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形：伴随着激烈的军事斗争，整个民族的爱国热情、牺牲精神、英雄主义会得到极大的发扬，从而使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于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喜欢回忆祖先抗击侵略的那些辉煌胜利，怀念那些功勋显赫的将帅与英雄，直至花费巨资去保护那些弹痕累累的战场遗迹，建造起宏伟壮观的战争博物馆，而战争文学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仍有着无穷的魅力，刚勇的军人常常成为年轻人效仿的榜样……人们这种真诚地期盼和平却又不断地追忆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防活动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实践，往往对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光大有极强的推进作用。

　　国防，培育并光大着一个民族的爱国主义

　　人类的发展史表明，最早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思想就是在国家利益的形成和国家间的战争与冲突中孕育而生的。自古以来，各国的国防建设都是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抵御外敌的侵略为己任，并将此视为公民的基本职责。在中国的《诗经》中，就有记载当时士兵慷慨从军、同仇敌忾杀敌报国的诗句：“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古代雅典的政治家伯里克里也说，军人要为国家利益英勇作战，这是一种英雄气概，为国捐躯是光荣的顶峰，是人生最高的也是最后的幸福。由此可见，关系到国家存亡和民族兴衰的国防事业，对培养一个民族忠于祖国，履行职责、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等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有着十分巨大的推动力的。这已为人类的发展历史所反复证明。

　　国防，培育并光大着一个民族的道德情操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血火交织的国防斗争，往往会形成一系列的道德规范，约束和调节着人们的道德行为与道德准绳。保卫国家的使命需要公民有强烈的责任感，积极承担和履行对国家的应尽义务；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勇敢顽强，不惧任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战争作为人的精神、体力和意志的较量，呼唤着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千百万人为国家的尊严去建立功勋，去慷慨赴死。历史证明，长期的国防实践所积淀形成的道德思想，往往会形成社会的道德风尚。南宋时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赴刑场，元主忽必烈亲自前去劝降，许以丞相之职，文天祥却斩钉截铁地说：“宋朝已亡，我只求以死报国。”“天柱已倾欲何之，英雄报国总相同。”这种忠贞不屈、保持气节、视死如归的道德品质，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几十代人。鸦片战争中，舟山定海总兵葛云飞血战至死；甲午战争中，海军将领邓世昌誓与日舰同归于尽；抗日战争中，狼牙山五壮士宁死不屈；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一跃而起，用自己的身躯堵住敌人的枪眼……他们的英勇行为，显然都受到我国历史上国防道德传统的深深影响。

　　国防，培育并光大着一个民族的法纪观念

　　国防是社会的特殊领域，较之其他社会活动，需要有更强的组织纪律与法治观念。在国防的许多领域内，各类条令条例和法规、制度等极为完备，比机器大工业更早地培育了民族的组织纪律性。军事集团是组织纪律性最强的集团，具有其他任何职业都无法比拟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活动方式。这种集中统一，不仅制约着军人及其文职人员履行职责的一切行为，还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安排和个人的生活习惯，由此而形成的高度法纪观念、强烈的集体意识、自觉服从命令的态度等，都对社会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许多国家规定，每个适龄青年都必须服兵役，这不仅仅是为了国防的需要，也是为了国家、民族发展的需要。因为经过军队正规训练后形成的良好作风，也是国家其他建设领域所需要的。同时，军队组织严密，纪律严明，具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法，也为国家其他领域的管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有益经验，这种移植的过程，使国防所需要的法纪观念，得到更为普遍的培养。

　　无庸讳言，民族精神的生长演化需要多种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但是，国防对民族精神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它尤如一座巨大的冰山，显露在水面上的只是它卫国戍边的军事功能，而它深层次的作用正在水下渗透和扩散着。可以说，正确的国防建设，在军事上可以产出战斗力，在经济上能转化为生产力，在精神上则能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