上有名的西部开发或称为“西进运动”就开始了。进入20世纪后，美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法律促进西部和南部经济的发展。政府的大力支持，加之西部和南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空间、有利的地理位置等，吸引了大量北方财团和国外的投资，使西部和南部成为美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经济成长迅速的地区，进而消除了美国南北、东西收入差距，使该区域的多数居民在收入、就业方面得到实惠。开发西部落后地区对于美国消除由区域差距导致的贫困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然，发达国家在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方面采取的措施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和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方面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研究表明，从经济增长中受惠最大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贫困人口。由于经济增长并未改变诸如种族歧视、政治权利、政治制度等问题，这使得传统的贫困者依然贫困。在美国，1992年33.3%的黑人，29.3%的西班牙裔人是穷人，而只有9.6%白人是穷人。 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在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发达国家普遍的保障制度和高福利政策，在降低贫困人口比重和满足国民的基本生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运行中也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并产生了诸如降低了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为此，在借鉴中，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发展中国家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成功做法及不足
　　
　　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贫困的特征表现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并存，但以绝对贫困为主。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主要集中在满足绝对贫困人口的基本的生存需要方面，在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经验表现在：
　　第一，通过土地制度变革消除贫困，进而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水平。
　　土地作为农村的一种重要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来源，但受社会制度的影响，这种重要资产一般还被少数人或集团所有。发展中国家农民的贫困集中表现为缺乏土地的贫困，当然，政府实施的偏向富人和城市的政策也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其它制度就成为发展中国家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重要内容。如印度独立后，针对引起农村贫困的不公平的土地制度，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1）废除中间人制度。这是印度第一个五年计划“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通过这项改革，印度共废除了250万“中间人”，政府接管的土地共计1.6亿英亩，使全国大约300万佃户和分成农获得了620万英亩耕地的土地所有权。（2）改革租地制度，通过固定租金和保障农民的永佃权，保障实际耕作者的权益。（3）实施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法律，规定超出限额以外的土地，要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村评议会”分给无地、少地农民耕种或交给“农业合作社”耕作。土地改革的结果使印度粮食产出增加、粮食价格下降和饥饿对贫困人口生存威胁的减轻。
　　第二，推动农村贫困地区和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农村，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发展中国家比较重视通过发展区域经济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村贫困人口收入，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消费水平。
　　随着人口的增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导致印度农村贫困问题突出。为了缓解农村贫困，从第四个五年计划起，印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施“绿色革命”，通过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力，增加粮食供给，消除贫困。为了克服“绿色革命”带来土壤酸化和生态污染的局限，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印度开始实施主要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计划：1970～1971年，实施小农发展计划和边际农及农业劳工发展计划；1972年，实施干旱地区发展计划，1978年以后，上述发展计划被统一综合为乡村综合发展计划；1996年印度实施了一项名为“看东北”的政策。据统计，仅1999－2000财政年度，印度政府为东北开发提供约28.77亿美元，超出预算22.24亿美元的资金。这一措施使印度东北部这个贫困人口集中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贫困人口生活状况一定程度得到了改善
　　第三，实施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多方面能力的扶贫项目，提高其收入和消费水平。
　　从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实施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多方面能力的、针对性强的扶贫项目。具体包括：（1）开展以帮助穷人增加收入为目标的信贷扶持项目。由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尤利斯教授发起的面向贫困家庭的小额信贷制度，就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得到了普遍实行。孟加拉的小额信贷制度推翻了“穷人是金融界不可接触者”的传统信条，它证明穷人是可信贷的。据统计，受到小额信贷支持的农户的平均消费水平，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是对照组的2.3倍，房屋的支出是2.4倍，穿衣的支出是3.7倍，识字率和接受计划生育的水平也都高得多。（2）开展提高穷人发展能力和素质的项目。巴基斯坦从1982年开始实施的阿伽汗乡村支持项目，该项目被世界银行和欧盟多次评为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成功的乡村发展项目。该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发展乡村基础教育，改善农村卫生条件和通过培训等提高人力资源能力等。该项目极大的改善了农户的教育、营养和卫生状况，提高了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使他们开始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实现致富、提高生活质量。（3）实施使穷人受益的资源再分配政策和独立的项目管理运作系统。为保证扶贫资源有效到达穷人手中，多数国家建立了专门针对穷人的项目运作系统。由于这一系统具有独立性、高效率等特征，从而保证了扶贫资金有较大的覆盖面，使多数穷人成为项目的受益者。
　　第四，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人口的消费环境和消费条件。
　　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实质上也是农村消费环境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于主要是由政府出资、而基本上由当地农民出力来完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它和农村人口的就业也有密切联系。通过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环境，提高其消费水平。除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外，发展中国家也非常重视为农村居民提供基础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产品，如印度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实施的“最低需求计划”，从教育、营养、住房、饮用水、道路和电力等生产要素的供给方面，极大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第五，救济式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同步，积极倡导并实施参与式扶贫。
　　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发展中国家主要采用开发式方式来解决贫困人口的消费问题。然而，开发式扶贫对于那些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穷人，或没有劳动能力而又无人赡养的老人、儿童、残疾人等是不适用的，必须采取社会救济的方式解决这部分人的基本温饱问题。虽然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保障普遍残缺，但政府都在农村普遍建立了社会救济制度。如印尼针对农村存在的没有劳动能力而又无人赡养的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在鼓励慈善组织为他们提供生活来源之外，就比较重视开展社会救助，以缓和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专门为农村这类贫困人口建立了最低、最基本层次的生存保障。
　　随着贫困人口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对自身权利的追求欲望日益强烈，于是，一些国家也开始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做法，积极实施参与式扶贫，即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决策、设计和执行过程的参与程度，“倾听穷人的呼声”。穷人的参与不但有效降低了扶贫项目的执行和监督成本，而且还培养了贫困人口进一步发展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高了其获得收入的能力。
　　此外，发展中国家在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方面还非常注重利用国际援助。尽管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消费水平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也存在缺陷：
　　一是制度改革是不彻底的。比如，印度政府对农地制度的改革是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目的。时至今日，中间人制度仍未彻底废除，大地主仍然继续霸占大量优质土地，农村中的共有资源如森林、渔业和水资源等或已消失，或被富人或乡村有势的人先行占领。印度的土地改革并没有彻底地改变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不可能阻止穷人的贫困化。 二是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收入差距扩大。印度在前三个五年计划中，经济增长的侧重点在工业，而农业只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和食物的方式支持工业化进程。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最终导致以牺牲农业为前提的工业的片面发展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出现，导致农村经济滞后和贫困。
　　三是在提高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的过程中，对环境保护力度不够。
　　
　　三、国外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经验借鉴
　　
　　目前，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区域差距、收入分配差距等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现。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虽使绝大部分人摆脱了贫困，但我国面临的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依然很大、减少贫困人口的压力依然很重、贫困群体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目标，让贫困人口也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
　　第一，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和支持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并把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提高其消费水平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当地政府都很重视贫困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并努力将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作为考核政府工作人员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几年，一些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在实施反贫困援助时，也重视将扶贫目标与当地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衔接。为了提高我国扶贫战略的绩效，提高贫困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我国政府也早将其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规划，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落实。
　　第二，多渠道筹资进行贫困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人口消费环境。在帮助贫困地区居民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投入不足常常是最主要的限制因素。为此，贫困地区除了依靠政府有限的直接救济之外，还应通过各种渠道、以多种方式筹集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重视利用社会捐助和国际援助来帮助自己发展。
　　第三，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发展能力与参与能力，积极实施参与式扶贫。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发展能力，就是要重视向贫困人口提供教育、医疗、基本保健和就业机会，培养贫困人口的创业、创新精神，不断加大对劳动力培训转移和产业化扶贫的力度，使贫困人口具备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技能，努力提高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技能和综合能力；加强贫困人口的组织化程度，通过组织的力量，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决策、设计和执行过程的参与程度，“倾听穷人的呼声”，培养贫困人口参与社会发展的能力。
　　第四，改进瞄准机制，实施直接针对贫困人口的扶贫措施。针对扶贫过程中存在的扶贫资源漏损问题和扶贫资金发放中的厚亲友现象，发展中国家积极实施直接针对贫困人口的扶贫和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水平的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也可以借鉴这一做法，改进扶贫的瞄准机制，实施针对特定人口的扶贫措施。
　　第五，将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贫困人口消费观念之中，倡导可持续消费。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已经把环境治理放到了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等新理念。我国也应将可持续消费理念纳入反贫困的的基本目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