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 展涛，男，1963年生，回族，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校长。1987年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数学系，后留校任教。1991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奖励基金赴德Freiburg大学合作研究，两年后如期回国服务。2003年，荣获第七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我希望成为最贴近学生的校长。
　　　　　　　　　　　　　　　----展涛

　　　　我的乐趣是解决没有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之后的欣慰。
　　　　　　　　　　　　　　　　　　　　　　　　　　----展涛

   从学者到管理者是一次愉快的竞走

　　记者：39岁出任山东大学这样一所百年名校的校长，对于世人来说，是个不小的冲击波，对你自己的冲击大吗？

　　展涛：我是从副校长之职走向新校长岗位的。此前，我一直在数论领域做科研工作，带博士生，兼做副校长。任校长之后，我最大的改变就是逐渐由学者转移到管理者角色。

　　至于年轻，我当时就说：我最大的优势是年轻，最大的弱势也是年轻。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当校长，可能我内在的素质使我具有一种潜在的能力。但现在的校长绝不仅仅是年龄问题，而关键是职业素质问题。在我看来，现代校长，要做教育家、外交家、活动家、企业家，需要各种各样“家”的才能，所以，我一直要求自己不一定非要成为某个家而是要求自己具有这些家的素质。而这些，是我不在其位时也许并不需要涉及的问题。

　　记者：当你面临着搞学术与当校长做管理者这种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时，是以什么为重作选择的？

　　展涛：我并没有选择，是人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了。（笑）

　　确实，从上学读书至今，我一步步都是被安排好的。我先是在数学系里做系副主任，在一次测评中，我得票最多，被提为副校长。从学术到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我做了五年副校长又做了两年校长，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的责任是最终的，责任是最后一刀，你会影响整个学校。

　　尽管我没有选择一定要干行政，但我很愿意做自己的新工作。首先：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比较宽的领域，而做学术可能只在一个小的圈子内；另一点对我是一个大的挑战，必须超越自己原来的观念甚至自己性格中的弱点，来适应新的形势新的环境，而这种挑战很让人兴奋，可能在适应这种环境做新的工作时，会发掘出一些过去并没有发现的潜能。如果没有这种机会，可能你永远都发现不了，培育不出自己的这种潜能。因为这是在环境当中，生存当中，竞争当中发现出来的潜能，所以我说这是一件好事。

　　当然，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成为一个出色的数学家也是很幸运的。

　　记者：你所说的性格弱点是什么？是怎么克服了这些弱点的？

　　展涛：过去，我总觉得自己跟别人打交道有一种障碍，现在也仍然有这种感觉。不得不改变，慢慢在适应，我在整个大学时期（16岁进大学）跟班里的同学交往都特别少，听话老实，比较内向，是所谓的好学生。

　　做管理工作，我最大的缺陷是不愿意指挥别人做事，而喜欢自己做事。过去我宁愿用10倍的力量自己去做好，而不是要求别人去做，现在还有这种身体力行的痕迹；另一个缺点是观点比较容易受别人左右。这主要是因为有时我对某些事情的确缺少非常深刻的把握。比如数学这个题目，别人再怎么说我做出来了就是我的对，但对于不太熟悉的东西，终究需要你独立分析判断来整合别人的观点。当然关键时刻应该坚持的还是能够坚持。

　　妥协、坚持，坚持、妥协，坚持----这两三年来，坚持是具体实践中的最大改观。这也应该叫超越自我。

   我们不培养加引号的“好学生”

　　记者：近年来我们见到过各种各样的高校排行榜，大学之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这种竞争有依托吗？

　　展涛：我是用一种很平和的心态来看这个东西的。排在前边也不必多高兴，排在后面也不必多难过，因为它不是一个权威的评价。目前还没有一种来自官方的排行。我觉得这种排行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比如关于山东大学的排行就多产生在三校合并期间，而其实，山东大学这两年来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学校与学校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学生与学生的竞争，也就是说，把学生发放社会交付社会后学生的适应能力与生存能力，是衡量今天高校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

　　记者：学生的社会竞争力是怎样培养出来的？

　　展涛：我们所有的培养都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加竞争力。现在社会对人才，特别是大学里培养的高素质人才，要求肯定是全面发展，而不只是单一技能的发展。这种全面发展要求包括个性、人格、修养等方面，但是你肯定要有竞争力，这是时代所要求的，也是我们教学所围绕的核心。

　　整个教学改革到底是为了什么？特别突出的就是要培养学生的竞争力。具体体例很多，比如专业结构的调整就是为增强学生竞争力的宏观调控。像考古是我们学校的名牌，但你不能因为这个牌子很好，老师很好，每年就招100个学生，他们可能个个都好，但到了社会上，没有竞争力，因为社会需求量不足，用不了那么多。而一些新的学科，也许他的学生的水平不是多么强，但是他适应社会的能力竞争力比较强，所以我们一直在注意设计新的专业，同时改造老的专业。“五六工程”、电子商务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宏观调控。还有，对课程体系、教材，对老师的要求、教学方法等都围绕增强学生的竞争力。

　　另外，我们对学生的判断标准也有所衍变。我们现在更注重的原则是：学校管理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学生在校期间都不出什么事情、都是好孩子？还是要为他们走出校门进入社会后更有适应力和自信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我们注重后者。

　　我们现在所谓的加引号的“好学生”、老实孩子，走出社会后不会与 人交流，不能胜任工作，面对负担、压力、挑战都会退缩，这就表明，至少你的管理影响了一个人的成长。

　　比如现在的管理，我们实行不同学生的混居，不同的专业、不同的系，住在一起。一个宿舍六个人可能来自三个不同的学院，这在全国还不多，是一种社区化的管理，把党支部、学生的管理直接进入楼层。纵横结合，以后逐渐过渡到以横为主，以社区为主。跟国外是一样的，是自我管理，然后还有辅导员。

　　对学生我们也提了具体三种能力：一是“社会实践能力”（了解社会）；二是“第二校园经历”（想法很简单，再往下就是全方位开放式的，主要让一部分学生除了山东大学，再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交流学习一个学期，下学期就有50名学生进入厦门大学学习，他们也来我们这里50个----就是让学生接受不同的校园文化。反过来，山东大学本身比较保守，我们用两三年交流500个学生，从全国其他十几所大学交流来的学生和我们走出去又返回的学生，都可以给山东大学的文化产生一些影响和变化。不同大学间的传统文化是相当不同的，而你接受了两种，就是开放式的）；三是“海外经历”。

   海外经历让人爱国爱得很大气

　　记者：从1991年起你曾经留学德国两年，就科研条件，那边是不是相对好一些？你当时有没有被“诱惑”？

　　展涛：我读的相当于一个博士后，那边待遇上要好一些。但我并没有考虑要留下来。

　　记得当时我回来，有人问我：你是不是拒绝了高薪聘请？我说：没有，没人高薪聘请我。因为在国外，你想留下来，必须要自己申请，你不申请谁聘请你？除非你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好几年，人家挽留你。一般情况下，你若看好一个位置要自己去申请。我没有关注过这件事情。我在国外，后来有一段不太舒服，可能是不同文化差异带来的民族心态。上升到这个高度也许太高了，但至少你有一种比较压抑的感觉。他们都对你很尊重很客气，也说到中国将来的希望，但内心深处，他们一直认为你很穷、很落后，许多人根本不了解你和你的国家，但他想当然地这样想你，许多出国人员都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出国有时候真的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记者：如此说来，海外留学经历还是有益处的？

　　展涛：不是有，而是非常有意义。因为尽管你感觉到一些不如意，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些经历，包括你想为国家作贡献都会显得很空洞。我在国外尽管时间不是很长，但感觉最重要的是留学给你一种全球的视野，经常感觉到这个世界很大。世界那么大，有那么大的空间，你在世界的不同文化中又来重新看待我们自己的国家，当然你对它会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这是很自然的。所以，留学会让你做事情、爱国家都变得比较大气。

　　2002年9月，我被团中央、全国青联推荐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十大杰出青年”活动。“海外经历”就是我这次从日本回国后提出的，不要认为这个要求对学生太高。有人说：就是一个学生要求什么全球视野？但是，就是这个时代所要求我们是高层次的年轻人。今天的大学处在国际化的竞争中，整个民族都在参与竞争，你的思路、你的竞争力量、你的社会责任感，都要求你要有全球意识。

　　学校也在探索各种国际教育合作问题：比如下一届就把我们学校学韩语的一个班交流到韩国去学一年；再如学俄语的到俄罗斯待一年，这一段经历对学生一生都有裨益。

　　说穿了，我们的教育就是这种开放式的教育，就是把山东大学放在国家甚至放在全球来看，看我们自身应该怎么办。

   “童心治校”并非只是玩笑

　　记者：据说一些硕士生不大喜欢叫你“展校长”“展老师”，而喜欢叫你“展哥”？

　　展涛：不是研究生，而是一些本科生，我去一些学院，他们班级的黑板上就写着：“展哥你好！”很孩子气的。

　　记者：就是说你没有给他们树立一种很威严的形象？

　　展涛：没有，我的弱点就是缺少威严。（笑）但我觉得既然没有，那也就别装了。我希望自己不像个官，而且就不是个官。我感觉特别幸福的时刻是我跟学生、老师交流时，特别是看到充满渴望充满希望充满梦想的学生就生活在你的身边，在你这所学校里，而碰巧你能够为他们做点事情；老师们也是这样，他敞开心胸给你谈他的所感所忧，把你当作一个知己，你也可以通过自己为他们做点事情。这种愉快与争得一个博士点啦什么的还不一样，那个很短暂，而跟老师同学的交流却会长久让你感到愉悦。这也是我们以人为本、学术为主教育原则的整体体现。

　　这么说吧，人在校园里，我对许多问题的思考都相对简单，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是“童心治校”。实际上，我觉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大学。我们不是生产产品，因为产品已经固化；我们是像植树一样在培育苗子，但形容大学是一个苗圃又不恰当，苗圃是一个封闭的地方，要经常修修剪剪，而我们则着重培养他们到社会的大风大浪里去生存发展。我们也不是设计师，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别人的成长创造一种好的环境。

　　记者：现在大家常常谈论的成功，往往是金钱的倍数或者权势的高低，年轻人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展涛：我记得几年前就有报纸写了：展涛，一个很成功的校长，我就很排斥甚至有点反感。我觉得衡量一个人做不做得好某件事情不能称成功，因为成功都是暂时的，它好像意味着一种追求的终止。他可能说我接下来还会有新的追求新的成功，那你又何必说它呢？反正好像成功了就是到头了，结束了。

　　如果非要说成功，每天工作得非常愉悦，每天都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也算是成功。困难每天都遇到，但你要有一种恒心，有什么困难解决什么困难，解决了你就算成功。因此，成功是每天的及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