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领袖只有在向性价比的真正进军中才能产生，否则就只能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

——题记

岁末年初，最大的秀要数各类商业领袖的评比了。媒体或者评选年度新锐人物，或者评选未来商业领袖，或者评选行业风云人物，或者评选最有价值的卓越商业领袖，等等。固然其中有许多商业考虑，例如当选人物多要捐款几十万元不等，但商业领袖受到媒体的普遍关注，则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新发展。

商业领袖受到普遍关注是一种社会进步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小说和报告文学城了民族精神的方向标，一篇《歌德巴赫猜想》，唤起几代人的科学梦和强国梦。进入1980年代后半期，精英政治一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杰出新锐人物则多出于体制改革的精英。1990年代初起，公司的发展如沐春风，发展市场经济改变中国成为一种共识，许多精英人物开始转向了企业。

长期穷困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致富才是硬道理”。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一下子吸引了中国人的眼球。《福布斯》每年一度的美国富豪排行榜揭晓，通常是英雄的盛典。因为进入美国富豪榜的人，很少新鲜的面孔，他们的财富是慢慢积累起来并可以公开度量的。而每到中国富豪榜揭晓，却都让我们感到生成和毁灭的神秘矛盾。因为除了一些传奇故事，多经不住理性的推究和考量。随着福布斯中国富豪的一个个落马或遭遇不测，中国人开始对财富有了戒心，人们于是注意到了富豪与商业领袖的区别，单凭财富并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栋梁，商业领袖终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商业领袖成为聚焦的中心，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社会过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广泛，公司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基本单元，在这个基本单元中生活工作的人们，思维习惯、精神追求、举止形态、人生抱负等等越来越受公司文化的影响。而公司文化不外是公司领导人的思维因果的体现。人们开始发现了公司的人格化，开始注意到公司领军人物精神品格是如何造就了不同反响的公司，开始感觉到公司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影响。媒体对商业领袖的聚焦，实际上反映了这个民族心理的转化。

谁来为中国商业领袖打分

翻看中国各家媒体的评选标准，一系列指标如，战略能力与前瞻性、价值创造及创新、经营管理水平、用人水平及人才培养、领导力、个人发展潜力、职业声望及影响力、商业道德等等，在今天中国公司透明度还不高的情况下，这些东西没有客观标准，伸缩性相当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评者主观评价。谁来打分是一个关键问题。从媒体的首选看，主要集中在三个类别：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主流媒体负责人等等。这个裁判群体，往往遭遇诘难。

专家学者本来是社会清正的代表，好像他们最代表社会正义。其实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专家学者除了几位杰出的代表如吴敬琏、茅于轼等外，很少有不为现实利益所动人。进入这些专家学者的内部，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原来他们或者与公司这个社会的进步力量隔膜，根本不熟悉商业运作和商业所代表的进步文化；或者是一些混混，没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真正爱他们的研究专业，只是勉为其难混口饭吃；或者是一些投机分子，很容易为银子打动，谁给钱就替谁说话。这毕竟是一个为国家主流大潮冲击而飘浮起来的非主流群体，他们对商业社会的主流群体有着一点点嫉妒和酸涩，选他们为裁判很容易发生“黑哨”、“混哨”或“瞎哨”。

政府官员很容易以裁判自居，因为毕竟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资源。然而这个群体又往往会以政治上的站队规则对商业领袖进行冷眼打量。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职业习惯，想改变不容易。政府和公司都是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基本单元，政府机关的管理还存在着一系列的不经济和无效率，是需要借助一些现代公司的运作经验进行改造的，因为公司不得不接受国际市场竞争的考验。靠一个对商业很隔膜而且低效率的群体给商业领袖打分，也不能不打上折扣。

媒体本来是公信力的代表，可是说到底也是一种商业组织，他们还没有建立稳定的现金流，他们还要靠善于作秀的大公司的广告而生存，这就对他们的公信大大打上了折扣。而且在现有的公开透明的状态中，除了扑风捉影外，能够做得很有限。

任何事物的发展，开始都是很粗糟的。没有必要求全责备。只要能够存在下去，就有它的根由。而且我们对商业领袖的关注，绝对是反映了一种社会进步力量的渴望。

问题商业领袖VS真正的商业领袖

混沌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必然带来混沌的评选结果。连续多少年，联想的柳传志几乎成了中国商业领袖的代名词，媒体上到处能见到他的精彩语录，关于他个人的传记不下十余种。可是商业毕竟是商业。人们不禁要问，柳传志究竟带来了什么？我们来看客观的一些指标，2003年8月，联想凭借年销售收入350亿元人民币而当选2003年被评为中国500强企业的第37强，可是从《中国税务》2003年9月公布的排行榜来看，相关行业第十名纳税4000万元，依然没有联想的踪影。

深入地研究发现，巨大的销售收入没有形成相应税收，很有可能不是什么为富不仁的问题，而是当下一种流行商业模式所伴随的东西。这种商业模式，主要是引进技术和生产线、购入原材料、引入管理软件，组装成机再推上市场，增值有限，也就是收点加工费和销售代理费而已。要害是没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使得计算机生产成了简单组装和代理销售。使得一台计算机地利润还抵不上十斤进口橙子的利差。

同样的民族企业，任正非领导下的华为，没有进入所有那些热闹的评比，而长期顶着严冬致力于自主知识产权的建设。在全球建立了30多个分支机构，在美国达拉斯、印度班加罗尔、瑞典斯德尔摩、俄罗斯莫斯科以及中国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开发研究所，带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为产品行销德国、西班牙、巴西、俄罗斯、埃及、泰国、新加坡、韩国等40多个国家。力行者的长期努力得到了回报，切入毛利70%的行业，华为公司年度的纳税额可以达到或超过20亿元人民币。避开吵杂的喧闹，历经人生冷暖的任正非，站在历史的高度远观遐视，自有非凡的洞观和视野：“中国5000年来就没有产生过像美国IBM、朗讯、惠普、微软等这样的大企业。因此中国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规则及适应这种管理人才的心理素质和技术素质，都不一支撑中国产生一个大产业。”

曾经起诉华为公司侵权的思科公司（SISCO）的CEO钱伯斯，不由得感叹：“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英国《经济学家》也断言，“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滑稽的的是，受到国际企业巨头敬畏的华为公司，却根本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热闹的评比中；而擅长作秀者，却越来越取得了中国企业领袖导师的头衔。

商业领袖的标准应该是客观的

商业领袖代表了民族精神的方向标，其评价标准应该是纯粹客观的。而目前对商业领袖的各种选平中，其评价标准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要害是忽视了商业领袖的客观标准。在地产业标新立异，极力提倡“九买九卖”的商业领袖杨卓舒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商业领袖在为人类贡献物质财富的同时，贡献着精神财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这是籍有形商品而广布于社会的灵魂层面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商品，包括人对人面对面的服务，都是商品生产者灵魂的凝固物”（杨卓舒《商业领袖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杨卓舒的见解是透彻的。商品和服务是商业领袖灵魂的凝固物，这时灵魂的高贵与卑下，就有了纯然客观的标准：所提供商品和服务的性价比究竟怎样。商业自有商业的逻辑，只有那些为社会提供真正高性价比商品和服务的商人，只有那些乐于承担社会纳税责任的人，才是真正的商业领袖。那些凭借掏银子作秀取得尊崇地位的人，恰如飘浮在大海上面的纸船，时间一久或是一个风浪，就会把它摧垮，化为可怜的泡沫而了无踪影。

商业领袖底蕴

在做企业的过程中，我真实地感觉到商业领袖是民族灵魂的方向标。于是，倾力而为《商业领袖底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我尝试着把商业领袖的整体形象撕裂，在缝隙、断层、裂处，捕捉人性的光芒，在迷失的空间、忽明忽暗的影像、肌肉痉挛的部位，把握思维的闪动和漂移。这样以心思维，以生命体验为触角，居然在深处紧紧揪住了商业领袖的一些鲜为人见的特质。我的洞见是简单而深刻的：“商业领袖只有在想向性价比的真正进军中才能产生，否则就只能是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而我的表达则呈散逸、漂移、边缘、离题、宁静、拒斥、激越、困惑等多样的形态。我不敢把它们归类和体系化，宁愿以它们本来粗糙的样子示人。我们的民族已经被太多语言之真理固住了。读书是要与作者交流，而不是来聆听教诲的。我相信，保留那些鲜活的触角，是与读者心领神会的最直接方式。

在我的心目中，性价比构成了广阔的市场和一条无止境的商业大道。真正的商业领袖，只能在向性价比的进军中产生。一个人可以凭借投机取巧、权钱交易或走私漏税赚很多钱，积累很多财富，但是他们只能在精神虚无的境况种了却残生；而惟有那些发起向性价比真正进军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受人崇敬的商业领袖。他们是真正的建设者，是一个民族的脊梁，也是一个民族魂魄的塑造者。

我愿把《商业领袖底蕴》献给读者，献给未来的商业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