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如果有防卫性悲观论者参与，我们也许会更有理由变得乐观一些。
　　防卫性悲观论者总是谨小慎微地做准备，防范预先没有想到的种种可能出现的失策和厄运，反倒为事情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20年来，朱莉·诺伦一直致力于帮助美国的悲观论者摆脱心理上的自我封闭。诺伦把这类人称为防卫性的悲观论者。他们生性多忧多虑，经常在一项工作还没开始就认定事情会变糟，结果总是在担忧中做事。正由于他们总是谨小慎微地做准备，防范预先没有想到的种种可能出现的失策和厄运，反倒为事情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诺伦的研究表明，如果这些人受了误导，抱着放松的心态来做事，他们的表现反而会变得差劲起来。
　　诺伦强调，防卫性悲观论者不一定总是忧心忡忡，他们的这一应对机制是一种策略，并不是无法消除的性格特质。在不会触发焦虑的环境里，他们也能变得乐观。但诺伦承认，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情绪要比乐观者低沉。
　　防卫性的悲观论者一般说来注重细节，办事务实，紧张会让他们有更出色的表现。
　　诺伦今年43岁，性格活泼。她说她本人对乐观心态并无偏见。事实上，她认为自己有乐观的倾向（她说，她从事要求很高的工作，还要抚养两个孩子，因此不得不学着做防卫性的悲观论者）。她也赞同积极心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重要观点：心态乐观的人倾向于作出乐观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但是，诺伦不同意积极心理学家们一概而论的观点，即对消极性一概说不。她在实验中发现，紧张会让那些防卫性悲观论者有更出色的表现。一位防卫性悲观论者曾对诺伦解释说，在面临重大挑战之前装出一副乐观的态度让他觉得不自在，也没有安全感。一旦他这么做了，当考验来临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非常紧张。
　　诺伦说，长期以来，防卫性的悲观论者在美国社会中受到轻视。虽然他们一般说来注重细节，办事务实，但“在领导岗位上却从来都见不到他们”。相反地，他们通常从事像秘书或护士这类工作，责任重大但却没有什么权利。他们擅长推断什么地方可能出错，担任这类职位很适合给上级“遮丑”。诺伦还说，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是防卫性的悲观论者，正如调查所反映的那样，女性比男性通常对事情更感到忧虑，或者说女性更愿意承认自己不自信。
　　在美国，防卫性的悲观论者有时的确取得了明星效应。例如，许多著名的娱乐界艺人似乎都是忧虑的人。伍迪·艾伦曾经创造了一种表现忧虑的艺术形式。诺伦还说，国务卿鲍威尔可能是“掩盖着的防卫性悲观论者”，作为一位高级领导，他的地位迫使他强作乐观。
　　悲观论者容易对事实作出消极的误报，特别是在自我评价时更是如此。但是，相对于乐观派的错觉所带来的危害后果而言，这种错觉的危害后果要低。
　　但诺伦指出，美国一向是乐观论者主导的天下。在1620年，清教徒先辈们为了信仰飘洋过海，为后人做出了示范：他们偏偏选在四季中的秋季乘“五月花”号起航，结果登陆马萨诸塞时正值隆冬时节，食物匮乏。不到一年，一半人就死去，许多是饿死的。但他们积极乐观思考的影响力，在北美这个新世界中从未消退。
　　诺伦引用这样一些例子，是为了说明她最尖锐的观点：乐观论者往往是生活在一个轻度幻想的世界里。心怀乐观，崇尚自负，他们总是把成功归功于自己的技能，而把失败归罪于自己的厄运。他们经常高估自己驾驭事态的能力──乐观者坚持亲手抽选彩券号码，而不要计算机随机抽取选号。
　　当然，悲观论者容易对事实作出消极的误报，特别是在自我评价时更是如此。但是，诺伦特别指出，相对于乐观派的错觉所带来的危害后果而言，这种错觉的危害后果要低。在核子时代，这些乐观派的美好幻想可能会带来全球性的震荡。她说，“我并不主张由防卫性悲观论者主宰一切，而是主张在每个重大决策的过程中应有防卫性悲观论者参与。”要是这个美好愿望能实现，我们也许会更有理由变得乐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