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早些时候的科学研究，是要既有钱又有闲的人才能玩得起的。研究，需要图书、仪器、药品、实验室和助手，须投入大量经费。像拉瓦锡那样个人赚了大钱足够实验室开销的人毕竟很少。多数科学家还得靠社会上的富翁掏腰包资助，或是靠官家拨款（如法国皇家科学院）。
英国的Ｂ．Ｔ．朗福德伯爵，在伦敦募捐，于１７９９年３月建立了从事科学研究和教育的研究院，翌年得到英皇的承认，为皇家研究院。首任院长由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班克斯兼任，朗福德以理事会秘书的名义掌握着研究院的实权。捐款的财东们要求皇家研究院除了邀请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之外，还要求定期举行各种通俗的科学讲演。皇家研究院由此成为历史上科学普及的代表性机构，这或许就是Ｊ·齐曼追溯“科普”历史时由它讲起的原因所在。
皇家研究院位于伦敦的艾伯马尔街，是一幢四层大楼，除了实验室、图书室和办公室之外，还专门开辟了一个讲演厅。１８０１年２月，朗福德请２２岁的戴维来试讲，随后任命他担任研究院的助理讲师兼化学实验室主任，翌年晋升为教授。
戴维的口才非常好，通俗讲演的内容，大部分是取材于他最新的研究成果。１８１３年，３４岁的戴维又把２２岁的法拉第领进了皇家学院的大门。自１８２４年起，法拉第也走上了皇家研究院通俗科学讲演的讲台。
法拉第的一生，是与“科普”紧密相伴的。他早年家贫，做过报童。从报童转做书铺装订工学徒之后，有较多机会接触科学读物，由此对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用微薄的收入购置简单的仪器和药品，在工作之余做简单的电学实验和化学实验。他有时去听科学家（当时在英国称为“自然哲学家”）的讲演，后来他有幸通过听讲演而得见当时的大化学家戴维，又以他特有的勤奋受到戴维的赏识而成为其助手，并很快就跻身于大科学家的行列。
法拉第的口才远不如戴维，但他深知口才对于讲演的重要，就勤学苦练。每次讲演前，他都要根据提纲来组织材料，考虑如何用词句、声音、手势和笑容去感染听众。当然，最重要的是如何设计紧扣主题的实验。比如，在讲电磁铁的时候，他在一块没有磁性的软铁上绕好线圈，通上强大电流后开始表演。他从身旁拿过一个铁桶，桶里装上煤块，当桶接近铁块时，就会“当”的一声撞上去，被牢牢吸住，吊在空中。他再把事先预备好的煤铲、火钳等扔过去，又发出一连串的“当、当”声。在听众的眼里，法拉第简直像高级魔术师一样，而“电磁力”的新概念也由此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
有人问法拉第：“作通俗科学演讲的人，可以假定他的听众原来有多少知识？”法拉第答说：“假定他们一点也没有。”这表明了法拉第是要为“通俗化、大众化”下很大的功夫。
面向公众的讲演，一般在下午举行。从１９２６年起，法拉第又发起开办了“圣诞节少年科学讲座”，他自己连续坚持讲了１９年。听讲演是要买门票的，讲演愈精彩，听众愈多，门票收入也愈高。这给皇家研究院带来了丰厚的收入，无疑对研究院的生存与发展是有利的。不过，赚钱并不是法拉第的目标。如果为了赚大钱，法拉第以他的理化知识、实验技术和社会名望，早可以成为富翁了。但他没有走这条路。
有人向法拉第发问他搞的这些东西“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小孩子有什么用呢？他将来会长大成人的。”法拉第当初来到皇家研究院时，曾向戴维表示过：他从事科学研究，只是为了“追求科学真理”。
追求真理而不追求知识的实用，是源于古希腊时代的西方科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也自然会影响到科学普及。法拉第时代积极参加科学演讲会的公众们，一般也不是抱着实用的目的去的。他们的趋动力是对自然奥秘的兴趣。
卡尔·萨根在《科学家为什么应该普及科学》的讲演中有这样一段话：
“理解世界是一种享乐。我每每看到人们，一些普通的人们，当懂得了一些他们从前一无所知的自然知识——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为什么月亮是圆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脚趾时，他们是多么兴奋不已。这兴奋一是由于知识本身的乐趣，二是由于这给了他们某种才智上的鼓励。”
这大概也应该算是西方科普的主要传统吧。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讲求“学以致用”的。当我们今天把科学普及的目标锁定在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国民科学文化素质” 的时候，实际操作中萦绕于心中的依然大多是如何让公众从科普中获得生产或生活上的“实惠”。
发人深省的是，以追求知识乐趣为主旨的科普，能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发展为文化产业；而追求实用目标的科普，却长期被经费问题困扰着。
求真与致用，传统不同，很难说孰优孰劣。多少年来，意识到这一传统差别的先辈和时贤们，时不时地提出兼顾两者。但直到如今，能有多少从事科普的人以“理解世界是一种享乐”为旨趣？科普者如此，遑论被科普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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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第时代的科学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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