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郎咸平旋风”刮过，像平静水面上一股气旋，学术界也骚动了一阵。自然，国内主流经济学家们反击了一气，虽有点手忙脚乱，还是从气势上、而不是从道理上大致捍卫住了“国企改革”的好名声。

　　但奇怪，“国有资产流失”这么个改革以来的古老问题，怎么一下子变成新鲜事，似乎大家一时都忘记了过去。其实，就连我这样迟钝的人，多年来也曾多次写过文章书稿，希望人们能警惕“国企”在改革中非法转变为私产，就像清末盛宣怀那样、把国企通过“股份化”据为己有。只是人海茫茫中，我这种“不同声音”太小了，人微言轻么。

　　郎咸平旋风后，我得以重新阅读经济学家们的国企改革论点，但“获益”却浅，主要是几个老疑惑仍未能“解惑”。如：

　　（一）为什么说“国企产权”不明晰？国企的股东到底是谁？

　　（二）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国企？

　　（三）国企到底有什么用？

　　这些疑问，人们从未能从众多自负的中国经济学家那里得到解答。

　　**国企的“产权”不清楚吗？**

　　著名经济学泰斗吴敬琏先生，当然是主张“政企分开”的，这是主流派。但他在论述中说过一句话，使我一直非常惶惑。不是对理论惶惑，而是对理论家惶惑。他说：国企，抽象地说是“归国务院所有”。我感到，正是这样一种说法，把国企变成了“产权不清”的东西。各位想想，国务院是一个机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人员是经常“换届”的，如果国企的“所有者”是国务院，那当然是“产权不清”的！没错！

　　所以结论是，应当改革！显然，只有把它们都通过“民营化”、“市场化”等一些动听的说词，弯弯曲曲地“改革”为私人的财产，产权才会“清晰”。据我了解，从过去的科学院领导张劲夫先生，到现在许多高层人物们，也都是把“产权改革”视作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的。而更为以前的什么“扩权”、“让利”之类的，那都是胡闹。

　　在我看来，当然，泛泛地反对任何大小国企的“私有化”，也不足取。问题是，要防止国企在改革中，被少数“先富起来”的有权势、有关系、有路子的人们据为己有。因为国企财产“流失”，国企真正的“产权”就被侵犯了、被窃取了，而那些真正的“国企所有者”却是无可奈何。

　　那么要问，谁是真正的国企“所有者”呢？

　　我得说，不是国务院，不是高官显贵，不是国企老总，也不是各国企的职工，人们应当明了这一点！绝不要误以为“少数人”是国企的“所有者”！真正的国企所有者，是全国每一个人！从地铁里讨钱的，到老少边山穷地区的农夫，到国务院的总理，每个人都拥有相等的一份。所以，国企的产权，本是很清晰的，它比起很多私企的产权，要清楚得多。

　　这样，问题就来了。学者们会说，讨饭的与国家领导人相比，穷人与富人相比，对社会的贡献（作用）是不一样的，他们怎么能具有同等的一份“产权”呢？对于这样的思考者，我想说，对不起，国企就有这样一种特性，在法理上，它属于全国人民。而国有财产，全国每个人的“股权”都是相等的，这只能麻烦他们用脑子好生想想了，没别的办法。

　　而国家也好，机构也好，官员也好，本质上，也都是全国人民“雇佣”的。官员、老总和各国企职工的工资，就是人民“雇佣”他们的报酬，因此，他们这些人，从法理上是不能“在工资之外”再额外地占有人民对“国企”的股权。

　　也因此，国家只能作为“全国公民”的雇佣者，来经营管理国有资产，而无权随意处理或随意变卖国有资产。

　　至于说到国企改革，经济学家们热热闹闹地讨论如何“债转股”，如何变卖中小型国企，什么“职工股”、“国家股”，什么“老总”应持有多少股，职工应分多少股，则更是完全没有法理！谁有权私分全国人民的财产？谁有权随意占有全国人民的财产？照理说，只有人民的代议机构，集中全国民意，甚至全民公投，才有权做出处理。官员，根本无权将国企看成他们家的东西，不能想怎么处理、发它个“红头文件”就行了。在有的地方，大胆的地方官将国企全部卖光，居然还得了个雅号叫“陈卖光”，这事被上级和媒体视为了不起的“政绩”，大加赞赏。

　　做这种政绩，真是太美了！太美了！又容易，又得到美名，官员们还可以弄到很多钱花，真是一石打过去，好几只鸟应声而落，而且直接落进了他们的大嘴里！但我看，面对着大量国有资产被“从人民口袋里掏走”这个天大的“无法理”现实，仅用一句轻巧的“国有资产流失”，将来也是难辞其咎的。问题的实质是：根本不能允许、更不要说“鼓励”一部分人在“经济改革”旗下抢夺“国有财产”、即“全国一人一份”的共有财产。现在，那些资深经济学家对于他们设计的“国企改革”，确实很得意，学者们常有一张巧嘴，大发巧言，他们可以把“非法占有”说成了“利益驱动”，把经济犯罪说成“地方保护主义”，轻轻巧巧，大事化了，来为“国家”和上级分忧，还常常能得到赏识。

　　“国有”资产流失，受到“损失”的到底是谁呢？我看，并不是所谓“国家”，中国的老百姓已经说惯了“国家受到损失”这样一类现成的废话。但这是不合道理的。受“损失”不是“国家”，而是人民，是全国的每一分子！除了从“国资流失”中攫取到“好处”的那些贪官污吏和许多头戴“企业家”桂冠的腐败蠹虫。

　　国企已经卖掉多少？没有公布，人民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国企的“股东们”不知道。据公布的统计，2002年底中国国企数量还有17.4万个，国有资产总量达到11.83万亿元，其中所谓“经营性国资”为7.69万亿元。看来还会再卖一气。但不少新闻报道表明，常有价值数亿的国企可能只几百万元就“卖”掉了，以前有人将这堂而皇之地称为交“学费”，真是荒唐啊，谁向谁交学费，又要学些什么呢？

　　所以我想，当代学者们的嘴巴再巧，他们的历史责任，将来是逃不掉的。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国企？**

　　我想不通的是：如果国企产权不明晰，如果国企又没有什么用，它为什么会出现呢？凡是存在的东西，势必有它存在的理由。

　　这才合乎逻辑。

　　凡是出现过的东西，凡是长期顽强存在的东西，势必有它存在的必要，学者们应当探究。但是，真对任何事情都问一个“为什么”并不容易。举例说吧，我曾经问过同行：既然皇帝们绝大多数很坏，为什么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存在有皇帝？为什么？如果我们探究下去，就会发现：皇帝有它的用处，有它存在的理由。在古代中国，只有皇帝才能有效的遏制贪官污吏。皇帝是“家天下”，他本人可能穷奢极欲，但在正常年景下，为了他的子孙能够继续当皇帝，皇帝主观上肯定不希望天下大乱，因此，他们肯定不希望“贪官污吏”横行，老百姓活不下去，以至官逼民反，他们家的皇位也就坐不稳了。所以，这就是皇帝对社会的“贡献”。谁会真正关心“天下社稷”？酋长不会，部落首领不会，黑帮老大不会，企业家不会，军阀也不会，即使他们说关心，也只是说说而已。只有皇帝，才会真正关心全天下的安宁。所以，“家天下”确有其历史功绩，如日本的幕府政治也是拥有最高权力的大将军把他的“宝座”传给儿子孙子，这样，古代史中才可能会有许多总体安定的岁月。

　　所以“皇帝”这种东西，不仅是用来享受和消费大量社会财富的，还是制约贪官污吏、防止国家的纲纪崩坏、使人类社会出现不少稳定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这也就是二千年来中国始终存在皇帝的原因。

　　如果没有皇帝，只有宰相一班人马一届一届地换下去，行不行呢？依我看，在中国古代，是不行的。这样，就会没有人真正关心“千秋万代”的长治久安。大家都是临时观点，反正我的权力“过届作废”，不能合法地传给子孙，那么就会一届“执政者”捞足了算，或者只关心一届统治者的政绩，就会浮夸，就会不在乎污染和环境恶化。我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设想：如果一届一届宰相们不能给自己的后代合法地留下权力，那他们能做的，就只有给后代留下捞到的金钱。在古代，中国官吏们大概很难向海外大量转移贪污的钱财，否则，我猜想也会出现大量“携款潜逃”和资金非法外流。失去制约的官吏们大面积地疯狂捞钱，对百姓社会是很可怕的。

　　所谓国家，是这样一种构造，它来自社会、又高于社会、并管理着社会，处理各种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各种不同集团、层次和阶级的利益，使社会生活维持正常运转。所以才被叫做“公务”。如果没有国家，全社会便会永远处于没有规则的、无休止的各种争斗中，这不符合人类生存繁衍的总原则。所以，人们也就有了“承认国家权威”这样一种“共识”：争斗的双方，通常是不会听从对方的“理由”的，但只要官府里判下来，县太爷断了案，大家也就认了，混乱归于平息。这就是国家的作用。至于说，有人抢老百姓应得的利益，可能是皇帝一家子，可能是地主老财，也可能是强盗恶霸、小偷流氓和各种犯罪集团，但不能是“国家”。因为这不合于国家的本质。从道理上也不难理解，如果国家各种官吏们都像黑帮或地主一样，都一起上来抢老百姓，那国家背后是合法的武装力量，是军队和监狱，谁能弄得过它们呢？谁又能裁判它们呢？由于官吏手中握有权力，处在社会的“权威”位置，若是失去制约，就会很危险。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能够长期制约国家力量完成公务职能。在西方国家，庄园主贵族的情况与中国不大相同，但国王也是一种制约力。所以说，中国两千多年皇帝制度的存在，有它的道理。

　　没有皇帝行不行呢？现代世界历史证明，没有皇权也是可以的，这就是民主，以及各种独立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可以使得国家完成公务职能。而且相比皇权，这是个更好的制度。怕就怕又没有皇帝，又没有民主，官吏们失去了制约，他们身据“国家”位置，有无上权威和多种权利，“多吃多占”当然容易，而更糟糕的是可能“利益集团”化、甚至“阶级”化，那么“国家”这个构造的正常功能就会被破坏。就是说，拥有军队、警察和各种技术装备的“国家”，本应是社会的裁判，如果官吏们变成了“利益一方”，也冲进社会参加“竞争”、抢夺利益了，那就有可能与人民处于对立中，使整个社会不得安宁。

　　中国的近代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清皇朝退出中国历史舞台后，皇权结束了，老袁的经历证明，中国再回到皇权时代已无可能。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确合于时代潮流，但后来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却把中国拉到了一个既没有合法皇帝、又没有合法民主的历史阶段。这一下子，国家本身和人民进入了对立，国家的正常公务职能也就不行了。老蒋本人是想建立一个高度专制的政治，但他在大陆时，不可能将“第一把交椅”传给他的儿子，就李宗仁诸位也不会认同。即使在台湾，蒋的总统宝座也不可能传到孙子。因此，合法的皇权已经一去不返了。这样，在蒋治下，中国就既没有皇权制约，又没有民主制约，官吏队伍异常腐败，对于社会来说只能有最不安定的时期。如果按当代经济学家观点，也可能会说，那时对贪官污吏的制约，是失去了“利益驱动”的机制吧？没准。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国企。它的出现和存在，是否合乎逻辑？

　　中国的“国企”、即“官办手工业”，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但一直到民国之前的两三千年里，中国国企在法理上，并不是属于全国人民。为什么会出现国企呢？早年，可能是为满足春秋战国各君主的物质需要。秦以后，官办手工业进一步加强，两汉时期，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设了各种“国企”官员，中央直接控制一批作坊，地方也设工官、盐官、铁官、服官等。显然，“国企”的发展越来越为适应某种“社会需要”。不难理解，国家起码要办铸币厂、盔甲厂、冶炼厂、造船厂等，还要有为宫廷奢侈生活服务的各种用品的生产。汉时“国企”工人大量的是犯人、没官奴婢、服卒役的，这使工场好像“劳改工厂”；晋朝时工匠被称作“百工”，自由度大了些，但仍不是自由雇工，他们世世代代子承父业，为官办手工业工匠，大概还穿固定的“制服”。另外，国家肯定还要修水利、修路桥，举办一些为公共事务服务的生产建设。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因此国家还须设立“常平仓”，防止丰年“谷贱伤农”、而歉年饥民造反。这些经济政治需要，是当时“民营企业”所无法完成的。而在中国工业化之前的二千年里，总的来说，私营手工业的特点是：种类多、规模小、技术差、进步也很慢，但商品率较高。不过，公正地说，古代的“私企”几乎从没有坏到一味疯狂生产假冒伪劣、不管他人死活的程度。当代中国的假冒伪劣“特色”已是世界之最，但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是经济改革后出现的“新事物”。

　　因此，中国出现皇家所拥有的“国企”，有历史的必然，是合乎逻辑的。皇帝们既然是国企所有者，皇权对于国企也有了责任和义务。

　　“机器的轰鸣”在中国出现以后，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以军火工业为主拉开血腥的序幕。这种情形，与西方国家由私人资本家推动、以纺织工业开盘大大不同，与俄国彼得大帝推动工业化相似，但俄国最早发展的却是纺织工业。所以，中国最早的机器工业也是“国企”。

　　问题是：中国工业化为什么是由“国企”开始的？

　　难解的正是“为什么”？批评清朝的国企不难，惋惜当时的“私企”不争气也不难，但要回答“为什么”是由国企、而不是私企来开始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却是有一定难度。
　　在很多经济学家心目中，只要中国成为私企的天下，中国也就得救了，就会充满“政绩”，甚至也充满阳光。但在我看来，由于中国目前的特殊历史条件，就是许多国企的经营也已经充满了“私企风格”。是不是这样呢？让我们来看看：

　　**国企到底有什么用？**

　　对于一个社会，特别是皇权垮台后的社会，国企到底是干什么的？它应该干什么？当代中国大群经济学家似乎从没考虑过这个事情。他们只是一味地指责国企缺乏竞争、缺乏效率、产权不清、职工积极性不高等等，在一些皮毛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大声吆喝“民进国退”，目的也很清楚，就是将国企尽快全盘“私有化”。

　　不揣冒昧，我2003年8月就写过一篇长文章，想说明“国企参与竞争、逐利”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它怎么也发表不出来。

　　国企要竞争！现在的中国人，闭起眼睛也会讲这话。电视中也总是讲这种故事：某国企多么困难，或某国企开始资本很少，但在一位“优秀企业家”摆弄下，通过竞争，几年里就从几百万搞到几亿元资产了。多么巨大的成就啊！其实，这不过是糊弄老百姓的。只要稍微想想，就不难明白：市场需求总共那么大，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就不错了，一个国企搞“好”了，宏观经济上不一定就也好，国家也未必因此能得到更多收入，“一将功成万骨枯”，其他同行国企只会因此更困难。

　　经济学家会说，困难好啊！让它们破产！谁让他们落后的，落后就要被淘汰！经济学家们不想想，这些国企是全民的财产，破产是全民的损失，是资源的空耗，又有什么可高兴的？

　　目前，中国的国企的确很奇特，国企被便宜卖给私人，被叫做“流失”，当然是有道理。但是，那些没有卖给私人、也没有被老总们股份化的国企，就肯定没有“流失”了吗？就在人民手中了吗？并不能作简单判断。因为即使还披着“国企外衣”的那些国企，在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中，也并不是为全民利益服务的，而基本上是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例如，不同行业的国企，目前赢利情况是大不一样的。如电讯行业、铁路行业，全由国家垄断，但是他们赚到的钱，却可以大模大样地在其行业内分配。人们经常听说：在电信部门工作好啊，它们行业盈利多、福利好……。但真正的国企，其盈利是决不能在其内部分配的。因为那是全体人民的资财或设备，不是少数官员、老总、行业的职工用自己私人的设备或设施赚来的，他们没有权利用全体人民的资产、为自己谋更多的幸福。这道理不是很浅显吗？如果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不对，应当从逻辑上予以论证，但他们却从来不说这些。

　　现在中国的大量国企本身，就在向人民争利。因此，中国国企就有了私企的经营风格，例如铁路到春运期间，因服务条件差了本应减价，以资助回家的民工，但票价不降反升，就表现出了私营风格。国家有税收，还要国企来捞钱干什么！就因为国企营利可以使“少数人”更快地“先富起来”吗？事情的本质，是官员和企业家们拿了国企当作自己任意支配的私产，用来为自己、而不是全国人民谋利。在这个意义上，国企已经私有化了，但是它比起私企，却更能利用“国家”的财力和其他条件，对人民利益伤害更甚，因此也就更加没有道理。

　　不过在老总们看来，还是把国企卖掉、或股份化而且自己占有大股，更加来劲。“产权”也更“清晰”呀。于是，“盛宣怀现象”就相当普遍了。

　　那么，真正的国企应当具有什么功能呢？

　　我想，应当有四个基本功能：（一）平抑物价；（二）调节有无；（三）发展能源交通，确保经济命脉；（四）在对外国经济交往中，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但令人头痛的是，人们不难发现：目前中国国企已经将这些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1949-1950年间，曾经发生过数次物价风潮，对当年共产党掌控经济的能力，是个严峻的考验。由于物价风潮大都从粮食和纱、布开始，为了调运物资，当时的国营贸易公司迅速成立了粮食公司、花纱布公司、百货公司、土产公司等，经过一系列动作，使私商操控物价高涨以失败告终。平抑物价，使人民得利，这正是“国企”的职责。如果私商低价竞销，也对人民有利，国营公司不应参与竞争；若私商企图使物价高扬，赖有不图赢利的、因而物价稳定的国企商品在，私商的物价就涨不上去了，还是对人民有利的。

　　但到了90年代后的今天，国内经济情况已经大变。国企在经济学家的鼓吹下参与竞争，争当市场大佬，以为少数人牟利。因此，涨价的往往是国企自己，特别是垄断性质的行业，如水、电、煤气、公共交通、热力供应等，人民对它们无奈，“市场”也对它们无奈。不惟如此，学者们还鼓吹日常用品也应涨价，还常常没来由地批评厂商“恶性降价”，几乎永远站在人民对面，令人迷惑不解。

　　关于“调节有无”，也应是国企的本分。理论上，如果私商因利薄而不肯生产某种商品时，国企应有责任不顾利润而生产，解决人民生活问题。此外，关于发展能源交通问题，都不难理解。在不少西方国家，能源交通也是国家来办的。例如法国，在80年代国内输变电业务100%都是由国家来办。所以，确保经济命脉，这是国家的本分，也是国企的本分。

　　至于国企应当在“对外贸易”中发挥作用、以保护本国利益，在目前的南北关系中，已是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些中部非洲国家的学者说，他们对国家的“民主化”是很满意的，但是对他们的国企不能强大到足以保护本国经济利益，总是觉得不对劲。他们希望，民主化后的国家能够在与西方的经济交往中，更好地保护本国人民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