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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政治维度认知中国的人口资源与人口安全战略     
从世界政治维度认知中国的人口资源与人口安全战略
[ 作者:北京国财经济研究中心  乐后圣    转贴自:作者赐稿    点击数:4803    更新时间:2007-04-27    文章录入:admin ]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性起步和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人口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新秩序中最大的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大国,人口安全问题在中国的发展中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促进世界的和谐政治建设,本文对如何架构既符合实际又合乎长远的国家人口安全战略推动世界人口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实际的战略价值。

  【关键词】世界政治  中国人口  安全战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性起步和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世界人口安全问题像世界军事安全一样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超国界效应、跨国公司的世界性市场扩张、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对国家行为约束力的不断增强、欧盟的成立及各成员国货币权的放弃、苏东剧变以及美国9·11事件、世界传染疾病等由人口安全带来的日趋激化、日趋恶化的全球公共人口安全问题已让世界关心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政治家们高度重视。随着一系列人口安全问题以超国家因素的出现及其不断强化已经或正在对国家主权构成严峻的侵蚀和挑战,人口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新秩序中最大的世界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伴随人类文明转型的一切变化,促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国家人口安全原则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今天是否是考量世界政治安全的不可超越的基本准则?

  从世界发展去思考人口资源大国的责任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世界的和谐政治建设,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人口资源与人口安全大国,中国的发展机遇就是世界的机遇,中国的安全隐患就是世界的安全隐患,这是时代或世界选择的宏大的历史背景。在数百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甚至是头号大国,但却不构成世界问题,因为古代世界的各个地区虽有交往,但远不像现在这样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尽管古代也有各种交往和冲突,但从来都不把各地的整个生活画面卷入在一个共同运动之中。可以说,在古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种文化都只以“体表”或外围在与他者进行交往和冲突,而各个实体的“体内”或内部都仍然能够保持各自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今天的这个世界共同运动和共同生活画面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们都不得不参与全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是个使所有事情全方位卷入的运动,再也没有能够逍遥“在外”的存在了。因此,今天中国正在重新成为大国决不是重温古代模式的大国之梦,而是在进入一种新的政治经验。今天,属于中国的就是属于世界的,这是一个事实。国家人口资源与人口安全的重量决定了政治、文化和思想重量,人口安全问题带动了政治、文化和思想问题。当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就必须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对于世界的意义。人口规模通常与经济规模成正比,或一个文明的人口数量越大,其经济规模也越大。人口规模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极重要的文明要素,而且是经济规模、缰域规模、政治整合性和文化科技创造力等要素的前提。也不妨说,基于合理价值理念的巨大人口规模一定能转化成深厚、巨大的文明能量。人口规模更多应当指具有相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口的数量,或者说以特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界定其身份的人口的数量,而非一个政治体所暂时控制的,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人口的数量。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文明要素,一个文明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规模,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凝聚力的人口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同质性是以地理条件为前提,以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一体化为基础的。具备了基于文化同质性的大量人口与否,是能否支配大量物质-精神资源和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前提,最终也是能否形成文明规模的前提。一个文明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人口规模通常与经济规模成正比,或一个文明的人口数量越大,其经济规模也越大。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对应性相当强。大体说来,有多大的人口规模便有多大的经济规模。除了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与经济规模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或者说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于维系以至扩大经济规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明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成正比,人口规模越大,经济规模越大,反之亦然。经济规模又与其他方面科技、政治、思想、文化的发达程度紧密关联。配之以巨大的经济规模,较高的农业剩余率和劳动生产率使政治形态、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发达成为可能,使巨大的文明能量成为可能,巨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巨大的文明能量。当然,文明能量的最突出标示还是人口规模。在前现代农业文明中,人口规模越大,经济规模便越大,其所意味的文明规模和能量也就越大。文明的规模和能量一直在那里,且正在迅速扩大和增长,不会因那一以贯之的道义形象、那和平发展的历史实践而消失。种种迹象表明,基于规模的文明能量在21世纪将得到更有效的释放。如果中国的人口文明与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人口文明与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但同时也是人口安全脆弱大国。显然,当13亿多人口资源的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任,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

  中国威胁论起始于上个世纪末“谁来养活中国”的人口威胁论。目前仍然在流行的“中国威胁”和“中国发展”的说法仍然是代表着关于“13亿多人口资源中国”这个概念的典型世界思潮。“威胁”和“发展”本质上是同样的或者是对应的说法,只不过“威胁”是他者的一种缺乏善意的消极看法,而“发展”是自己的一种积极看法。当然,不管是“威胁”还是“发展”,其所指是个客观事实,但说出这样的事实陈述没有很大意义,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似乎应该说,世界上所有人口资源大国和经济发展国家都是威胁,都消耗了太多的资源,都对世界形成了太大的压力,如此等等。可是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又是个什么问题?或者这样说有什么思想意义?显然这不是个问题。这决不是“13亿多人口资源中国”这个概念所能够和所应该折射出来的问题和意义。现需要思考和讨论的是中国13亿多人口对世界的可能创造和对世界的责任,简单地说,要讨论的是“13亿多人口资源中国”的积极意义。

  对于世界来说,13亿多人口资源的中国所能够贡献的积极意义是成为一个新型大国,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一个有别于世界历史上各种帝国的大国。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就是这个世界在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价值观和秩序。曾经支配世界的英国和正在支配世界的美国从来都只有国家理念,从来都只考虑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它们在管理世界方面从来都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更没有哲学上的合法性,因为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推广自己的特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给予普遍化,而既然它们无法证明为什么他者是不值得考虑的,就从根本失去了合法性。问题不在于西方国家不思考世界,事实上它们总是在思考世界,但是,“思考世界”与“从世界去思考”是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在关于世界政治的问题上,中国的世界观,即天下理论是惟一考虑到了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的合法性的理论,因为只有中国的世界观拥有“天下”这个在级别上高于/大于“国家”的分析角度。因此,我们真正的问题应该是,13亿多人口的中国对世界准备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准备为世界创造什么样的理念。1995年前后,人们似乎突然普遍意识到了人口资源优势中国的迅速发展,一时间“中国”成了一个流行词汇,许多人纷纷从正面的而非批评的角度去谈论人口资源中国。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人们更多地是在谈论西方多么优越,同时不假思索地批评人口资源中国如何落后(当然,即使在今天,不断谈论中国如何落后,仍然大有人在,只不过已经成为陈词滥调)。毫无疑问,人口资源优势中国有许多弊端,甚至是令人绝望的弊端,所以当然应该检讨人口资源优势中国,可是检讨了人口资源优势中国之后又怎么办?这是中国近百年来一直存在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鲁迅大概是20世纪检讨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代表,他对中国的批判如此生动深刻,令人难忘,尽管鲁迅非常热爱中国,念念不忘中国的前途,可是他对中国的希望是抽象而模糊的,并不能够指出中国的希望是什么样的,不能够指出中国有什么样的优越性,不能够指出中国的可能贡献,那么,这样的检讨又有什么积极意义?

  指出错的,却说不出对的,这种流行的批评模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正确思维。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的批评者把中国自身描述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存在,尽管其中许多批判的确指出了某些方面的社会真相,揭了社会和历史的老底,但那些完全负面的批判无疑加重了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它以釜底抽薪的方式打击了人们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自信心,从而助长了社会的集体性堕落、集体性腐败和集体性的道德沦丧,这可以概括为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集体性不负责任。令人绝望的是,很少有人去反省那些“揭老底”的批判与社会精神崩溃之间看不见的关系,很少有人去思考关于真相的知识必须同时是对社会负责任的知识。这是一个特殊的知识论问题,福柯曾经提示了“知识/权力”的关系,这是知识的意义,同样,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知识/责任”的关系,这是知识的伦理学意义。无论是福柯的知识政治学还是我在这里讨论的知识伦理学都试图指出,知识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单纯的认识活动,真理并不是一个最高的判断,真理必须是好的,真理必须负责任,因为人类最终需要的是生活而不是真理。

  如果把百年来中国人从负面出发的严惩性自我批评看作是一个“检讨中国”的运动的话,那么就可以把对中国的正面反思看作是一个“重思中国”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理解为“重构中国”的运动。“重思中国”可以看作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重要的思想运动,它比起其他同时的各种文化运动在思想问题上要厚重得多,在学理上要深刻得多。其他运动主要有“新左派/自由主义”之争、“现代化/后现代化”讨论以及后来被传媒称为“公共知识分子”运动的社会批判运动等等。这些文化运动或者由于所关心的问题比较通俗,或者因为言辞激烈,或者因为涉及人们痛心疾首的短期利益,或者更接近流行时尚而更令人注意。可是这些在传媒中更引人注意的文化运动至少在理论观念上并非中国本地生产,而是舶来品,是西方流行观念的复制。必须说,那些舶来观念本身没有出问题,而且对于西方本地而言也完全顺理成章,它人是别处的成熟观念,但是当移植到中国就难免出问题,因为我们不能移植别处的整个存在,于是那些移植过来的观念就失去了原有的历史背景、社会逻辑和整体效果,变成了一些思想碎片,甚至形成一些矫揉造作的错觉。思想不接地气是不行的。中国现在不再缺乏西方的各种观念,所缺乏的是自己的大局思维和整体理念。现代中国自己不思想,这是个后患无穷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就会悔之莫及。“重思中国”的历史意义就在于试图恢复中国自己的思想能力,让中国重新开始思想,重新建立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观念,重新创造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重新思考自身与世界,也就是去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这既是基本思想问题又是宏观战略问题。这决定了“中国问题”首先是个哲学问题和政治学问题。

  当然,“重思中国”并不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的事情,只是在当时才得到特别迅速的发展而成为运动。事实上这种思考自从百年前中国受到外部世界的挑战时就开始了,梁漱溟应该是“重思中国”运动早期最具思想力度的人物,他甚至相信中国文化的复兴的重要性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不仅对中国有意义,而且将决定世界未来的命运。梁漱溟如此骄傲的观点显然有些夸张,至少是不太谦虚,而且思想问题还不够深入,论证不充分,也不严格,但他仍然成功地表明了中国文化光明正大的一面。梁漱溟往往被认为是新儒家,但其实他比新儒家在思想上要广阔得多。后来的现代新儒家运动也力推中国思想,但是现代新儒家团体在理解中国思想上视野过于狭隘,几乎就是“独尊儒术”,甚至独尊心性之学,虽然也表达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显然不能表达中国思想的完整性。这一点从根本上使现代新儒家失去了反思中国的能力。因为,中国思想的基本特色就是它的完整性,其中的每一种思想都是在中国思想的整体效果中才获得意义的;或者说,中国思想中的某个“部分”不可能独立地具有思想的力量,每种思想都具有开放性,都从其他思想那里借力,都依赖着“中国思想”这个整体结构,所以必须从“整体”去理解才是有意义的。事实上中国各个思想流派之间的配合和协调远比冲突重要得多,中国从来都是综合地使用各种思想,从来都不单独地使用某种思想,比如说,在价值观方面以儒家为主,但在方法论上则主要是道家和兵家,在制度技术上又很重视法家,如此等等,从而形成系统性。中国思想只有一个系统,思维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正是中国思想突出优势,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表达完整的中国思维,就是个根本性的失败。现代新儒家虽然有些社会影响,但在理论上是失败的。

  在20世纪80年代,背景兼有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李泽厚代表着“重思中国”运动中的另一个方向,他对中国思想虽然充满热情,但却没有梁漱溟那样的文化优越感。在中国拼命要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中,李泽厚也非常推崇现代化,承认物质生活的第一地位,于是李泽厚试图把“中体西用”的模式颠倒修改为“西体中用”,也就是承认现代性在社会建构中的基础地位,而又要求按照中国文化去重新理解和实践,也就是在西方的框架里开展中国实践的问题。李泽厚考虑到了时代的需要,要求按照时代的需要去调整问题,这一点完全符合中国思维的灵活性和历史感,但这只对了一半。“以西为体”以西方思想框架为普遍标准这一点在我看来却是个失误,因为“以西为体”就必然人为地限制了中国思想的创造性和自由发展潜力,导致对中国思想的优越性的忽视,显然,“中用”毕竟在地位上不如“西体”,这样的话,“中用”就不可能消化“西体”,中国知识就难免慢慢变成对西方观念的一种地方性解释。如果中国思想不再能够“化”任何其他思想,就不再是中国思想了。中国思想的基本能力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因时而“变”,更在于它什么都能够“化”之。

  “重思中国”这一思考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展成为一个思想运动,显然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最大的关系。在中国如此大的时空存在中发生的经济发展是最重要的中国新经验,在“重思中国”的运动中,大多数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卷入到这一反思中去。从经济学角度去思考中国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使得“重思中国”的运动具有很强的经济学背景,并且使这一到20世纪80年代还主要属于思想史和文化反思的冷活动变成了一个热运动。随着反思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又从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哲学、政治学以及文化理论等角度全面地展开了“重思中国”的运动,这种反思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化趣味而开始了精神重构,也就是说,人们希望能够给中国创造一种新的精神结构和理念,“重思中国”的运动终于深入到了哲学问题上。还值得注意的是,“重思中国”的运动不仅与学界有关,同时也是来自民间的思考,这表现了人民对时代形势和根本问题的敏感。在这个社会变迁的时代,人民需要知道和想象世界和国家的命运。当时的《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畅销书以及大量分析中国前途和战略的图书,表明了这一思想运动的普遍性。人们似乎回想起当年梁漱溟的豪言壮语,其中不少人想念中国文化是世界未来的救星或者未来的“中国世纪”之类,当然,这些夸张的话语是华而不实和令人担心的,其中还有民族主义的过激态度。但无论如何,关于中国的严肃思想研究在混乱的社会背景中开始生长起来。

  从哲学上说,“重思中国”的运动的思考对象是“未来”,是关于未来的各种方面的可能性。这一点决定了它与以前的检讨中国的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气质和志向。检讨中国的运动的思考对象是“过去”,因此具有历史批判和社会批判的气质,而“重思中国”运动则有更多的哲学分析气质。或者,如果说检讨中国所感兴趣的是“错误”,那么,“重思中国”关心的则是“创造”。批评过去和想象未来可以说是同样重要的两项研究,但决不是可以互相替代的研究。当13多亿人口资源的中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必须说话的大国,一个必须做事的大国,一个必须为世界负责的大国,就不得不在思想上有所创造,不能无话可说,不能无所作为,不能随波逐流。在这里别无选择,因为这不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所处地位和形势所迫的事情。因此,建设性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可以借用朱苏力的一个非常率真的表述:“在借鉴了一切外来的知识之后,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或之后,世界也许会发问,以理论、思想和学术表现出来的对于世界的解说,什么是你——中国——的贡献?”

  人口大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

  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工业化模式下一直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所以需要中华民族来替天行道;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需要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美国却时时试图转移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所以需要中华民族来主持正义;即使在美国内部,生活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所以需要中华民族来伸张理性。一个国家和民族,其国力和文明的强盛程度在操作性意义上可分为三种资本:一是文化和健康资本;二是金融和经济资本;三是科技和知识资本。在三种资本中,人口的文化和健康资本工程建设必将成为人口高利润产业事业,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全球人文和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昭示着世界人口前途、命运体戚与共的同一性,它要求人口安全事业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为人口共同长久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各国的自身利益,倡导一种全球的人口安全健康环境观念,唤起保护人口安全健康的全球意识、共同建设人口事业健康发展的生存家园,抵制各种形式的人文污染输出和危机转嫁,担负起解决全球人文和自然健康环境问题的责任和健康义务。全球性的人口事业健康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不断恶化,是由无数国家和地区人文和自然健康环境破坏和污染累积而成的。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口健康环境失范的结果便是人口与自然所表现出的无常无序的种种现象。邪教与自然洪峰、技术威胁与自然地震、人情冷漠与自然风暴……,人口生存健康环境恶化问题的解决难道可以乞求上帝来调合人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乞求它容忍人口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去对人口生存环境继续进行疯狂破坏和掠夺而不加以报复吗?人口事业健康环境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只能是从人口事业健康环境伦理的高度去规范人口事业的健康环境行为,主动自律人口事业的健康失范行为,在行使取用人口事业健康环境资源的权利时,必须同时承担对保障人口事业健康环境存在和发展的健康义务和健康责任。全球性的人口事业健康环境问题凸现了人口安全的生存发展问题已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时期,人口事业生存与合作的基本单位已经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发展到全球。解决全球性人口事业健康环境问题,保护人口事业共同生存的基础,已成为国际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就要求建立一种全球人口事业健康环境,树立全球人口事业健康意识,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规范和调整个人与全人类的利益关系,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关系,建立新的行为方式,共同担负起保护地球人文和自然健康环境的责任。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待全球人口事业健康环境问题,人口安全事业要求人口事业必须发展一种全球意识。长期以来,涣散的世界使人口的整体利益观念一直相当淡漠。因而在以往的健康观念中,还没有一种全球意识,人口事业健康关怀的对象仅限于自我、家庭、国家。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生产和资本的全球化,导致国际间经济的相互渗透,由于信息传播手段的高度现代化带来的文化交流和信息的全面、迅速的沟通,又由于政治的影响,尤其是核毁灭的威胁,促成了政治对话与合作,以及宇航事业的积极开拓,结果极大地扩展了各社会单元的开放程度,极大地加强了各社会单元的关联,特别是当全球人文和自然健康环境问题对人口事业的持续生存发展已构成严重威胁时,人口不仅应该看到彼此分开的国家、民族和阶级的利益,而且还应看到把他们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人口整体利益。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人口的生存依赖于整个人文和自然健康体系的平衡和健全,它是全人口共同的家园,应当给予特别的健康关注。人口事业的健康环境是人类拯救自己所面临的一切环境危机的最终选择。在21世纪以亚太文明主导世界发展文化世纪,由中国主导人口健康事业与健康产业具有特殊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大国竞争从没有离开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央。在这种竞争中,所有的大国都是参与者,竞争的结果往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胜利国似乎享有很大的权力。然而胜利从来不是绝对的,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从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国家的历史就是一个兴衰交替的过程。工业革命之前,先后有西班牙、荷兰、法国称霸欧洲,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美国先后占据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联系这些国家盛衰的历史与理论,似可从中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如何看待国家的兴盛与衰落问题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西方理论界对国家兴衰与霸权更替的关注和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在他们看来,整个世界的进程就是一部国家发展与衰落、霸权国家不断更替的历史。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总结当时希腊城邦兴衰史时曾经指出:“繁华都市的衰亡与弱小城邦的发展,雄辩地说明了一个结论:好景从来不久长。”

  国家兴衰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国家衰落的原因也大不一样,长期以来一直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探究其原因。对多数国家来说,内部因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正如古人所言,“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一个国家内部问题成堆,矛盾不断激化,不仅会影响自己国家的稳定,也会招致他国不同程度的干涉,进而影响和动摇国家的安全。金德尔伯格认为,导致国家衰退的有外部和内部两种原因。国家衰退的外部原因包括战争、过度扩张等方面。战争通常使年轻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同时,也使老牌国家的衰退加速。内部原因包括抵制税收、腐败、官僚增多、利益集团不愿意变革、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低下等方面。国家生命周期演进的顺序通常是由贸易到工业,再到金融。在初期阶段,贸易可能是有竞争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在后期阶段,却变得比较保守,对处于衰老过程中的工业进行贸易保护。工业也是如此,开始是模仿、适应,然后加以创新,接下来是逐渐扩大生产规模,然后开始抑制变革,只是偶尔向他国学习并进行创新,最终变成防御型。在国家发展的早期采取多元主义或分权体制,有助于促进国家的竞争力和创新意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大,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以协调日益增大的、甚至有时相互冲突的地方利益。然而,随着中央权力的过分集中,官僚机构将会日益僵化,中央权力机构能力将进一步弱化。金德尔伯格的霸权更替学说也存在一些不足,他本人讲“历史的本质似乎就在于它的复杂性,原因单一的阐释不足为信。”事实上,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论述霸权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他自己也认识到他缺少政治学方面的知识和背景,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理论的深度和学术地位,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我们没有理由去苛求金德尔伯格用更全面、更宽阔的眼光去研究国家的兴衰与更替。我们要看到,他的观点为霸权稳定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且还对吉尔平、基欧汉、莫德尔斯基、克拉斯纳这些国际政治学界的著名学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以1500年为起点,力求探索并解释自西欧‘新君主国’形成和跨海洋的全球国家体系开始后500年来各大国之间相对的兴衰,是一本论述全面的经典著作,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保罗·肯尼迪认为,1500年以来的大国之间的战争说明,生产性经济力量对战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和大国的衰弱有着直接的联系。每次战争结束后的新秩序反映了国际体系中权力的重新分配情况,和平的到来并不能使目前的大国之间的实力状况包括霸权地位一直延续下去,而大国之间不同的经济发展速度使他们继续重复相对地兴盛和相对地衰落的过程。战争或战争的可能性使国家要将相当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非生产性的军备开支上,这样就会削弱国民经济的基础,一旦在军事和经济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长期的实力状况。保罗·肯尼迪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但国家兴衰不仅是经济和军事两个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包括更多的比如政治、文化、人口的质量和数量、地理等方面的因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根据世界历史战后史的事实,试图从利益集团的发达程度与国家活力之间的相关性这一视角,论述国家盛衰的原因。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国家制定的公共政策应是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和协商的结果,然而现实中却很难做到。大众作为个体很难参与,有组织的社会群体会采取多种手段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形成利益集团。奥尔森认为,利益的最大弊端是导致政府决策迟缓,效率低下,同时排斥或干扰其所属的经济进行变革,使新生力量难以成长,阻碍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经济效益的增长,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缺乏必要的活力,从而影响社会总效益的提高。奥尔森认为,利益集团使“增加生产的动力减退了,而企图多占有一些产品的动力则增强了。销售商品和出卖动力的报酬减少了,而逃避或利用法律、政治以及通过讨价还价和复杂协议而获利的报酬则增加了。”利益集团的广泛存在和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还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由于利益集团努力在分配国民收入中占有更多的份额而不是去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因而当一个国家的利益集团过于强大、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干预越来越大时,广泛的公共利益却日益被忽视。这样,随着社会资源的配置日趋失衡,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革新进取的动力日渐消退,围绕分配问题引起的政治分歧将日益尖锐和对立,从而会引起政局的动荡和秩序的紊乱。应该说,奥尔森关于利益集团的分析和论述,对于我们认识现代国家的兴衰转换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如果一个国家的活动和影响不加以重视,不加制约,其后果确实非常严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代社会,利益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合理之处,它的作用和功能有很多方面也是非常积极的,简单地将利益集团认定为现代社会的衰落之源并不准确,重要的是规范政府的行为,提高透明度,将政府决策和执行过程置于有效的社会监督之下;同时,要加强和扩展政府对利益集团的调控能力及其手段,有效地减少各种利益集团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使社会资源配置日趋合理,保证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不断增强国家的发展动力。

  国家的盛衰总是因果相连的,其转换看似简单,实则大有深意。为什么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国家接连衰败乃至消亡?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的规律和共性?国家兴衰问题也许并没有现成的答案,金德尔伯格曾讲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年轻的国家具有生机和力量,能够向传统垄断行来进行挑战;较为古老的国家则缺乏以创造性反应迎接挑战的能力。”尽管这样的话比较笼统一些,但却给人以足够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那就是强盛或走向强盛的国家必然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可谓之年轻的国家;而死气沉沉、缺乏朝气、难以应对外在挑战的国家不管现在有多强大,则必然会走向衰落。笔者以为,这正是金德尔伯格用简单的话语要表达的深刻内涵。从一般大国兴衰理论来看,一个新兴国家的发展必然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和破坏。在全球化进程的新阶段,中国学术界提出了和平发展的战略主张,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深入探讨和平发展这一命题,对于我们顺应全球化进程的要求,建构新时期的中国国家安全观大有裨益。

  20世纪后期、21世纪头几十年,将是新的国际格局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国和世界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这种机遇。一个正在发展的中国如何与世界相处?中国的发展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看法并不一致。2005年1月3日的英国《泰晤士报》发表了前总编威廉·里斯一莫格的一篇题为《这是中国的世纪》的文章。作者认为,“边际主义”是经济学家在19世纪下半叶提出的一种理论,它是那种内行普遍接受而外行一窍不通的理论之一。“边际主义”的全部实际意义在于承认经济变化取决于交易的边际部分所发生的变化:额外的那个苹果决定了所有苹果的价格;如果少一个苹果,所有苹果的价格都会上涨;如果多一个苹果,所有价格都会下跌。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对2005年全球经济进行了预测,在每个问题上,也许中国经济的规模仍然比美国要小得多,但他们都确信,中国所带来的边际变化将成为决定性因素。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视角,也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一种乐观反映和预测。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既关乎中国的未来,也关乎世界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将是影响和塑造国际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

 国外对于中国的发展始终比较关注,有关报道和评论不断,经常使用“中国发展”一类的说法,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壮大之后的道路选择开始担心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这种担心变得愈加强烈,进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股“中国威胁论”。一些学者和政界人士担心中国的发展会挑战现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认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都会伴随着冲突,会与既有大国分享领导地位。在此情况下,我国学术界提出了“和平发展”,以回应这种担心。中国和平发展的发展道路,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但对于什么是“和平发展”,并没有一个大家普遍能接受的定义。关于“发展”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突起、兴起。从政治学角度来讲,发展是指国家的兴盛,而且这种兴盛足以改变国际格局。国家实现发展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家由相对落后状态转为繁荣富强的发展历程,并将最终成为国际上普遍受到尊重、实力举足轻重的主要国家。依笔者理解,和平发展是指一国在全球化条件下,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用和平而不是冲突或战争的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应包括两层意思,一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威胁或损害他国的利益,二是和平发展战略也要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相关国家不是故意或人为地以非和平方式阻碍我国家目标的实现,反过来说,我们也要有实现和平发展的能力。和平发展的提出是对传统的西方国家兴衰、霸权更迭理论的一个突破,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途径和方式的创新,表明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从前大国没有走过的发展之路,同时也是全新的国家安全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对国际社会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中国实力不断增强和壮大的情况下,为了进一步降低和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和平发展正是对此论调的积极应对,也反映了理论界对我国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的新主张。在一般情况下,和平发展是指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选择用和平的理念和手段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从长远来看,只要我们能够把自己内部的事情搞好,一如既往地把发展放在第一位,在发展壮大国家硬实力的同时,重视和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不断地在体制、机制上进行创新,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我国影响和吸引力,保持整个国家的生机和活力,那么中国的发展就将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国家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仅在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还在于国民心态的进步。中国在经历100多年的沧桑之后,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走上民族振兴和国家发展的道路。在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可以实现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发展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发展很不平衡,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周边安全环境存在诸多挑战因素,台独等分裂势力对国家统一和边境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有这些因素都说明,和平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将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安全在中国的和平发展中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只有找到了人口安全与和平发展的结合点,才能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更加透彻的把握。

  高度认识全球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人口安全

  全球化进程对国际体系和国家人口安全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从整个人类历史看,历史进程的演变、转折多与技术的突破、发明有关,科学的进步和技术的革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时间与空间纬度上的全球扩散。18世纪中期以来,在英国率先开始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抢劫了经济的迅猛发展,揭开了全球化的序幕,为全球化提供了发展的内在动力。蒸汽机、织布机等技术的革新使传统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最先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提高,本国的原材料、市场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只有跨越国家界线、在更大地域范围内才能解决问题,还将使国际分工逐步产生,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全球政治、军事、文化开始相互整合和影响,人类从此步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期。

  全球化进程使得国家人口安全所处的背景、影响因素和实现手段等都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变化,国家人口安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变量。国家人口安全观是人们对国家人口安全的威胁来源、国家人口安全的内涵和维护国家人口安全手段的基本认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国际体系的变化,人们对国家人口安全的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出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人口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问题。历史始终处于变动之中,从宏观上把握其发展趋势是必要的,但我们更需要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积极寻求因应之策,更好地维护国家人口安全。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打开了机遇之门,同时中国的安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全球的繁荣与稳定。从当代安全实践来看,国家人口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安全议题不断扩大,传统国家人口安全观越来越难以解释新的安全问题,使非传统国家人口安全观日益受到重视。非传统国家人口安全观有着与传统国家人口安全观不同的内容和特点。现在是传统国家人口安全观与非传统国家人口安全观的交融、过渡时期,虽然非传统国家人口安全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但还很难断定其已完全具备了取代传统国家人口安全观的条件。不同国家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观的认同和取舍是不一样的,对多数国家来说,传统国家人口安全观仍是现实的选择。

  在探讨世界和中国的人口安全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明确人口安全的定义与本质,界定人口与社会安全涉及问题的范围和研究领域。“人口安全的本质是个发展问题”,这个命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共识。近年来国内外召开的一系列重大会议,诸如1993年国际环境与发展大会、1994年开罗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我国1994年10月召开的全国首次社会发展会议以及1995年全球首脑社会发展会议等都对这个命题给予了直接或间接的肯定。这是人类人口安全发展到今天的一个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众所周知,人口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内、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和生态环境中实现生命活动和从事社会活动的生命群体。这个群体具有一定的数量、结构和质量并不断发展变化,它受到社会经济条件和生态环境的制约,但反过来又对后两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人口要素与经济社会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人口安全。人口安全从一开始就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相联系,只是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有不同的表现。在生产力极低的以茹毛饮血和狩猎采集为特征的原始社会,人口安全主要表现为基本需求难以满足的生存问题。进入农耕社会,人口安全主要体现在人力难以抵御天灾和人的关系紧张上,本质上仍是生存问题,但也涉及许多发展问题。到了工业化社会,人口安全更多地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人口的分布、流迁以及社会财富分配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在生产力有了较大发展以后,人口安全将更多、更直接地同“发展问题”相联系。

  回顾历史,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志。这一发展观受到战后许多在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推崇,被认为是可以效仿的模式。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大多数国家遵循单纯的“经济增长论”。到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后期,许多国家才发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这一传统发展观暴露出了很多问题,诸如人口过快增长造成过度消费、资源短缺、产业结构失调、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福利下降、社会公平被忽视、环境污染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虽然增长了,而且增长的速度也较快,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过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却不断扩大。这样,人口增长过快对发展的阻滞作用开始逐渐被各国政府所警觉和认识。这一系列问题被概括为“有增长而无发展”。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人们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论”,而提出新的发展观,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满足基本需求的新发展观,要求发展在社会成员福利的不断增加上有明确体现。有的也用“社会发展”一词来概括这一思想。但坚持满足需求的发展观的福利国家在经历一个时期的高税收、高福利后,也开始暴露出不少问题,如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增长缓慢甚至陷入困境,高福利也难以为继等等。人类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而人类的自然资源却不是无限的,这种需求和供给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多困境,使得“持续增长观”、“可持续发展观”和“人类安全观”等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人类发展观被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

  新的发展观赋予了人类的人口安全以新的内涵和解释:首先,从追求单纯经济发展到追求社会全面发展,发展观的拓展和演进要求对过快的人口增长进行必要的控制。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一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共识。其次,由原来只注意当代人类的需求,到考虑到未来子孙后代的需求,使人口与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认识被提到新的高度。还有就是使现代社会的发展从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为中心转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包括人的素质的提高在内的人口全方位的现代化,要求以人为发展的目的和承担者。这样,人口安全本质上是个发展问题就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就我国而言,确立这种新的发展观意义十分重大。我们知道,我国人口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过低的产物。中国基本是一个迟发展型的低收入农业大国,人口安全的复杂性、多样性、特殊性和严重性都与发展不足有关。无论是从人口安全的产生机制还是从解决途径来看,都离不开对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以及传统文化变迁的程度和方向的把握和分析。诚然,中国的人口安全与难以遏制的人口增长关系极大,但归根结蒂还在于能否解决好发展问题。总之,要在今后几十年内走出中国的多重人口困境,根本出路就在于通过富有成效的改革开放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逐步实现人口各方面的现代化。

  人口安全的本质是个发展问题,我们对人口安全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与发展。人口是生活在一定地域内的生命群体,作为一个生命群体必然有其数量方面和质量方面,也必然有其规模、速度、结构和分布,有出生、死亡、迁移、流动的更替。人口的这些要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时期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也就产生了发展过程中不同的人口安全。对人口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历来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人口对发展无关宏旨,有人认为对发展有决定性作用,也有人认为人口对发展只能起到加速和延缓作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不同的人口状况及人口安全的性质对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有的国家在发展中面临的主要是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有的国家主要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有的国家可能是人口迁移的问题等等。因此对各国人口安全必须区别对待,不能千篇一律,必须从各国实际出发来认识各种人口安全。

  和谐社会中国的人口安全战略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安全在中国的发展中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人口安全在本质上是发展问题,这一点在中国更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使得中国人口在世界上有特殊性。由于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下的,因此其规模、速度、结构的发展变化无不受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同时,人口的各个要素又反过来对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带来各种影响。因此人口安全可概括为两类:一是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及自然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导致人口各个要素出现异常或失衡情况。如由于人民生活改善、医疗技术进步导致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迅速增长,又如由于某些地区地震或其它自然灾害导致人口死亡率提高,人口有所减少或人口外迁增加等等。二是由于人口某一要素或几个要素的异常或失衡情况而对社会经济各方面或对资源、环境带来的各种影响达到一定程度,产生各种难于解决的问题。例如农村人口增长过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膨胀,造成城乡就业压力和农民过量大批流迁等社会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又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加重问题等等。

  对中国人口的特点有过许多的概括,诸如人口众多,人口素质低,育龄妇女比重高,人口转变快,农村人口占人口绝大多数,人均耕地少,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人口和发展情况地区之间差别大,老、少、边、穷地区贫困人口多,生育率居高不下等等。每一个特点都是突出的,加上经济落后,必然构成对中国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口在中国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居于特殊的重要地位,有深远的意义。国际经验表明,人均1000-3000美元时期,人口容易失控、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人与自然容易失谐,社会伦理和若干运行机制亟待调整重建。我国进入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同时也进入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双重敏感期,决定了中国正在全面进入四大转型时期:一是国际转移。经济全球化使人力资本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资本由物转向人,是生产方式质的变化,是新时代重要标志。二是经济转轨。要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解决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瓶颈”制约,实现从物质资本主导型到人力资本主导型转变。三是社会转型。二元社会结构转化进程加快,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利益格局日趋多样化,表现为社会需求多元化、家庭结构小型化、社会生活民主化、社会风险集中化,使社会关系调节更为艰难。四是人口转变。人口规模处于从低增长到零增长的过渡阶段,人口安全处于从低风险进入高风险的转变阶段,人口发展处于从数量控制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转折阶段。在这一重大转型期,我国人口发展态势呈现多元联动的格局:三大高峰相继到来,五大难题相互交织,五大压力相映成弊,人口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总体上仍然处于紧张和失衡的状态,发展的危机依然存在。

  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长期面临的首要问题。未来十几年我国人口仍以每年净增800-1000万的速度增加。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目标,2020年我国总人口必须控制在14.6亿以内,年均人口增长不得超过900万任务十分艰巨。按照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1.8左右的预测,2033年总人口达峰值14.7亿。考虑到进一步完善生育政策等复杂因素,按总和生育率2.0左右预测,2046年人口达峰值15.9亿后缓慢下降。

  人口快速老龄化。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数量多、老化速度快、高龄趋势明显等特点。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从2000年到2020年,60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从9.9%、6.7%增加到16.3%、11.4%,2020年达2.34亿、1.64亿。预计本世纪40年代后期达30%、22%并缓慢上升,形成高峰平台,达4.3亿、3.2亿多,每3-4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2020年、2050年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分别达2200万、8300万,人口高龄化程度超过目前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发达国家。

  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素质不高是我国今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危机:一是人口健康素质较差。每年发生出生缺陷100万左右,其中智障20-30万,与基因有关的婴儿死亡比例由20世纪90年代的1/4上升到目前的1/3,残疾人6000万,出生缺陷已成为导致残疾的主要原因,各种地方病患者6000万。预防保健体系薄弱,同行为密切相关的慢性病与传染病并存,伤害及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二是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较低。2000年全国15岁以上文盲、半文盲达8507万,国民基本教育尚未全面普及,每年约500万初中生不能按时毕业,为中学入学新生的1/4,西部地区辍学、失学严重,2002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8.3%,25-64岁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有4.63%,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7.6%。三是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堪忧。理想、道德、信仰、信念面临新的危机,世界反华势力正是利用我国人口资源开发中的这一脆弱环节对我国广大的老少边穷的乡村、城市农民打工流动人群以各种扭曲的宗教和娱乐文化形式进行邪恶的和平演变。

  流动人口持续增加。2000年现住地与户口地不一致的人口为1.44亿,其中由乡村流入市、镇的占78.6%。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占农村劳动力的23.2%。未来城市新增人口和新增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人口城市化将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2020年达57%左右,今后20年从农村还将转移出3亿人口,对5亿人口有序流动及人口城市化合理布局造成巨大压力。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出生人口性别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偏高,2000年高达117左右,遏制攀升势头难度很大。预计2020年20-45岁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2005年开始出现婚姻挤压现象,农村和贫困地区将成为重灾区,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人民生活质量及妇女地位的提高。

  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加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的整体贫困逐步转变为边缘化贫困,减贫措施的边际效应已经下降。农村贫困人口以资源和能力双重约束型贫困为主要特征,2003年约3000万,贫困发生率为3%,贫困人口规模首次反弹,比上年增加80万。城市贫困人口增多,以人力资本约束型的能力贫困为主要特点,2003年2247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占城镇人口的4.5%。失业人口、流动农民工、失地农民、老年人口中新型贫困群体正在形成。

  21世纪前半叶是我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要素碰撞最为激烈的时期,在现有技术和制度框架下,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和生态主要影响因素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及资源、环境的关系日趋紧密、日趋复杂、日趋显现。

  失业人口对经济持续增长能力压力巨大。劳动就业需求与劳动力供给的矛盾将长期存在。2000年以来中国失业问题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每年有2000多万人需要安排工作,但年新增就业机会只有800万个,城镇实际失业率8%以上。我国农村劳动力4.8亿,剩余劳动力达1.5亿人。未来10年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以上,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1200万,10年累计转出1.2亿人。近年来,具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人的短缺逐年加剧,就业岗位总量不足与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并存。

  人口社会分层对社会承受能力压力巨大。过去20年是我国收入差距扩大最快的时期,也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提高幅度最大的国家,已成为贫富差距较为严重的国家。一是目前农民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之比达1:4,2001年农民储蓄存款占城乡居民总额的18.7%,城乡平均有20年的收入增长差距。在人口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内部出现进城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新二元结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文明,仍处于“半迁移”状态,经济上低收入、生活上低质量、政治上低参与、权益上低保障、管理上低覆盖、公共服务上低享受,其中无户口、无固定工作、无固定住所的“三无”人员占10%。二是2000年我国63%的总人口、66%的老年人口、70%的少儿人口、67%的学龄人口、60%的劳动年龄人口、59%的育龄妇女、84%的青年文盲人口都在农村,决定人口与发展问题的重点在农村。三是地区间、产业间、行业间、体制内外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广泛存在,人口的社会分层及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趋于扩大,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出现、弱势群体不断增加、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低,公平、开放、合理、稳定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远未形成。

  老龄人口对养老保障体系压力巨大。我国未富先老,解决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籍问题是本世纪的重大挑战。我国迄今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青壮年大量迁入城市,农村老龄化比城市更为严重。据预测,2000年老年抚养比、空巢家庭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农村分别为11.4%和2.6%,城镇为8.3%和2.6%;预计到2020年,农村为24%和6%,城镇为12%和4%。在城市,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存在覆盖面小、养老基金缺口大、保值增值难等问题,预计2020年养老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缺口将达1.21万亿元。在农村,由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和土地收益下降,农村家庭养老风险不断加大。据中国老龄委抽样调查,45.3%的农村老年人认为生活得不到保障。生产生活方式对资源承载力压力巨大。

  人口规模对环境承载力压力巨大。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人口利用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也是扰动生态、环境的过程。我国人口从1949年到2003年剧增7.5亿,增幅139%,对生产、消费资料的需求增多,对资源的开发、生态的索取越多,对自然的依赖越强,所带来的环境压力越大。土地退化、环境污染、全球气侯变化直接威胁着中国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的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链,直接威胁我国人口健康、安全与福利。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面对新的人口形势和严峻挑战,人口安全已进入新的高风险时期,历史和未来留给当代和后代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调整时间十分短暂、发展基础十分狭窄。

  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产生存在深刻的制度根源。由于对重大转型期各种矛盾摩擦产生的剧烈震荡认识不足,对人口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认识不足,对人力资本积累是发展持久源泉认识不足,对改善人民生活、扩大居民需求是经济增长的目的和动力认识不足,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识不足,实践中出现重物的积累轻人的发展、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城市发展轻农村发展、重发展速度轻发展质量、重经济总量扩大轻经济结构优化、重财富获取轻生态环境保护等偏向,把发展等同于GDP增长,使得人口发展面临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人力资本培育及配置机制不健全、与人口转变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与流动机制不健全、人口发展宏观调控和公共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四大制度障碍。应对严峻的人口形势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压力,必须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调整发展思路、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经济政策、调整财政投资体制,推进政府职能转换、推进体制改革、推进科技创新,实现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战略转变,实现粗放式增长向节约、集约和循环式增长的战略转变,达到人口自身及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为此,提出“以人为本、人口安全、能力建设、和谐发展”的人口发展战略,前提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维护人口安全,灵魂是以人为本、满足人们需求,核心是投资于人、强化能力建设,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和谐发展。这是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因此必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战略选择。

  和平发展中国的人口资源开发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完全靠自身力量维护安全的国家,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也是当今世界惟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这决定了传统安全因素在我国国家人口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领土、主权和军事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全球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引起的深刻变化,国家人口安全的性质和内容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9.11”后,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处于此消彼长的变动转换之中,多数国家在以新的思维和方式界定相互间的关系。因此,对于中国安全问题,在重视和解决好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也要重视把握好非传统安全问题,未雨绸缪从长计议,注意掌握国家人口安全的主动权。

  在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一直处于闭关状态,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外,结果被西方国家全面超越,国家人口安全也一直处于被动之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强。对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国家来说,应该更广泛地融入并积极推动全球化进程,以高瞻远瞩的目光、宽广博大的胸怀和坚韧不拨的意志去应对挑战,架构既符合实际又合乎长远的国家人口安全观,在维护好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为整个世界的安全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人口有她的过去和现在,更有她一言难尽的未来。历史的发展给了我们一次前所未有的回顾与展望、继往而开来的机会。但在人口安全上,对全体中国人来说是冷静的思考和深切的忧患。中国人口安全问题的焦点可能将从规模性压力转向结构性压力。毫无疑问,中国的人口安全正处于重大的变化过程中,那么今后到底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又意味着什么?这些基本的问题是人口安全与政治安全必须高度关注的。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人口资源开发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核心。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市场吸引外资、自由贸易,逐步加入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行列。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我国经济实力和对外贸易都有了长足的发展。198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518亿元,1999年增长到81911亿元,增加了17倍。同期,进出口贸易增长更快,从1980年到1999年,我国出口额增长了近60倍,进出额增长了45倍。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6%上升到1999年的20%左右,出口位次也由世界排名第26位上升到第9位。1978年以来,中国批准设立的外资企业已达30多万家,实际利用外资截至1999年累计已超过了30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了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已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即使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以及在当今世界经济一片低迷之中,中国经济也一枝独秀,仍保持健康发展。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有利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经济也成为稳定世界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经济全球化不仅有利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对我们解决中国人口安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而资源却相对匮乏,这是最基本的国情。当我们静态地以惯常的人均分母效应去分析人口与资源关系时,百分之百地会得到悲观的结论,并且把我们解决此问题的思路引向了控制人口数量的单行道上。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之下,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中国人口安全却并不那样令人悲观。以中国的粮食为例,自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1994年发表“谁来养活中国”引起广泛的争议之后,中国学者也进行了充分的论证。中国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讲,最重要的是发挥它的比较优势。中国虽然耕地稀少、水资源短缺,但中国最大优势之一是人口众多。中国应该多生产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农产品、工业品,并以这些产品通过国际市场、国际贸易换取土地密集型的农产品。即使对粮食这种特殊战略商品,中国仍然可以依靠国际市场调剂中国粮食所需的20%-30%。实际上,我们进口粮食,意味着我们在“进口”我国的稀缺资源――耕地、水;而我们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意味着我们在发挥我国的人口数量优势。近几年我国农业、农产品的发展也证明我国经济学家的分析。1999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128亿美元,远超过同期70亿美元的进口额。这表明,作为资源优势的中国人口不光能够养活自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供养着世界。

  纵观人类人口史,人口迁移大概是最早较为普遍的全球化形式。不过,大规模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迁移是在工业革命以后,今天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都是全球化移民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据有关部门统计,1995年出境人口(含外国籍)达1.1亿人次,2000年,出境人口上升到1.9亿人次。中国公民因私出国2000年为497万人次。与此同时,从中国大陆移居国外的人口在不断地增加。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1985年-1990年,海外移民约24万人,属于世界上人口迁出最多的国家之一。在这些迁出人口中,青壮人口为多数,50%的移民年龄为25-35岁,70%的移民年龄在20-40岁;而65岁以上老人和15岁以下少年儿童仅占移民的0.8%和3.8%。移民人口的另一个特点是文化素质较高。在移民人口中,有42%和11%以上的移民具有大学本科和专科的程度,仅有7.52%的移民具有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而同样在整个大陆人口中仅有0.55%和0.39%的人受过大学本科和专科教育。就教育年限而言,15岁以上移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3年,而大陆人口平均仅为6.4年,不足移民的一半。可以说,当代中国移民多是年轻而有文化的群体。此外,从移民人口来源的分布来看,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和传统上华侨较多地区的迁移数量较大。上海、北京、福建、广东和江苏五省市移民超过万人,占全部移民的74%,相反,西部省市的移民仅占全部的6%。

  目前,中国大陆公民出国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智力型,即留学生、访问学者、各类技术人员等;劳务输出型;家庭团聚型以及外交公务型。不过对中国人口产生主要影响的是留学人员与劳务人员两类。近代中国人留学出国大约始于19世纪中叶,1848年容闳等三人赴美留学标志着中国人出国留学的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国留学走上了正轨。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中国出国留学不仅人数少,波动大,而且由于冷战格局,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前苏联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例如1950、60年代,留学生中79%是到前苏联留学,其他是到东欧和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到西方国家几乎是空白。1978年6月邓小平提出增大向外派遣留学生的重要决策以后,中国海外留学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1978年以后中国出国留学生急剧增加。据有关部门估计,从1978年到2000年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36万左右,再加上10万多人先以其他身份出国,尔后在国外转为留学身份的,这样共计出国留学的人数达到近50万人。其中,国家公派5万余人,单位公派10万余人,自费出国留学人员30余万左右。他们分布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0%以上又集中在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当今中国出国留学无论是范围广度、规模幅度、流动速度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劳务人员输出近十年多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49年至1976年我国官方组织的劳务输出几乎为零。1978年以后,我国劳务输出人口逐年增多。1979年,2万-3万劳务合作人员进入伊拉克、香港和澳门地区等劳务市场;80年代3万-4万左右劳动力进入世界劳务市场。90年代中国国际劳务市场进入加速期,1992年劳务人员超过10万;1995年超过20万;1999年更是超过了30万达到336494人。与此同时,劳务人员的输出分布也有很大的变化。80年代,中国劳务输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90年代,输出到发达国家的比例在提高。中国向外输出的劳动力吃苦耐劳,勤奋工作,赢得了信誉。目前,中国劳务输出正朝着多国家、多领域、多层次方向发展。

  尽管留学生和劳务人员之各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总人口而言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数目,但可以说他们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累计派出公费留学30多万人,学成回国的约1/3。对此,关于中国人才的“脑流失”曾一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从长远来看,即使许多留学海外的人员没有回国直接为祖国效力,但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为祖国的建设做贡献。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海外华人华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从文化意义上讲,留学生是中国文化的使者、传播者,他们将在全球化进程中,为全球的文化多元化做出积极的贡献。可以预见,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还会加大。这是由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人口的二元结构所决定的。美国人口学家皮特·麦克汤纳研究指出,未来30或50年,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持续的低生育率而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将严重地影响其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向发达国家是在所难免的。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口更多的国际资源,吸收更多的国际资本、先进技术,利用更大的国际市场,以弥补中国资源、资本的短缺。另一方面,中国也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如庞大的人口和丰富的劳动力,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工业品,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是在“拿进来”那些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源,“送出去”那些处于比较优势的资源,从而实现全球资源共享。当我们打开国门,积极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时候,我们也超越了传统的一个国家地区的领土界限,打破了简单封闭的人口资源对比关系,突破了各种资源短缺的限定。可见,以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中,中国人口数量有了发挥自身潜力的良好机遇。中国人口不再仅仅是中国领土上养育的人口,也不再仅仅是养育着中国自身的人口,中国人口是世界人口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同样需要中国。

  中国人口资源开发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影响

  1993年夏,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各国学者的广泛争议,特别是中国学者强烈的反映。亨廷顿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冷战对抗结束之后,国际社会间的冲突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而展开,而是以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冲突而展开。而未来文明之间冲突很可能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我们看到,20世纪后半叶,国家地区间的冲突如前南斯拉夫、车臣、克什米尔、中东等地的战争以及21世纪9·11骇人听闻的国际恐怖事件,似乎都在验证着亨廷顿的预言。人类未来的冲突要如何避免,不同的文明又如何和平共处,这是在这个人口还不断增长的世界中我们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1997年12月塞缪尔·亨廷顿在为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这样写道:“文明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全世界许多人们认为似乎可能和合意的论点,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多元文化的新世纪里,各种不同的文化如何和平共处,我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早在1990年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发言指出,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怎样能够和平共处确实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只有“各美其美,美人其美,美美与共,才能实现天下大同”。在21世纪之初,在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之下,费老又撰文指出,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费老期待,世界最终能进入“和而不同”的境界。

  21世纪是一个文化多元多极的世纪,即使中国经济和国力十分强大之后,中国也不会谋求中国强盛之后的所谓“中国世纪”。不过,在文化多元的世纪中,中国文化有其独特的价值,并将对建构新世纪的多元文化和世界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著名的思想家伯特兰·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中就指出,未来的200年将表明,中国人何去何从将是影响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罗素还真诚的希望:“作为中国人从西方学习科学知识的一种回报,中国能给予西方巨大的忍耐精神和善于沉思的恬静心境。”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认为,在21世纪多种文化并存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如儒家的“仁学”思想和道家的“无为”思想都可以为解决好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价值的资源。中华文化不仅可以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且就其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形而上学层面也会对21世纪的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德国前总理赫尔穆·施密特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迫切需要树立一种对其他文明和宗教的有关学说持尊重和宽容的普遍意愿。这种宽容不是漠不关心式的宽容,而是出于尊重和重视世界上所存在的,在历史上出现的其他基本信念而产生的宽容。”中国文化中的宽容、包容以及坚韧精神正是全球文化多元化中所最需要的宝贵财富,显然,在人类发展文明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理应肩负起一份重任。

  如何把中国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融入世界文明之中呢?我们知道,文化文明的载体是一定规模数量的人口,由此可见,中国人口又多了一份重任。实际上,中国学者在解读亨廷顿的系列文明冲突论时已经发现,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的后面有着深刻的西方人口数量缩减的忧虑。“西方把现代化交给世界的同时,其人口数量在世界总人口的比例却越来越萎缩,不仅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1950年,世界人口为25亿,西方发达国家为8亿,占世界总人口的32%,2000年世界人口已突破60亿,发达国家人口还不足12亿,占不到世界总人口的20%。据美国国情调查局估计,2050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10%是亚裔人。可以看出,2050年实际上是欧裔白人从多数变为少数的临界点。因此,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亨廷顿非常清楚,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伊斯兰世界人口的急剧膨胀对西方文明意味着什么,不能不产生“一种深刻的恐惧”。或许今天由于中国号称人口第一大国,人们不会像亨廷顿先生为西方人口的衰落忧虑而也为中国人口数量担忧。但是,当重新审视一下我们所追求的人口发展战略,不能不警惕有一种中国人口数量太多、压力太大悲观情绪在弥漫主导着我们的视线。目前,我国人口生育率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按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如果在21世纪上半叶总和生育率保持在1.9(目前还低于这个水平),2050年中国人口将由2040年的峰值15亿多降至14.7亿,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89亿,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也由现在的1/5降至1/6。按照中国一些学者的预测,如果生育水平一直保持现有水平(TFR为1.8左右)甚至更低,那么21世纪末,中国人口将降至10亿或10亿以内。届时中国的比重将下降到1/10。世界人口史上,中国人口数量一直举足轻重,自有了较准确的世界人口数量统计以来,中国人口基本上都占世界人口的1/4至1/5 强。因此,21世纪中叶以后,当中国人口迅速下降之时,或许就是中国人口数量忧虑之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既然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人口活力的注入,世界多元文化需要中国文明的贡献,而中国文化文明的载体又需要中国人口,我们为什么总是盯着人口数量的负担,而无视人口数量的潜在优势呢?事实上,中国人口不仅可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更可以背负起一份人类进步与和平的责任。试想,当作为中国文化物质的载体――中国人口融入世界人口之中时,中国人口实际上是人类发展的福音,是和平进步的使者。在全球化的视角之下,我们真的需要再次审视一下对中国人口安全的认识,认真思考一下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战略。

  当然,对于中国的人口资源与人口安全问题从新的全球化视角进行战略判断,是为了应对中国极其脆弱的人口形势给全球化的世界公共管理政策带来的挑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越来越沉重”的战略分析一样,中国要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小康社会,就必须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资源与国家人口安全问题。中国人口的各个要素及其变化在全球都非常突出,就总体来说中国更是与其它国家不同,这些特点构成了中国人口资源与人口安全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由此推论中国的人口资源和人口安全问题在当前复杂的世界政治环境和国内政治环境中极具重要的战略要害地位,人口安全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安全,甚至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此,人类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中国面临的人口资源开发与人口安全问题并严肃认真予以高度重视,国家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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