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11月17日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School）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待“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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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留学潮
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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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容闳有机会结识了曾国藩。他多次游说这位当时清廷中最有权势同时也最有远见的人物来实施他的留学生派遣计划。
1870年，曾国藩终于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一年之后，曾国藩去世。留学生的派遣成为他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一生中所完成的最后一项业绩。
当年整个留学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30名12岁到15岁之间的幼童赴美，四年共120名，留学期限为15年。15年后，每年分30名回国。
容闳被任命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他负责招选了第一批幼童。当时，出洋留学如同探险，生死难料。报名的人远不如今天这样踊跃，招生颇为不易。内地招生不足，只好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30名幼童中就有25人来自广东。而幼童的家长还必须具结，保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毕，容闳先期赴美，安排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
1872年8月11日，30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一个容闳几乎完全凭着个人的努力创造出的“历史的奇迹”。
当那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许多美国人误把他们当成了女孩子，常常会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大叫：“看，中国女该！”，弄得那些中国幼童们很不好意思。
但是，这些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住的中国男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在容闳和翰林出身的“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之间引起激烈争执。容闳同情幼童们，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必然结果；而陈兰彬则指责容闳在偏袒纵容，他绝对无法容忍幼童们的那些“自由化”的变化。在他看来，孩子们蹦蹦跳跳本身就是一种悖逆。
容陈之争执反映出了两人留学观念上的根本冲突。容闳认为“西化”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们具有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陈兰彬则把幼童们的变化视为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他认为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陈兰彬的担忧不是一点没有根据，但这只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担忧。中国人内心深处向来怀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或别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这种恐惧多少植根于中国人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又因近代中华民族饱受欺辱的经历而染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它长久缠绕着中国人的心灵，蒙蔽着中国人的理性。
1875年，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继任的人名叫吴嘉善。
吴嘉善亦是翰林出身。二十多年前，容闳曾与他在上海见过一面，留下的印象是：“性情怪僻”。共事几年后，容闳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应置于疯人院或白痴院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嘉善原是遣派学生留洋一事的坚决反对者，如今却彼委任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来管理留学事务。
吴嘉善一到任，就先因幼童们谒见时不行跪拜之礼而勃然大怒，接着，又责容闳纵容学生。最后，他干脆与陈兰彬一起上奏清廷，借口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末坚……实易沾其恶习”而建议从速解散“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并声称：“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决定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其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60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120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之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曾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幼童全数撤回之时，官吏出洋考察之风渐兴。光绪十三年（1887）总理衙门订出了出洋游历人员章程十四条，规定：五品以下官员出洋考察，除报销车、船费用外，每月另有二百两白银的津贴；而且，不但可以雇请一个翻译生，还可以带仆役一名。考察期限则以三年为限。
这种携员带仆式的“出洋考察”很快就流弊百出。光绪二十六年，外务部又上一奏章，称：“近年出洋学生……多不习外国语言学问，……废时靡费，莫此为甚”。至于奏章上去后效果如何，史书末载，不得而知。

中国梦
钱宁

说到底，今后真正能吸引留学人员归国的，不是别的，是发展的机会。志愿回国的留学人员，无论志向大小，大概都是为了能有所作为才回来。尽管归国留学人员身上容易有一种自视过高的倾向，但考虑到中国目前普遍低下的教育程度，所有在国外正规大学里受过训练的人都可视为某种“专业人才”。要知道，中国最多的是人口，最缺的是人才。
留学生回国后面临的所有问题实际上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一切只有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才可能真正有所改变。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会创造更多的个人自由，从而使僵硬的社会体制进一步松动；同时，商业竞争必然会导致人才争夺，从而使人才在社会上真正得到重视。只有到那时，留学人员回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应该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正向人们展现出这种前景。
不过，那将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许多归国留学生或许会白白地耗费掉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这是目前大多数留学生害怕回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这一代留学生难道只能等待吗？就留学本来的意义来说，留学生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的变化，而不是等待中国的变化。不然，他们的青春、才华和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可能会在海外以另一种方式浪费掉。
让我们再次回到容闳，他回国后的经历或许能给人一些启示。
1855年夏天，容闳在广东登岸，其后在那里居住了六个月。就在这期间，他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广东亦有人起而响应，但立即遭到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血腥镇压。仅在那一夏天，就有七万多人惨遭屠杀，其中包括许多无辜之人。容闳的住所离刑场不远，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自己在那里亲眼看到的惨象：“场内血流成河。路两旁到处都是无头之尸，高高堆积，等着被运走去掩埋……因一时无处掩埋那么多的尸体，尸体就一直暴露在烈日曝晒之下。盛夏温度高达华氏90度，有时更高。半径有两千英尺之长的刑场内，充满了有毒的气味……”
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容闳内心深受刺激。满清政府的暴行使他感到革命所具有的合理性。他的同情之心完全转向了太平天国，并说自己几乎想立即起而响应，投身起义。
1859年秋天，容闳利用机会进入了江南一带太平天国控制区。他想亲自接触一下太平军，看看他们是否代表着中国的新希望。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洪秀全的胞弟洪仁[王干]——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中最具现代知识和对外部世界最有了解的人物。容闳向他献上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七条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对这些建议有兴趣的话，他愿为太平天国效力。几天后，在被告知他的建议一时还无法实行的同时，容闳收到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刻有他名字和一个“义”字的长方形木印。原来他已被封了一个四品爵位。这一切使容闳有些哭笑不得，也使得他怀疑起太平天国最终能否成功。
从个人角度来说，容闳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他带着梦想回国，并为这些梦想的实现百折不挠地奋斗了一生，最后却看着自己所有的梦想一个个破灭。当然，这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显然与容闳回国后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特别艰难的道路有关。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当年与容闳同船去美后来转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的黄宽，回国后，在南方行医，一直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容闳并不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凭借个人的努力，推动并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件大事：一是为中国引进了现代制造工业，即江南制造局的创办；一是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即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后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容闳说过，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些事，必须是一个梦想者。但作为一个梦想者，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容闳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容闳是带着改变中国的梦想回国，但并没幻想着在一夜之间奇迹般地改变中国。西方的教育使容闳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在他的梦想背后，是一项项具体的计划：工厂设立、留学生派遣、银行创办、铁路建设。他知道自己的梦想也许难以完全实现，但这些具体计划的实施，会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一点点地进步。
而且，容闳深知梦想并不可能仍以梦想的方式来实现。他身上没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流”习气。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尝试了种种方法，从经商一直到游说。结识曾国藩可以说为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容闳一生作出的两大业绩，都是在这位当时最有权势而死后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容闳回国之初在广东所目睹的屠杀场面，曾使他一度倾向革命，相信靠激烈的政治手段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为此，他对当时的太平天国寄予厚望。
但是，在探访太平军的南京之行后，容闳在对太平军感到失望之余，对革命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造反和革命在中国向来不是一种新奇或稀罕的事情。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二十四个朝代，也就有那么多的造反和革命。……革命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易人，而没有任何体制和原则上的改变。”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许多革命，就像古埃及石像一样，充满了神秘的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正义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破坏性。而且，革命往往突然爆发，又突然消亡，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太平天国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认识，容闳更加坚信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才是中国日后复兴的真正希望。他为自己在革命之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是，在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几乎没有人参加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们大部分成为专业人才，其中在铁路、电信、矿业任工程师的有39人，在海军中服役的有18人，外交部和其它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5人，在教育、卫生界服务的有10人，在新闻界的有2人，在海关工作的有2人，另有7人经商。
日后，在人数最多的留美学生中，也少有人投身到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革命中。他们大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教授。这些留学生作出的贡献可以说为今日中国的进步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被一个强国梦所缠绕。这个梦虽几经破碎，却从未因领袖的变换、政权的更替、政党的兴衰和社会的巨变而破灭。为了这个梦，一个民族不惜变法、造反、革命、内战，尝试了几乎一切可以尝试的手段；为了这个梦，一代代人甘愿毁家、赴难、流血、捐躯，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代价。
在这种种的努力中，包括着一代代留学生的派遣。
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愤图强——这是今天的留学生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这想法是很中国式的，听起来好像留学生不但要肩负着历史的重托，而且还必须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也正是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支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使百年来因贫弱而饱受欺凌的中国终于在20世纪末叶看到了下一个世纪的曙光。
下一个世纪，中国人也许会有新的观念。不过，对于这一代留学生来说，他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因此，远游之后，要紧的是赶回来种自己的园地。

留学先驱容闳
钱宁

1847年，先驱容闳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想。
1847年1月4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78年12月首批中国留学人员赴美的一百三十多年前，一个末满19岁的中国青年，在广州的黄浦港登上一艘名叫“亨特利思”号(Huntress)专向美国运载茶叶的帆船，远渡重洋，去美国求学。帆船在大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整整98天，终于在1847年4月12日驶进了当时只有二三十万人口的纽约港。三年后，那位中国青年考人了耶鲁大学(YaleUniversity)。1854年，也就是在他踏上那片至今对中国人来说仍充满新奇神秘色彩的新大陆之后的第八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生。
那个青年人名叫容闳（Yung Wing）。
容闳1828年11月17日生于广东的南屏镇。那里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容闳六岁时，就曾跟随一个传教士的夫人读书，后因学校停办、父亡家贫而辍学。12岁时，他到了澳门，进入当地的玛礼逊教会学校（MorrisonSchool）学习。
玛礼逊学校是为纪念传教土玛礼逊博士而于1839年11月1日在澳门创建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学校迁到香港。校长勃朗先生（S.R.Brown）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据容闳后来回忆，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他们为了掌握知识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容闳入校学习时，全校已有了五个中国孩子，容闳是第六个学生，也是年纪最少的一个。孩子们在学校上午学习算术、地理和英文，下午学国文。容闳在那里读了六年书。
1846年8月的一天，一个决定改变了容闳的一生。
那一天，勃朗先生来到班上，告诉全班同学，因为健康缘故，他决定要回美国去了。他说，他想带几个同学跟他一起走，以便他们能在美国完成学业。如果有谁愿意跟他一起走的话，勃朗先生说，请站起来。
这时，全班死一般寂静。
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站起来的是一个叫黄胜（WongShing）的孩子；然后，又有一个叫黄宽（WongFoon）的孩子也站了起来。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四个月后，容闳和黄胜、黄宽一起在黄浦港乘上了那艘驶向美国的“亨特利思”号帆船。
那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正在开创历史。
到了美国不久，黄胜因病于1848年秋回国。两年后，黄宽亦转往苏格兰去学医，只有容闳一人留了下来。1850年，他进入耶鲁大学，并在那里完成了学业。
1854年冬，容闳归国。他不仅带回了一张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而且还带回了一个梦想——一个日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命运和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梦想。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容闳了。在这一百多年之中，中国人记住了许许多多显赫一时的权贵，记住了许许多多战功卓著的将军，记住了许许多多的翻覆天地的革命家，却少有人记住这位默默为中国留学事业开创道路的先驱人物。
然而，纵观历史，容闳一生的作为对日后中国社会变化的影响之深远，是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真正相比的。
容闳，可以说是中国的哥伦布，他不但“发现”了美洲，使中国人第一次能以既不是傲慢无知也不是自卑恐惧的心态来看待“中央帝国”之外的世界；而且，他还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找到了一片“新大陆”，使他们终于有可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之外看到另一种人类思想的闪光。
容闳所倡导的留学教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而这一代代青年又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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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留学潮
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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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容闳有机会结识了曾国藩。他多次游说这位当时清廷中最有权势同时也最有远见的人物来实施他的留学生派遣计划。
1870年，曾国藩终于被容闳说动，同意领衔上书，奏请朝廷派遣子弟出洋学习。一年之后，曾国藩去世。留学生的派遣成为他充满矛盾的复杂的一生中所完成的最后一项业绩。
当年整个留学计划分四年进行：每年选30名12岁到15岁之间的幼童赴美，四年共120名，留学期限为15年。15年后，每年分30名回国。
容闳被任命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副监督。他负责招选了第一批幼童。当时，出洋留学如同探险，生死难料。报名的人远不如今天这样踊跃，招生颇为不易。内地招生不足，只好到开化较早、得风气之先的沿海一带去招。第一批赴美的30名幼童中就有25人来自广东。而幼童的家长还必须具结，保证：“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
招生完毕，容闳先期赴美，安排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
1872年8月11日，30名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孩子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幼童留美”——一个容闳几乎完全凭着个人的努力创造出的“历史的奇迹”。
当那些穿着长袍马褂、拖着辫子的中国幼童们第一次出现在美国城市的街道上时，许多美国人误把他们当成了女孩子，常常会好奇地跟在他们后面大叫：“看，中国女该！”，弄得那些中国幼童们很不好意思。
但是，这些聪明的、头脑还未被“四书五经”完全禁锢住的中国男孩子们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生活。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人家里生活，异国自由独立的空气激发起他们久被压抑的童心。他们脱下了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地剪掉了辫子。他们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有人甚至敢于用拳头和人较量。
这些事情立即在容闳和翰林出身的“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之间引起激烈争执。容闳同情幼童们，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熏陶的必然结果；而陈兰彬则指责容闳在偏袒纵容，他绝对无法容忍幼童们的那些“自由化”的变化。在他看来，孩子们蹦蹦跳跳本身就是一种悖逆。
容陈之争执反映出了两人留学观念上的根本冲突。容闳认为“西化”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们具有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而陈兰彬则把幼童们的变化视为是西方教育对纯正的中国思想的一种“污染”，他认为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不然这些中国幼童就都会变成“洋鬼子”了！
陈兰彬的担忧不是一点没有根据，但这只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担忧。中国人内心深处向来怀有一种恐惧，害怕自己或别的同胞变成“非中国人”。这种恐惧多少植根于中国人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种族意识”，又因近代中华民族饱受欺辱的经历而染上一层民族主义色彩。它长久缠绕着中国人的心灵，蒙蔽着中国人的理性。
1875年，陈兰彬调任驻美公使。继任的人名叫吴嘉善。
吴嘉善亦是翰林出身。二十多年前，容闳曾与他在上海见过一面，留下的印象是：“性情怪僻”。共事几年后，容闳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应置于疯人院或白痴院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吴嘉善原是遣派学生留洋一事的坚决反对者，如今却彼委任为“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来管理留学事务。
吴嘉善一到任，就先因幼童们谒见时不行跪拜之礼而勃然大怒，接着，又责容闳纵容学生。最后，他干脆与陈兰彬一起上奏清廷，借口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末坚……实易沾其恶习”而建议从速解散“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并声称：“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
1881年9月6日，对留美的中国幼童来说，是一个极为悲愤和忧伤的日子。清廷决定招回幼童，幼童们被迫中断学业，全数“遣送回国”。其时，大多数人学而未成。60多人中断了在大学的学业，许多人还在中学学习。120名幼童中真正完成大学学业的只有两人。
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第一次尝试，就这样夭折了。
尽管被迫中断在美的学业，这批留美幼童中最终还是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铁路、煤矿、电讯、外交、海关、新闻等专业人才。他们之中有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负责勘探建设唐山开平煤矿的吴仰曾，担任过电报总局局长的唐元湛，以及曾任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外长的梁敦彦。
幼童全数撤回之时，官吏出洋考察之风渐兴。光绪十三年（1887）总理衙门订出了出洋游历人员章程十四条，规定：五品以下官员出洋考察，除报销车、船费用外，每月另有二百两白银的津贴；而且，不但可以雇请一个翻译生，还可以带仆役一名。考察期限则以三年为限。
这种携员带仆式的“出洋考察”很快就流弊百出。光绪二十六年，外务部又上一奏章，称：“近年出洋学生……多不习外国语言学问，……废时靡费，莫此为甚”。至于奏章上去后效果如何，史书末载，不得而知。

中国梦
钱宁

说到底，今后真正能吸引留学人员归国的，不是别的，是发展的机会。志愿回国的留学人员，无论志向大小，大概都是为了能有所作为才回来。尽管归国留学人员身上容易有一种自视过高的倾向，但考虑到中国目前普遍低下的教育程度，所有在国外正规大学里受过训练的人都可视为某种“专业人才”。要知道，中国最多的是人口，最缺的是人才。
留学生回国后面临的所有问题实际上都是整个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一切只有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才可能真正有所改变。商品经济的发展将会创造更多的个人自由，从而使僵硬的社会体制进一步松动；同时，商业竞争必然会导致人才争夺，从而使人才在社会上真正得到重视。只有到那时，留学人员回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应该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正向人们展现出这种前景。
不过，那将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许多归国留学生或许会白白地耗费掉自己的青春、才华和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这是目前大多数留学生害怕回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么，这一代留学生难道只能等待吗？就留学本来的意义来说，留学生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的变化，而不是等待中国的变化。不然，他们的青春、才华和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可能会在海外以另一种方式浪费掉。
让我们再次回到容闳，他回国后的经历或许能给人一些启示。
1855年夏天，容闳在广东登岸，其后在那里居住了六个月。就在这期间，他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广东亦有人起而响应，但立即遭到两广总督叶名琛的血腥镇压。仅在那一夏天，就有七万多人惨遭屠杀，其中包括许多无辜之人。容闳的住所离刑场不远，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自己在那里亲眼看到的惨象：“场内血流成河。路两旁到处都是无头之尸，高高堆积，等着被运走去掩埋……因一时无处掩埋那么多的尸体，尸体就一直暴露在烈日曝晒之下。盛夏温度高达华氏90度，有时更高。半径有两千英尺之长的刑场内，充满了有毒的气味……”
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景象，容闳内心深受刺激。满清政府的暴行使他感到革命所具有的合理性。他的同情之心完全转向了太平天国，并说自己几乎想立即起而响应，投身起义。
1859年秋天，容闳利用机会进入了江南一带太平天国控制区。他想亲自接触一下太平军，看看他们是否代表着中国的新希望。在南京，容闳见到了洪秀全的胞弟洪仁[王干]——当时太平天国阵营中最具现代知识和对外部世界最有了解的人物。容闳向他献上了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七条建议，并表示如果太平天国对这些建议有兴趣的话，他愿为太平天国效力。几天后，在被告知他的建议一时还无法实行的同时，容闳收到了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刻有他名字和一个“义”字的长方形木印。原来他已被封了一个四品爵位。这一切使容闳有些哭笑不得，也使得他怀疑起太平天国最终能否成功。
从个人角度来说，容闳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悲剧。他带着梦想回国，并为这些梦想的实现百折不挠地奋斗了一生，最后却看着自己所有的梦想一个个破灭。当然，这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显然与容闳回国后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特别艰难的道路有关。一个有趣的对比是，当年与容闳同船去美后来转到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医的黄宽，回国后，在南方行医，一直过着安稳殷实的生活。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容闳并不是一个失败者，因为他毕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凭借个人的努力，推动并完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两件大事：一是为中国引进了现代制造工业，即江南制造局的创办；一是为中国人打开了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即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后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容闳说过，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些事，必须是一个梦想者。但作为一个梦想者，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容闳同时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容闳是带着改变中国的梦想回国，但并没幻想着在一夜之间奇迹般地改变中国。西方的教育使容闳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在他的梦想背后，是一项项具体的计划：工厂设立、留学生派遣、银行创办、铁路建设。他知道自己的梦想也许难以完全实现，但这些具体计划的实施，会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一点点地进步。
而且，容闳深知梦想并不可能仍以梦想的方式来实现。他身上没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清流”习气。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尝试了种种方法，从经商一直到游说。结识曾国藩可以说为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容闳一生作出的两大业绩，都是在这位当时最有权势而死后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
容闳回国之初在广东所目睹的屠杀场面，曾使他一度倾向革命，相信靠激烈的政治手段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为此，他对当时的太平天国寄予厚望。
但是，在探访太平军的南京之行后，容闳在对太平军感到失望之余，对革命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造反和革命在中国向来不是一种新奇或稀罕的事情。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二十四个朝代，也就有那么多的造反和革命。……革命仅仅意味着政府的易人，而没有任何体制和原则上的改变。”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的许多革命，就像古埃及石像一样，充满了神秘的两面性：一方面具有正义性，另一方面，又具有破坏性。而且，革命往往突然爆发，又突然消亡，在历史上留不下什么痕迹。太平天国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认识，容闳更加坚信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才是中国日后复兴的真正希望。他为自己在革命之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是，在当年120名留美幼童中，几乎没有人参加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们大部分成为专业人才，其中在铁路、电信、矿业任工程师的有39人，在海军中服役的有18人，外交部和其它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5人，在教育、卫生界服务的有10人，在新闻界的有2人，在海关工作的有2人，另有7人经商。
日后，在人数最多的留美学生中，也少有人投身到后来一系列的政治革命中。他们大都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学者、教授。这些留学生作出的贡献可以说为今日中国的进步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被一个强国梦所缠绕。这个梦虽几经破碎，却从未因领袖的变换、政权的更替、政党的兴衰和社会的巨变而破灭。为了这个梦，一个民族不惜变法、造反、革命、内战，尝试了几乎一切可以尝试的手段；为了这个梦，一代代人甘愿毁家、赴难、流血、捐躯，付出了一切可以付出的代价。
在这种种的努力中，包括着一代代留学生的派遣。
对中国而言，派遣留学生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发愤图强——这是今天的留学生仍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这想法是很中国式的，听起来好像留学生不但要肩负着历史的重托，而且还必须充满自我牺牲精神。不过，回顾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也正是这种中国式的“爱国”支撑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使百年来因贫弱而饱受欺凌的中国终于在20世纪末叶看到了下一个世纪的曙光。
下一个世纪，中国人也许会有新的观念。不过，对于这一代留学生来说，他们必须面对这个时代。因此，远游之后，要紧的是赶回来种自己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