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正常的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致命的社会问题：不同级别的腐败官员像韭菜一样，割除一茬，又生一茬；一些身处要位的官员从伴大款发展到伴黑恶势力；为富不仁的经济暴发户和黑恶人物，开始向国家权力机关、司法部门和政府部门渗透；整个政府体系的运作呈现权力导向型和利益取向型的失序特征，陷入错位、越位和缺位的困局之中；一些有责无利的重大问题，甚至要靠中央领导的多次批示才得以部分解决；为了彰显政绩或隐瞒过错，地方官员不惜投入巨资兴建形象过程，不惜造假行骗，一直骗到国务院总理的头上；社会财富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人利用职权或经济实力，通过各种违法手段，大量攫取社会财富，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鲜见改善甚至持续恶化；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低端商品生产领域，假冒伪劣日益猖獗；大面积环境污染和“食品恐怖主义”正在抵消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人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平民百姓的生存空间和合法权益受到空前挤压：有理无钱的草民，遭遇司法不公；有才无钱的学子，失去受教育的权利；有力无权的民工，付出血汗却讨不到工钱；一些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口因贫致病和因病返贫形成恶性循环；无依无靠的国有企业员工，在下岗失业、买断工龄的艰难困苦和失望惊恐中度日；社会生活中诚信的大厦发生坍塌，严重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普通社会成员面对官员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的严峻现实，已经从忿忿不平走向麻木不仁，人格边缘化，失去了参与和议论的兴趣。一些有识之士虽然奔走呼号，却应者甚微。普通民众不是不赞成民主改革，而是在严酷现实的重压下，不抱有任何幻想和希望。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沉默和冷漠，会比公开的宣泄更加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吗？

　　有人认为，对中国发展影响最大的内在因素是法制、诚信和政府的清廉。法制不彰，因为权大于法；诚信缺失，发端于官员造假；清廉稀薄，源于官员拥有不受监督的无限权力。归根结底，指向了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或政治制度，指向中国权力机关和政府官员的产生模式。推进政治文明进程，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政治，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那么，中国的政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究竟在哪里？笔者认为，就是从形式民主走向实质民主。

　　众所周知，中国各级人大代表的产生也好，经过人大选举的政府官员换届也罢，都要经过等额或差额的民主选举程序。但是这种选举仅仅是形式上或程序上的事情，选举人对候选人几乎没有任何了解，只要候选人不是恶贯满盈且已经臭名昭著、路人皆知的恶霸贪官，除去差额选举中的陪选人，几乎没有落选的。因此，关键的环节不在于选举，而在于通过提名确定为候选人。那么，提名的大权究竟在何人之手？毫无疑问，基本在各级党组织或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之手。形式上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实质上是自上而下的钦定。这就是中国人大代表和需要经过选举的政府官员产生的实际过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改变这种自上而下钦定、图有虚名的形式民主，让平民百姓拥有真正的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员的选举权，才会形成一个真正对下层人民负责的权力机关和民选政府，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唯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使平民百姓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使“公仆”们接受主人的监督，被迫恢复为人民服务的本来属性；才够激发平民百姓参与政治的热情，使他们重新扬眉吐气，获得“二次解放”的感觉。只有在这样的民主政治环境下，才能够谈得上解决中国面临的其余各种困难和问题。

　　中国在村级“公仆”选举中，已经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同时也出现了大面积贿选和来自上级组织的干预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在香港和澳门也有过组织严密的民主选举的经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形成了对民主政治重要性的基本认识；在抗日根据地，就有过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伟大创举。只要愿意做，可以公开向全社会征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的智慧，足以解决任何方案设计和操作上的难题。没有必要再用中国百姓素质低下的论调和社会稳定的借口拖延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了。任何先进事物的发展壮大都不会一帆风顺，只要方向正确，就应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的腐败分子在与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赛跑，目前的赢家，肯定是他们。严峻的现实使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中国的民主政治改革，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再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