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言

　　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2004年已经有26个春秋。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善中国国家及人民的生活状况、建设一个富裕、强盛、文明的伟大中国。在这个改革的启动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承认自己在过去犯了错误并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党在确立自己在改革中地位的时候没有战略，并且由于迫在眉睫的是解决人民生活的困苦和国家生活的正常化的任务占据了整个党中央的视野。因此，形成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思路。并且改革遵循的是放权、搞活及由此形成的政企分开、党政分开；中央和地方分权、地方再分权的承包制模式。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一个中国的理论巨人何新先生通过一系列反思发现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一个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统一体应该有她自身的利益诉求。这就是国家主义！

　　无论是西方早期的国家主义诉求还是改革开放建立一个富裕、强盛的新中国，何新国家主义无疑解决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战略性任务。改革的目的绝对不是弱化一个国家的整体，而是强化一个民族国家作为整体的生存形式、组织形式极其能力。

　　但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发现，无论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还是国家内公民的个体利益，都必须有一个负责人。这个责任人是政府还是政党、还是公民个人？

　　二、 国家的组织结构

　　古往今来的国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着三层结构：

　　1、 由国家的历史、现实条件所形成的政府；
　　2、 普遍的人民大众；
　　3、 政治集团；

　　在古罗马，政治集团是三大氏族的酋长集团；在英国是地方贵族；在美国是两大政党。而在中国古代则是势力家族。

　　在政府、政党、普遍大众这三者之间由于利益、力量对比及文化的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

　　就中国而言，势力家族依靠自己的苦心经营建立起新的王朝，而每个王朝最终都被官僚势力所吞并，最后整个大众利益、王朝利益彻底丧失，重新开始改朝换代。对于这一无数次的改朝换代，毛泽东清醒地指出，官僚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四、中国政党政治的形成及演变

　　中国古代的家族势力作为政治集团的历史在鸦片战争以后得到根本打破，既是为了摆脱古代社会无数次的循环，同时也是以西方社会的富裕、强大为榜样，中国的政治集团摆脱了家族势力的窠臼走向了政党政治。但由于国民党依然保留了当量家族势力的做法，最后走向失败。这其中既有家族势力的死灰复燃、同时也有官僚势力的失控的作用。二者混合，使国民党丧失了继续领导中国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不必赘述（因为地球人都知道）。新中国政府的建立是在共产党的推动和发展下建立起来的，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政府体系。这个体系深入到车间、学校、田间、地头。几乎决大多数的有职人员都在政府行政序列里占据了位置。几乎是官僚势力最为庞大的一个时期。引发了巨大的官僚主义问题。官僚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一切，同时他们又具有共产党员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代表政府、一方面他们代表党。

　　结果是“反官僚”必然地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反党，在加以许多人愿意以“朕即党”的身份为自己做掩护，形成了党遭受冲击的结果，最终形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混乱。
　　文革十年，初衷是良好的，但不仅引起了混乱，根本的体制问题并没有解决。形成了党的领导弱化、无力的局面，身兼官僚的党员远远享有着比一般党员更高、更有决定性的权利。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虽然引起了许多的人的同情并有一定的效果，但仅仅靠个人修养而不是制度性、组织性地解决问题，共产党的官僚化问题根本不会得到解决。

　　改革伊始，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党的官僚化问题的危害，选择了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的道路。应该说是个良好的发展方向。但奇怪的是，在行政性政府和党组织如何行动上选择了政府官僚体系的强化和党组织的退位操作。

　　这个操作的结果就是党的领导越来越弱，而政府官僚体系急剧膨胀。在企业和学校，党委退居二线，官僚首长负责制是普遍的操作模式。这个模式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无论是资本主义政治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都明确地承认政府只是国家机器，按既定的原则运转、工作。这样一来机器取代了人，尤其是取代了政党的目的性和政治性。

　　演变成官僚势力一支独大的局面，上则对抗中央政策，下则欺压百姓、出卖国资、侵吞国资，形成了中国社会巨大的黑、腐势力。官僚势力可以说上、下逢源。

　　当前的中国，人民大众怨声载道、外部势力恣意妄为，中国富裕繁荣的表面下隐藏着十分严酷的政治危机。

　　舆论监督、学术监督对于社会净化有一定作用，但制度监督才使根本。

　　与历史上的政治危机不同，家族王朝即使子孙众多也无法检测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只能任由官僚恣意胡为，最后国家政治组织破产。而今天中国的政治结构已经形成政党制度，并且共产党有着几乎是法国人口的数量，完全可以胜任自己的使命。

　　五、中国改革的根本出路

　　无论是国家的整体利益还是中国公民的个体利益，他们唯一的保护者和守卫者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职能必须发挥出来、必须真实有效地发挥作用。

　　很多人羡慕西方的民主、大选，但忘记了他开始就是建构在政党控制和监管之下。中国政府建构从来都是强力推动，也同样是政党控制和监管之下。因此，尽管形式不同、本质是相同的。

　　中国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必须履行宪法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是全民利益、国家资产的根本代表，必须行使所有人的权利：

　　1、 任何资产、教育、法律等公益领域，必须健全党组织，实施监管职能。它的任务不是去发展党员、宣传思想，而是监管资产转移、管理经营、人力使用和聘用是否违反了政策、法律。并行使最高否决权。

　　2、 这种机关、企事业党组织不在政府行政序列中，采取垂直式领导，最高权利机关是党中央委员会，最高责任人是党中央书记。

　　3、 党员的发展、思想宣传、社会服务等原有工作采取街区式行政区划法，按地域行政区构建，退出机关、企业、事业。

　　4、 企业、事业、机关的经营、管理采取完全聘任制度，受聘人可以是共产党员，也可以不是共产党员，唯才是举，在党组织授权范围内合理经营，行使完全的经营、管理权。

　　5、 企业、事业、机关的经营、管理人员不占据任何政府行政编制，不具有任何政府行政身份。经营管理人员在组织架构上必须脱离党组织、脱离行政序列。

　　6、 各级政府组织只能是维持秩序、兴办公益、税收征缴、登记服务的部门。是机器，按既定的规程工作。受各地同级别党组织监管、由有限选举产生。党组织成员（指担任党内管理职务）在非中央系统不能兼任各级机关、企业、事业的首长。

　　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所缺少的不是经营人、管理人而是责任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职能就是代表人民大众行事国家利益、公民利益所有人、看护人的职能。改革的目的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把党的领导组织化、制度化。党在制造官僚的同时必须严格管理官僚。党员在意愿、意志上要愿意为人民服务，在知识结构上要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准。

　　一切政治改革的目的必须充分把握好政党体系、官僚体系、人民大众三者的建构关系：人民大众的福祉和国家利益是根本和基础、政府官僚体系是机器、党组织是监管人和守卫者。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人民大众的创造精神并回归人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