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的“历史拒绝浪漫”的谈话录发表以后，该文在海外知识分子中引起相当的反应。在此，我准备把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些看法作进一步系统的介绍。我在本文中所要表述的基本论点是：
　　一，中国改革前十年出现的经济与政治波动，属于改革过程中的“失范综合症”。它是在旧体制内部承载市场制度的社会载体极度缺乏的条件下，大幅度迅速导入整合性的市场制度而引起的。这里所指的承载市场制度的社会载体，包括市民社会、契约性的人际关系等等。
　　二，契约性因素是实现民主政治的真正前提，而这一社会因素生长发育的渐进性，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与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民主政治发展的渐进性与阶段性。　
　　三，中国的改革战略选择，应该是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力求通过一种可以对社会变迁过程有效整合的方式，来克服和避免激进方式与复旧方式的两极对峙与震荡。以求实现向现代化目标的平稳过渡。　

　　我相信，本文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是深切关注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人们所共同感兴趣的。我希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先生，能心平气和地平等地在学理层面上进行切磋，以期深化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八十年代末期中国改革矛盾与困境的性质

　　八十年代末，中国改革一方面取得了人所皆知巨大的的成就，另一方面改革引起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这些矛盾使改革又陷入了困境。只有分析旧体制的结构性质与相应的改革政策选择之间的矛盾，才能对这种改革困局和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作出合理的判识。　　　从社会组织结构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前的旧体制是这样一种可以被我们称之为“国家指令全控型”（Totalistic regime）的组织结构。国家以指令计划方式，自上而下地控制和支配庞大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与层面。这种全控体制内部几乎不存在独立于国家权力支配之外的自主的社会个体细胞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从个人、企业、社团到地方各种实体，这些在自然经济社会中的细胞体，均转变？quot；全控体制“这一庞大机器内部的”机械零部件“。既然这些”零部件“没有自主性，它们彼此之间也不存在通过自主的利益之间的交换与互补而形成的契约性人际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就这种社会结构的契约性与自主性（Autonomy）的微弱程度而言，可以说，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最远离以契约关系与利益多元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那种社会类型。这种全控社会体制虽然就其能集中调动稀缺社会资源，以迅速应付中国发展初期阶段的某些特殊需要而言，就其能迅速应付民族面临的外部危机而言，曾有过其积极的贡献。但三十年来却越来越显露出捉襟见肘的结构性弊端。例如，社会动力机制与社会个体（包括企业与个人）的微观活力的极度缺乏；经济效率的低下，科层官僚机构的肿大，以及意识形态异化导致的文革灾难与四人帮？quot；文化专制主义”等等。凡此种种痼疾，已经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的改革运动，可以表述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文明的示范作用的刺激下，具有改革导向的政府，运用革命时代继承下来的革命权威的合法性资源与组织资源，通过引入市场制度以培育市场机制，来摆脱全控体制并实现现代化的新政运动。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整合经济秩序的市场制度，例如价格大幅度自由开放等等，只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业己存在着多元的、彼此异质并相互依存的自主的社会细胞体或社会因子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换言之，只有存在着这些各自承担不同的社会分工职能的个体（包括自主的利益团体、企业与个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契约性关联与行为，然后，才有可能存在着对这种行为进行调节约束的市场制度与规范。前者是体，后者是用。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全控体制造成的市场机制断裂的历史条件下，在基本上不存在社会个体自主性和契约性的情况下，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中有一种流行的思路是，力求通过大幅度地引入市场制度，来培育市场机制。这种被我称之？quot；制度决定论“的做法导致的后果，正如我在”论当代浪漫主义改革观“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就如同”希望通过穿雨衣来祈求下雨“一样。（参见该文。）
　　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由于缺乏社会支持性条件，被引入的市场制度无法产生规范秩序与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实效；另一方面，旧的计划体制又因为改革而被人为地取消，在这种”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状况下，便会出现新旧体制与制度均无法约束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的”改革型脱序“或”失范“（Anomie）状态。尤其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与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由制度创新所诱活的市场机制的胚胎与发育速度，远远及不上大幅度快速地移植市场制度所导致的失范的加速过程。
　　而与此同时，集权体制自身原已存在的结构性的退化，如干部与管理者的以权牟私，不正之风等等，又与上述因市场制度”嵌入“而产生的失范性危机相交织与汇合，形成弥散于社会生活各层面的盲目的放纵的无组织组织力量，这种力量既不断冲击原有的体制与秩序，又无法形成新的市场秩序。

　　改革早期阶段的两种恶性循环

　　中国改革一旦在八十年代后期陷入上述困局，由于社会内部各种思潮和社会力量的互动，还会进一步出现以下两种恶性循环。　
　　首先，是失范性经济危机与要求更为激进地加速市场化与”多元民主化“的社会思潮之间的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陷入”制度决定论“的思维定势的人们，会把上述失范性危机直观地、片面地、简单地解释为，尚未彻底扫荡的传统计划体制，阻碍了被植入的市场制度正常发挥效能。他们漫不经心的认为，只有激进的”价格闯关“，”一跳过河“的”经济休克疗法“，或直接推进西式的多元民主政治，才能解决经济与政治”新制度“间的”配套“。然而，这些被认为应进一步引入的新制度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条件更为深层与复杂，一旦推行，（？quot；价格闯关”）又必然引发更为严重的经济脱序和各种“滑坡效应”。而这种种“滑坡”又会成为人们要求更为激进的推进“制度革命”的理由。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是失范性危机与政府权威与效能的急剧衰落之间的恶性循环。改革中的失范性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分配不公、官倒横行、社会犯罪猖獗等等，又势必进一步引发普遍的社会不满，这种不满又会严重地削弱政府的威信与权威合法性资源。而这些资源的进一步流失，反过来又加剧了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失控，使原来颇受镇制的无组织力量更为有恃无恐。　
　　由以上两种恶性循环结合而成的中国八十年代未的改革困局，又进一步促成趋向各异的诸种社会思潮日益剧烈的互动与冲突。其中一方面是主张加强宏观控制的经济紧缩派思潮，另一方面则是主张“一步到位”的激进私有化思潮，以及一些激进学生中存在的以“天赋人权”为组织社会的“第一原理”的西化的自由主义思潮，这些思潮之间的互动的日趋激烈，又与民众中无定向的不满情绪相互激荡和渗透，并不断地走向两极化，构成了八九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的社会背景。

　　契约性民主的基本特点

　　要认识前十年改革中知识分子与学生中的激进民主思潮的基本特征，有必要区分人类历史上民主诉求的两种类型：一种？quot；契约性民主“（Contractual democ racy），另一种是”泛道德主义“的民主（Pan－moralistic democracy）。
　　契约性民主是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的历史产物。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导致个人与利益集团从传统社会中逐渐分化出来，这些个人与社团的分殊化、异质化、多元化，以及个体对自身权益与财产支配的自主性，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如同买卖双方之间一样，形成利益交换与利益互补的契约性关系。
　　这种在社会与经济层面的契约性人际关系，对于理解政治层面？“契约性民主”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契约关系的本质是，由于社会分化，自主的社会个体彼此是异质的，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同质体，这样，个体之间，只有通过彼此在利益上的相互依存、交换与让渡，才能满足多方面的需求。换言之，各方都可以通过出让自己的部分权益，来换取他方的另一方权益。这种基于契约性的交换，一方面，既满足的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调动了他方参与合作的积极性。这种契约从而在宏观上实现了社会的协调、共识与整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社会的权力制衡、公意表决、利益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各种以契约为基础的民主法制与程序，只不过是经济上的契约关系和游戏规则在政治层面与文化价值层面的制度表现。　与这种民主相联系的政治文化和价值系统又具有如下这些特点：首先是妥协性，即承认不同个体之间的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利益综合过程，是实现民主的必要手段；其次是宽容性，即承认异己的对立面及其利益的存在，决非是道德上的邪恶，而恰恰是契约实现的前提。第三，是现实主义，而非“完美主义”（　Perfectionism），这种政治现实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只有不断在契约基础上的平衡与协调，才能逐步地、大成若缺地接近理想的境地。这是一种永不满足、永不绝望的求实态度。第四，是政治上的灵活性，因为只有善于在某些方面作出灵活的让步，才能使契约得以实现。　
　　这种契约性民主的实际运作，又必须以下述这些条件的存在为前提：温和的市民阶级的相对发展、现代教育的普及、大众传播与信息流布渠道的发达、在社会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与程序、权威合法等方面的认识一致性等等。而所有这些条件都不是某些个人根据先验的“第一原理”人为地进行设计的产物，而是市民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验事实，长期演化发展的自然结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契约性民主也可以称为“经验性民主”。

　　近代中国以来“泛道德主义”的民主观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思潮，具有很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市场经济的极度不发达，无法产生契约性民主的理念与诉求。而专制的腐败又使人们习惯于把民主当作一种实现道德政治与道德抗争的工具。
　　这种把民主加以“泛道德化”的政治诉求，追求的是从传统封建体制中解放出来的政治理想。这种泛道德主义的民主观早在明未王夫之、黄宗羲的思想中古已有之。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西方民主政体的示范作用的刺激下，从切身的现实关怀的角度，来审视和判识多元民主、公意表决与权力制衡的功用与意义，并赋予这些制度、程序与价值以反专制的意义，使之抽象为一种普遍适用于任何环境？quot；第一原理“和重构新的社会秩序的施工兰本。而西方多元民主所基于的那种种社会条件，如市场条件上的个体的异质性、自主性以及彼此之间的契性纽带关系，却往往并不在人们的关注范围之内。
　　这种民主观不但与中国传统儒家”道之大原出于天“、”一理万殊“的道统观有着思维深层结构上的关联，而且，它与西方大陆唯理主义哲学和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民主观也有着特殊的亲和力。这种泛道德主义民主观在反封建的历史上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由于下述原因，在缺乏市民社会的制衡的条件下，它极易演变为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激进主义。　
　　首先，由于是泛道德的民主义者认定自己追求的是公平正义的道德目标，便会油然产生一种傲视人群的道德优越感。一种自认为替天行道的政治激情和”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
　　其次，既然自己己被定位于”正义“的一边，在这种优越感的支配下，则必然会以”非白即黑“、”非正即邪“的二值分类来判断异己的对立面。
　　第三，既然对方已被判识、定位为邪恶者，那么，对于邪恶者，只有斗争一途，任何妥协、宽容、灵活与现实主义，均被定位为道德上的堕落。　
　　最后一个特点是，在泛道德主义民主派看来，市民社会以及人际关系的契约化程度，并不是实现民主的条件，而”道德义愤感“与”正义感“的强烈程度，或人们对理想的道德秩序响往的强烈程度，或人们力求从现存旧体制下求得解脱的愿望与”觉醒“程度，才是推行和实施民主体制的基本条件。正因为如此，一旦他们认为旧体制陷入的困局已经深化到某种状态而社会已被”动员“起来时，他们也就会认为，按他们所预想的社会施工兰图，重建”民主公平秩序“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然而，历史告诉人们，社会变革与转型过程可能出现的困局与危机，并不意味着市民社会的成熟，一个没有市民社会作为载体？quot；民主体制”，是无法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的。

　　政治激进主义与八九政治风波

　　八九年的“风波”的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复杂原因，这里，我们不可能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作全景式的透视。在有限的篇幅中，本文将着重于分析，以“泛道德主义”的民主观为基础的激进思潮在加剧政治冲突方面所起的消极作用。
　　正如本文第一节中所指出的那样，八十年代末期中国改革的困局与危机，从根本上来看，乃是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失范综合症”的表现，然而，在深受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看来，官倒、分配不公、通货膨胀、以及各种社会弊端与败象，则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旧体？quot；封建专制性质“的表现。
　　在泛道德主义民主思潮内部，仍可以分为相对温和的”立宪派“与更为激进的”自由人权派“，前者主张扩大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制度，来约束官倒与腐败。并逐步推进”多元民主化“。他们一开始也多少意识到，过激的行动可能会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然而，改革危机与困局一旦被他们解释为”多元民主滞后于市场经济改革“，而这种”滞后“的原因又被进一步解释为来自于”保守势力“的阻力，这种心态上的焦虑感，又使他们以更强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抗争运动来对当局施加影响。　
　　另一方面，在一些更年轻的知识分子与学生中，存在着另一种更具浪漫与激进色彩的”自由人权论“思潮，他们相信，”天赋人权“的”自然法则“是建构”合理现实秩序“的先验的”第一原理“，人们可以根据这种类似几何公理的社会公理，象按图装配机器一样，直接在旧秩序的废墟上，建构一种符合”自然秩序“与道德原理的民主秩序。而中国经济的落后和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困局与矛盾，则被认为是旧秩序与旧体制对人性的压抑与枷锁所造成的。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心理挫折感。而这种挫折感的支配下，当他们？quot；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民主原理为标尺，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与现存秩序时，这些“旧事物”也就成为道德上无法忍受的“文化地狱”。
　　在他们看来，只要一个社会通过人们的努力和斗争，按理论上完美无缺的第一原理建构起来，就能实现最为完美的社会政治秩序，既使这场冲突导致现存社会秩序的解体和乱世的到来，也比继续生活在这种“文化地狱”中要好。如果社会苦难将会由此而层出不穷，那也是“封建专制”的因果报应，他们不必为此负任何责任。因为他们的目标与动机都是“纯真”的，因而也是无懈可击的，无可非议的。
　　这里，我们特别应指出的是，在全控体制改革初期，由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社会分殊化、异质化、多元化均处于很低水平。社会成员利益上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或“板块性”，这就使人们对政治问题的感受方式具有“单向性”，在长期动员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的深层影响下，民众与知识分子具有很高的政治活化程度，这种情况是第三世界其它后发展国家所没有的。（政治冷淡主义是这些后发展国家民众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正因为如此，在改革引起的失范危机与政治失控的情况下，原先长期积聚的社会矛盾和各种不满情绪一旦有了突破口，就很容易爆发为“低频高强度”、空前大规模的“政治参与爆炸”。
　　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比我们这一代人更冷静、更全面地对中国改革历史中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冲突两极化现象作出更为深刻的学理分析，但是，根据我本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发育水平尚不足以达到社会整合所需要的契约性程度的情况下，政治上的民主激进主义与高强度的“政治参与爆炸”与社会动员，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政治动荡与政治冲突，其最终结果注定是一场悲剧。

　　实现渐进改革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为了避免改革过程中出现激进主义与复旧主义之间的两极震荡，并使改革能平稳地向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体制与市场经？quot；软着陆“，对中国改革的战略思考，应充分重视以下一些基本问题。

　　一，　从历史文化中寻求改革的政治智慧

　　首先，应从历史文化中寻求改革的政治智慧，并发展出一种新的改革哲学。
　　自近代戊戌变法以来，中国的变革过程，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两极摆动的现象：即从深闭固拒的虚骄守旧，在受到巨大的压力、挫折与陷入危机之后，一变而为”乘积弊之后，挟至锐之气，举一切（旧）法而更张之“（清末张謇语）的燥切浮燥。接着又从取快于一时的”雄心勃勃“的维新变革，一变而为顽冥守旧势力的东山再起。这几乎是近百年来中国变革史不断重复的历史现象。一个至今还无法摆脱这种六道轮迥的民族，决不是一个成熟的民族。　
　　管子曰：”变法易教，不知化不可。“这里的”化“乃是在传统体制下实现变革的精义所在。它包含着”渐“、”顺“、”糜“、”久“、”服“、”习“等方面的丰富内涵。
　　如果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发挥，真正意义上的富有成效的改革，应采取疏导与徐进的方式，这就是”渐“；水到渠成，顺其自然，这就是”顺“；把复杂的矛盾、问题、阻力、障碍予以分散、化解，并逐个地予以解决，这就是”糜“；主张持续地推进，而不？quot；毕其功于一役”地与现存秩序决裂，这就是“久”；使新制度的创设始终处于与既存秩序大体相适应的状态，这就是“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终使变革的结果成转化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风尚，并融合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习”便是变革成功的最终标志。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中庸哲学所强调的“过犹不及”“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的思想，通过创造性的吸收，可以转化为防止“物极必反”的两极化趋势的思想方法。这些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凝聚着中国特定的文化生态条件下演变过来的民族集体经验。这也是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改革哲学的文化资源。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还应深刻反思自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所造成的文化断裂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中国改革思维的贫乏与片面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思维模式”往往不自觉察地造成人们改革思维的“错位”与改革中的“破坏性思维”，这种“破坏性思维”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在改革过程遇到矛盾与困难时，不是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与后果，而是一味主张“置于死地而后生”、“非矫枉不足以过正”、“改革就是一场革命”、“越乱越接近胜利”、“快刀斩乱麻”、“毕其功于一役”、“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正即邪”，凡此种种当代中国人皆耳熟能详的口号与命题，均表现出五四以来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对当代中国人的改革思维所产生的潜意识影响。它们在深层思维结构中？quot；革命思维“是完全同构的。而这种破坏性思维持也是改革中的激进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　社会纽带的契约化是衡量变革的重要尺度

　　克服改革危机、两极政治对峙和渐进地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社会纽带的契约化。如前所述，从经济层面来看，契约性的社会人际关系，是市场交换得以实现的的前提，因而也是承载市场制度的载体。从社会层面来说，这种关系又是市民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从政治文化层面来说，它在人际关系上所体现的妥协性、宽容性与对利益自主的他方的尊重，以及它对实现理想目标的现实主义？quot；非完美主义”的态度，恰恰又是化解与克服“泛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型的政治文化与价值观关键因素。因而在政治层面上，它也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秩序的条件。
　　这种契约性关系如何得以形成与建立？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契约性关系，是市场经济对社会人际关系渗透与改造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的先行发展，乃是民主建设的关键。而市场经济与它所体现的契约纽带的发育、生长与成熟的渐进性，决定了民主政治发展的渐进性。
　　对于中国现代化来说，如何使全控组织结构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实现契约化？　
　　从发展的步骤来说，应该把制度创新划分为两个基本阶段。
　　在改革的初始阶段，由于社会母体内的契约化水平较低，应建立启动性的制度，以便诱导、激活旧体制下作为“机械另部件”的社会个体、单位、企业向利益自主体转变。在改革的后续阶段，随着自主个体之间的契约化程度的提高，这些利益，团体之间已经逐步形成以利益互补、制约与交换的方式来协调彼此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应逐步建立起以维护这种关系与游戏规则为目的的整合性的制度，经济与政治上的“制度决定论”的错谬就在于试图超越前一阶段，直接以建立整合性的制度的方式，来作为启动契约化的基础。而这一点也正是形形色色？quot；休克疗法“遭致重大挫折和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主导性权威是培育”契约之花“的园丁

　　通过”权威主导“这一过渡性的形态，走向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民主政治的更高阶段，这一过程，是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不可逾越的梯阶。在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初始阶段，这种具有市场经济导向的新型权威，具有多元民主政治无法履行的以下四种基本社会功能：
　　首先，是以”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引导和协调全控指令体制内部市场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以权威杠杆保持宏观的调控与纠偏功能；防止转型阶段的失范或脱序状态。　
　　第三，保持现代化所要求的政治秩序的稳定和现存秩序的连续性，排除复旧政治势力与西化的激进主义势力两方面对于渐进改革命进程的干扰，并防范因社会失调而引发的社会矛盾的连锁反应，守护改革所需要的安定环境。
　　第四，以强有力的权威力量，来消除政治腐败等”软政权“现象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分利集团“势力的恶性膨胀。
　　这种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性权威的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首先，这是一种以实效（Performance）为基础的合法性。只要决策者在改革进程中显示出政绩与实效，并以不断的社会变革所取得的成果来满足大众对于这种实效的需求与预期，这种权威就可以无须籍助传统的政治理念的情况下，以及在以契约为基础的法理性权威合法性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享有相对充沛的合法性资源，赢得各阶层的认同与支持。在不断取得实效的条件下，这种主导性权威有足够的资源来应付西方示范效应与中外经济文化的强烈反差形成的压力，稳定顺利地旨导现代化的进程，并最终向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更高的民主阶段过渡。　　在这一过程中，一种以追求实效为基础的世俗理性精神，以及以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为价值基础的民族主义，均可以为形成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导权威的合法性资源，起到积极作用。从发展阶段来看，革命意识形态的价值符号，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方面，具有特殊的功能。通过创造性的发展，将成为这一权威合法性资源的构成因素。而在发展的后续阶段，以契约法为基础的法理性权威，将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四，反对激进的”政治休克疗法“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后发展国家陷入”失范型“的改革危机，只有通过主导性权威为基础的方式来加以解决。这种危机所激扬的”道德激情“决不能成为快速大幅推进”多元民主政治“的理由。试图以西方式的多元民主政治来解决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政治腐败、利益分配与改革困境，这种”政治休克疗法“，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一样，是一种”制度决定论“的政治神话与谬误。它不但不能解决转型期新旧体制的二元结构之间的整合，反而会因整合危机的深化，使长期积聚的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引起连锁爆炸。并如决堤的洪水一样，吞噬残存的社会秩序。使一个国家陷入乱世式的六道轮迥。　　

　　在传统体制与改革失范所造成的社会经济问题堆积如山，百弊丛生，社会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在中外文化经济反差十分强烈，改革所刺激起来的超前的政治经济欲求被极大地提升，社会成员之间对社会政治的程序共识尚十分缺乏，政治冲突存在着潜在的两极化趋势的情况下，试图以扩大政治参与的空间的方式来弥合社会疏离与巩固权威合法性，其效果实际上是”饮鸩止渴“。因为这样做只能使极端主义者以扩大的活动空间，把复杂的社会问题作泛道德主义的解释，并深化社会裂痕，加剧政治两极化的趋势。形成对现存秩序的根本挑战。而权威合法性的急剧流失，又会反过来使主政者无法通过整套合秩序的实效，来解决社会矛盾，如此便形成新的一轮的恶性循环。　　正因为如此，一个发展中社会长期积聚的社会矛盾，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式，以及通过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结构转型的途径来解决。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矛盾的渐次解决，中等收入的阶层的日益增加，社会为民众提供的各种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的增多，这样，就能有效地化解社会两极对峙的状态。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政治参与渠道的渐次有序的扩大与发展的时机也就水到渠成了。

　　结束语：走向笃实与稳健

　　通过十多年的持续变革，中国已经从全控体制的新政阶段，逐步进入”后全控体制“（Post－totalistic regime）阶段。其特征是，通过发育市场机制，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整合方式已经出现二元化并存的局面。一方面，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威指令型的社会结构与社会整合，另一方面，是不断发展的社会契约性社会结构与社会整合。经济生活的自主性程度已经大为提高。市民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人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出现以下这些值得重视的变化。　　

　　首先，是世俗心态的发展。由于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异质化，以及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稀缺资源（如财富、权力、地位等等）的获取机会与途径已经较为多元化与分流化，这一变化将逐渐分散了人们对政治问题过高、过密与过敏的关注。（而在全控体制下，几乎社会成员的所有的切身问题与利益均是由政治中心来予以分配，政治便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聚焦点）人们已经由原先对抽象的政治与道德理念的关注，已逐渐转变为对更具体实在的经济利益、对自身所在的社区问题的关注。这种从高度理念化向世俗化心态的转变，已经成为中国市民心态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这种政治文化与心态的变迁，也相对减少了大规模”政治参与爆炸“发生的可能性。从而使政府在改革方面有较大的活动迥旋余地。利益自主体之间横向的契约性关系的发展和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也将缓和传统体制下的”官民两极对峙“的状态。妥协与宽容的政治精神与游戏规则也将在我们这个民族中逐渐发育成熟。只要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能有序地顺利推进，有可能在未来二十年后出现这样一种良好的发展前景，那就是，在决策没有出现重大失误的条件下，在市场经济改革没有导致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恶性膨胀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发展，遗留的社会矛盾的渐次化解，社会结构的转型与中等收入阶层的增加，最终将使平和稳健的变革观与政治选择在社会中有了真正的基础。权威合法性与改革实效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会出现，而在这一基础上，社会政治共识程度也会相应提高。这将会逐步弥合以往的历史创伤。未来中国出现”低频高强度“式的政治危机与冲突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离现代民主的时代越来越远，恰恰相反，它意味着一个具有本民族文化特点的民主繁荣的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近。　　

　　在中国改革即将步入新的阶段的今天，与政治浪漫主义、政治激进主义相联系的第一思潮时代，正在成为过去，一个笃实的渐进改革的时代，也即第二思潮时代正在到来，对于追求戏剧性的诗情梦幻的浪漫主义者，可能多少有些失望，但对于一个久经患难的民族，则是一种真正的运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