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胡鞍钢和康晓光都是清华大学国情分析中心的，但两篇报告不同。胡鞍钢一直有很强的智囊情结，可是并不顺利。他们报告的共同点是，中国有潜在的危机，会导致不稳定。两份报告不同点在于如何估计政府的应变反应上。胡鞍钢王绍光认为，政府应该负责地解决问题，虽然现在是采取一种不负责的姿态。康晓光则不认为政府会真正去解决问题；他更相信，政府的理性选择就是精致地控制不满和严厉地镇压反抗。
　　
　　经济社会问题会导致社会不满，但社会不满如何威胁政治稳定则取决于其他因素。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镇压来维持表面上的稳定，但如此做是否可以成为长远之计，还是取决于那些导致社会不满的经济社会问题能否解决。换言之，导致潜在危机的那些问题的演变方向是否可以逆转；如果可以逆转，朝著好转的方向演变，那么这种著眼镇压的控制就是与时间赛跑，看能不能在问题全面爆发前控制住局面；但如果这些经济社会问题不会逆转，则不满迟早会失控，而且，随著时间推移，问题越发严重，控制越发困难，失控和政治不稳定越发可能；也就是说，政治肯定不会稳定。
　　
　　我想从几个方面分析说明，中国今天的社会经济问题为什么是难以逆转的，这些问题在最近三年内全都浮上了台面，这并非偶然。
　　
　　首先，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的三农问题专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农业已经破产了，农民如果只种地，除去投入成本和农业税以及地方的收费摊派，结果是负收入。现在农民是靠外出打工才能应付农村基层干部的摊派。加入WTO后，问题会更严重。农业困境20年内不会好转。第二产业也存在严重问题。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的制造业主要是沿海地区的三来一补。原来庞大而行业齐全的传统制造业在衰落解体，这一点在内地各中小城市看得很清楚。产业结构进步的正常趋势本来是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但中国的发展却相反，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向劳动密集型转变。所以我不久前提出，中国正在经历著“去工业化”的阶段，虽然中国引进了大批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外资企业，但是整个工业结构中原有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大批破产解体，这是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的一种退化。现在国内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反而强调要发展第三产业来带动经济。实际上，没有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能够不走工业化阶段而实现现代化的，在整个经济实现现代化之前，第三产业不可能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支柱。何况，目前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政府依赖型的。一是靠政府开支增加，如公费吃喝，公费购车，公费手机，公费游玩等。另外就是靠“官员消费，别人买单”而维持的黄色产业。中国无论多穷的县，餐馆酒楼和黄色产业都相当兴旺，在哪里吃喝消费的主要是官员，这就说明中国目前第三产业主要支柱的根基在哪里。总之，第一、二产业退化，第三产业畸形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究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恐怕不难作出判断。
　　
　　其次，从经济制度看，现实并不是象人们所企盼的那样，随著国营经济比重的下降，私营经济和正常的市场机制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进程是权贵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能替代原来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新体制，目前的国有企业不是破产倒闭，就是被少数管理层控制而员工则极端不满，还有少数尚能盈利的国有企业则主要靠原料垄断或市场垄断。由于国有企业改革一筹莫展，最后象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股减持等话题都已经被列入不许讨论的议题清单。私有经济发展也并不正常，现在很多的私有准私有企业往往是主业经营不良，却在“包装上市”上作文章，即所谓的“做局”“圈钱”，最近一两年来上市公司中的一连串丑闻，从中科，银广厦，一直到前两天曝光的华晨，都是这类例子。而且很多私营企业本身的发展也与权贵经济紧密相连。
　　
　　再次，从发展策略看，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有效的全局性发展策略，对内地农村和大多数内地城市实际上采取的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态度，主要的政策和仅有的金融资源都用来发展几个“橱窗”，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几个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靠这些“橱窗城市”吸引外资，而对其他地区则弃之不顾。所以国内有的学者称这种经济发展策略是“样板戏战略”。目前，由于第二产业长期不景气，加上银行坏帐过高而收紧银根，出现了全国性的投资困境，就是在绝大多数行业都没有投资和发展的机会，自然也谈不上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了。近一两年来，媒体和大都市房地产开发成了商界最后的投资机会。所以，尽管投资办报办刊是“烧钱”的高风险行当（一份报纸至少要准备５千万，一份刊物至少要准备8千万），还是有人跃跃欲试。另一个投资热点就是在大都市中心地区拆老房，盖新房，是典型的官商勾结，连黑社会都被动员进来强迫拆房和搬迁。
　　
　　第四，金融瓶颈越来越明显。90年代中期，王绍光讨论国家财政能力下降时，我曾指出，分析比较国家经济能力的变化不仅要看财政能力，而且还应当包括国家对金融的支配能力，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府的财政能力下降了，但因居民储蓄的迅速上升而使政府支配金融的能力明显加强，结果，国家的经济能力不是下降了，而是增强了。问题是，在权贵经济下，国家支配金融资源的能力被各级用来营私舞弊，九十年代上半期炒作房地产和股票的热潮依靠的就是银行资金，由此种下了银行大量坏帐和潜在金融危机的根子。乱投资、浪费和腐败，已经消耗完了财政可能利用的资金，也消耗掉了老百姓存在银行的大部分存款，现在主要是靠引进外资在维持著经济的基本平衡。由于国家财力被掏空了，连必须的社会保障金（养老金等）都没有资金来源，过去几年中每年社会保障金入不敷出的“窟窿”都以几百亿的速度连续递增。于是就想用国企股减持的办法到股市上“圈钱”，就是用国有企业那些不值钱的股票套取股民的钱来填补社会保障金的漏洞，因为股民是今天中国最后一个口袋里还有一点钱的群体。但股民识破了这招，大量抛售股票，导致股市暴跌，今年年初，这招已经破产。最近政府为了安定股民的心，正式宣布放弃“国企股减持”。但是，社会保障金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于是增加税收就成了替代选择，最近开始查富人的税，就是个开头。这很可能导致资金外逃。于是，媒体又开始宣传要防止资本外逃。目前的资金外逃数量大体上与外资投入持平，一旦资金外逃超过外资投入，金融瓶颈对稳定和发展的制约就会凸现出来。
　　
　　最后，中国社会发展的两极分化也是公认的现象。现在，已经没人否认社会的两极分化了。除了普遍都知道的下岗工人等新城市贫民阶层的出现之外，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现象，就是几年前大学扩大招生后在校大学生人数翻番了，但就业机会基本上没有增加。现在这批扩招后入学的大学生开始毕业了，这意味著今后大学生的就业率会大幅度下降，也意味著很多中下收入家庭倾全部储蓄供养的大学生毕业后不可能帮助家庭经济复原，还意味著目前大学教授靠提高学费创收的办法维持的生活水平将无法长期为继。大学毕业生受过高等教育，就业预期相对比较高，如果他们无法正常就业，实际上表明社会正常的社会升迁管道被部分堵塞，这是社会不稳定的长期性病灶。
　　
　　其实，这些问题对国内了解情况的官员和学者来说并不新鲜，上面谈的这些都取自国内发表的材料，只不过国内很少有人把它们系统地整理出来而已。胡鞍钢和王绍光以及康晓光的报告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这些问题，承认了问题的严重性。从这层意义上讲，他们的看法应当引起广泛的重视。
　　
　　但是，承认问题的严重性，与判断眼下稳定还是不稳定不同，后者是另一个题目。过去，当中国和苏联处于极权主义体制时，港台和西方的一些记者和学者喜欢研究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和思想，据此来解释、预测社会主义极权体制国家的政治动向；斯大林，毛泽东死后，又把分析高层权力斗争的动向看作判断这类国家政治气候的主要参考；在苏联的后期，有一些西方学者发现权力斗争分析模式不见得能判断政治走向，就开始尝试著用多元利益集团模式来分析，认为党内派系之间的矛盾与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有关。
　　
　　其实，今天虽然有权力斗争，但彼此也有共同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看政治精英集团是否代表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果这个集团只是关心自身的利益，那末即便更换了领袖人物，精英集团的基本政策选择也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更替的特点是领袖的个人强势地位逐代递减，因此领导人很难离开政治精英集团的支持而任意改变政策，更不敢违背政治精英集团的群体利益。从这个角度看，我不那么关心短期内是谁上谁下，而是关注长期性问题，制约长期变化的因素是谁在台上都回避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