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１月２日，吴敬琏先生获得了由１００位经济学者、１００名资深财经记者评出的“２００１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颁奖辞赞许“他是一位瘦弱的老人，但是，他又是一位推动市场经济的大力士，一个保持童真和率直的学者，一个心系国家和情牵百姓的经济学家。２００１年，他用睿智和良知擦亮了中国股市。”“他敢于铁肩担道义，他是一位无私的具有深刻忧患意识的社会贤达，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特立独行的智者，一个睿智和良知兼备的中国学者，中国经济学家的优秀代表，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格，能够保持童真和率直的经济学家。”
　　
　　对于吴敬琏先生的个人品格，我没有丝毫怀疑的意思，甚至，对于大奖依据品格标准而不是贡献而评出，我也不想过多的评价，即使颁奖辞并未完整体现出该项活动自我设定的标准：影响力、前瞻性、独创性，而最多只能体现出三个标准中的一个就是影响力。从颁奖词中可以看出，吴敬琏先生获奖的原因在于２００１年度初他对中国股市的一席谈话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他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良知和勇气。
　　
　　２００１年初的那场论战，被贴上了“厉吴之争”的标签，也被相当多的人当作了利益表达和良知的争执，但是，仔细寻绎双方的争论，不难发现，如果暂且抛开言说者话语背后的动机揣测，仅就话语本身进行对比，其中依然呈现出真正的认识分歧。笔者以为，在这场争论中的认识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利益集团的看法之上，并各自引申出对于未来改革方向的看法。吴的核心观点是要警惕利益集团对股市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操纵，要警惕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并将改革的未来希望寄托在法治的建设之上；而五位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股市的问题是发展中呈现的问题，利益集团不是当前股票市场的主要矛盾，对于这一问题，需要并且只有依靠持续的发展才能得以克服。
　　
　　双方的观点不能不说是各有所见的，且都有相当的事实支持，因为，没有人否定继续发展的必须，也没有人否定利益集团在当前中国股市乃至整个经济中的存在。于是，在笔者的理解，不应该径直将争论贴上利益与良知的不同标签，而取消双方的争议中事实存在的认识分歧，不应用良知的高下取代认识的对立，如此简单化的方法其实并无助于取得在当代中国问题上的认识进步。
　　
　　在厉吴之间，笔者的观点更倾向于吴先生，也认为利益集团的出现已经是关乎改革能否继续推进的关键问题。但是，笔者并不认为吴先生道出了问题的全部底蕴。相反，在厉吴双方貌似激烈冲突的观点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共同坚持的假设，那就是未来改革需要一个与自我利益无涉的推动主体，而这是笔者所难以完全同意的。
　　
　　笔者的观点与厉吴两位先生的分歧并非开始于今天，而是伴随着近１０年的改革历程而逐渐成形。包括股票市场在内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始于９０年代初，吴市场和厉股份都是这一改革方向的坚定鼓吹者和支持者，但是，笔者和其他一些人士始终认为，由于中国的改革开始于行政主义一元化的计划体制，改革在最初不能不由原本一元化的行政主体加以推动。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必然伴生着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原来一元化的行政主体自身也将出现分化。除非行政主体本身及其成员在改革过程中始终没有意识到自我利益的存在，这一由行政主体推动的改革进程才可以以既定的方向推进并实现其初衷，而如果行政主体及其成员具有并意识到其自我利益，就不能排除其转化为利益集团的可能性，从而改革就必须增加如何防止利益集团的出现并可能因此危及进一步改革的内容。
　　
　　近１０年改革进程中的行政主体功能转化合乎笔者的原初判断，具体表现为：原本一元化的投资体制的转变，出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辅以财税体制的变化，这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直接诱因；原来的行业管理主体的功能转化，则是行业垄断的直接基础；而原来的行政管理主体的自我利益化，则是乱收费的直接诱因。上述事实的出现表明，随着改革的推进，利益无涉的行政主体将彻底成为不真实的虚拟，因此，在改革之初以为可以靠“市场”或“股份”就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的设想，是不正确的。回顾近１０年来的改革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行政主体仍然被视作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与此同时，利益集团的出现也就成为了不争的事实。目前，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但改革也同时出现了动力匮乏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吴先生所提出的利益集团问题，表明吴先生已然认识到了当前的严重问题，而厉先生们的发展观，则不过是在坚持一个早就被证明不正确的观点，因为，利益无涉的行政主体从来都是一个未必符合当前现实的虚构。更进一步说，吴先生在这个时候提出利益集团的问题，恰恰表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厉吴之争，标志着两位曾经拥有广泛共同点的经济学家的分道扬镳，更标志着单边推进的经济改革在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局面。
　　
　　法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吴先生因此提出要以法治来防范利益集团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危害。但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吴先生所指出的只是市场经济内在逻辑所必然要求的“应然”，而没有指出如何建立法治的现实可行方案，地方保护主义、部门立法对行业垄断的支持、乱收费等问题，是依然担当着改革任务的当前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体现，那么，法治建设的途径何在呢？
　　
　　正视改革过程中行政主体的自我利益显现问题，根本的思路自然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想，也就是说，改革之初的推动力量本身也不免于被改革，而且必须被改革。依据这一思路，首先就要求行政部门应该尽可能地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行业管理部门，都应“知所进退”。行政部门不应当有自我利益，而应当成为公共政策的执行者，或者说，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应该来自于其提供公共产品这项特殊的服务而获得的回报。
　　
　　但是，目前的情况却是，在相当程度上，行政部门并未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通过某种变形成为事实上的利益集团，由于中国改革进程开始于计划体制，率先出现并有力量影响改革进程的利益主体势必与原行政主体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合流已经并将继续把利益集团的现象固定化，如果不是说体制化的话。在这一情况下，“小政府”和“大社会”的双重目标均不能实现，由于利益的纠结，行政部门将坚持出现在经济领域，而利益集团的存在，将压迫市场自发力量的成长。
　　
　　正因如此，改革的推动力量就不应该始终由行政主体独立承担。随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利益多元化已成为现实，行政部门的自我利益化问题，不应再根据其虚拟的利益无涉立场而解决。因此，当前改革的首要问题也就是是行政部门的改革问题，或者说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因为，要制约行政部门的利益表达和追求，就必须有制度化的安排，并且这种安排本身就应该来自于整个社会的力量。行政部门吴先生所寄望的法治建设应该与政治参与的逐步扩大相配合。只有通过更广泛的参与，才可能培育健康的市场力量，也才可能进一步落实法治建设。
　　
　　当代中国的利益集团问题、腐败和寻租问题，其根本症结就在于早先改革思路的内在矛盾，在于这种改革思路前提假设——利益无涉的行政主体——的虚假性，反映在股票市场中的若干问题，不过是其中一个缩影而已。如果我们能在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之初就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同时推进体制改革，利益集团的问题或者不至于像今天这样棘手。如今，吴先生已经率先认识到这种虚假和矛盾，而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值得欢迎，只是，在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不争事实的今天，改革变得是更加的困难，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进一步改革的措施自然不能仅仅来自于一个老人的良知，进一步改革的力量也不能再寄托在已经利益化的行政主体之上，而应该寄托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之上，寄托在一个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加以充分表达和体现的机制的建设之上。
　　
　　（作者单位：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