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1886--1941），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复姓陆费，名逵，字伯鸿，号少沧,笔名有飞、冥飞、白等。原籍浙江桐乡，生于陕西汉中。

陆费逵早年入江西南昌熊氏英文学塾附属日文专修科学习。1902年与人合办正蒙学堂，自任堂长兼教员。1903年转至湖北武昌，参加革命团体--日知会，负责起草《日知会章程》，当选为该会评议员。1904年与友人集资开设新学界书店，发售革命书刊。1905年应聘主编《楚报》，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嗣因忤逆湖广总督张之洞，遂亡命上海，任昌明公司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员。1906年冬，入上海文明书局襄助经理办事，并兼编辑员和文明小学堂堂长；同年发起创办上海书业商会，负责起草章程，主编《图书月报》，兼书业商会补习所主任。

1907年春，在《南方报》发表文章，批评清廷学部图书局颁行的教材。1908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后，曾担任国文部编辑员、出版部部长、师范讲义部主任、交通部（相当于今天的对外交流合作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中国近代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教育刊物之一）主编、记者。1909年，倡导语言文字改革，发表了在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史和教育发展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一文，作为民间的首倡，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并重。1910年在北京参加中国教育会成立大会，为该会章程起草人，当选为中国教育会编辑股股长、调查股股员，将上述三育并重的思想写进章程。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预料共和政体必兴，遂暗中与戴克敦、陈寅、沈继方、沈颐策划，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政体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准备自行建立新出版机构。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当日，中华书局在上海宣布成立，陆费逵出任局长（后改总经理）；1月7日，创办《中华教育界》月刊。他提?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大口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陆费逵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特到上海与作者及蒋维乔两人，商讨教育改革。

作者认为，政体初更，春季开学在即，急宜定一暂行办法，分电各省教育司遵循。蔡深以为要，委托两人共同起草《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由教育部于1912年1月19日通令全国执行，揭开了"民国教育史"的序幕。（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1913年参与在北京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致力于推行国语注音字母及国语统一运动，并以中华书局为推行机构，编辑、出版国语、国音读物。1914年1月，发表《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一文，进一步阐述"职业教育"的概念，并对其含义作了说明，本文奠定了他职业教育理论前驱的地位。1917年1月，与蔡元培、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曾任职教社议事部议事员。1921年创设国语专修学校，灌制国语留声机片。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1930年上海书业商会更名为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被推举为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陆费逵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声讨，满怀爱国热忱，写出并公开发表了《东三省热河早为我国领土考》《备战》等重要文章，号召国人"一致对外，长期抵抗"。1936年2月，为祝贺蔡元培先生70大寿，与熊希龄、胡适、梅贻琦、冯玉祥等发起成立"孑民美育研究院"。（《蔡元培年谱长编》下）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陆费逵到庐山参加"抗战谈话会"，后又受聘担任国民参政会第一、二届参政员。1941年7月逝世于香港。

陆费逵在文明书局时曾与人合编《文明国语教科书》、《文明修身教科书》、《文明算术教科书》等，影响很大；另外，他所编著的《高等小学商业教科书》，出版后风行全国，一年之内，重版多次。创办中华书局后，除主持编辑多种教科书如《新编国民教育教科书》等之外，还创刊了《大中华》、《中华教育界》、《中华实业界》、《新中华》、《中华英文周报》、《小朋友》等杂志，主持出版和发行了《解放与改造》、《心理》、《学衡》、《国语》、《少年中国》等期刊，并负责主持编纂、印行《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著名辞书和古籍，凡2．5万种以上。除了大量中小学教科书外，陆费逵的教育著作主要还有《教育文存》、《（学校）管理法讲义》、《世界教育状况》、《国民之修养》、《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实业家之修养》、《国音教本》等。

陆费逵早年几乎没受过任何正规的学校教育，后来之所以能成为著名教育家和出版家，完全是他不断刻苦自学以及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历史责任感使然。著名教育家俞庆棠把陆费逵和爱迪生、高尔基、叶澄衷、杨斯盛四人并提，称他们是"自己挣扎的模范"。（《申报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他服务于社会近40年，而服务于出版业达38年，任中华书局局长、总经理达30年之久，并长期担任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主席，其一生对我国文教事业贡献颇多，对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促进文化和教育近代化发挥了积极作用，是我国近代教育界、出版界知名人士。

1996年元月，陆费逵先生110周年诞辰、55周年忌辰之际，北京、香港、台湾、新加坡四方中华书局合议重修了陆费逵先生在港墓茔，并集会追念陆费逵先生开创中华书局的伟大功绩；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国内外著名出版机构也纷纷发去函电，对陆费逵先生推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尤其是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的功绩表示敬意。陆费逵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他从宣传革命救国转向教育救国，热心于开发民智，当过教师、校长，主编过教育刊物，主持编辑、出版了大量教育论著和中小学教材，写有许多宣传教育救国和改革、简化汉字、提倡国语的文章，其思想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

一、关于教育作用、方针或宗旨

陆费逵是一个教育救国论者，所以他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强调教育发展与国势强弱的关系。他指出："教育得道则其国昌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进而又大声疾呼："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隆盛矣。教育不得道，则民智塞、民德退、民体弱，而国势衰亡矣。然则欲救危亡而强盛无他，亦求教育之得道而已。"（《论今日学堂之通弊》）为了救亡图存，陆费逵极力主张加强国民的智育、德育、体育。他在《论改革当从社会始》中提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治国者......必先谋夫教也，生计教育得道，则人心必变而善；人心而善，则社会之风俗习惯良，而国家以立矣"。他还主张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三者并存、并重，以改变国家之落后面貌。早在九十年前就提出上述这些主张，是难能可贵的。

中华民国成立后，陆费逵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对当时教育改革提出很多建议，并得教育部采纳，先后施行。主要建议有：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布普通学校暂行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颁定教育行政权限。教育总长蔡元培曾到上海与陆费逵、蒋维乔商讨教育改革，并嘱陆费逵代拟一电通令全国，此即后来由教育部公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十四条。蔡元培上任伊始曾就教育方针问题征询陆费逵意见。当时蔡元培认为，共和时代应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所举教育方针为军国民、实利、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五端，而侧重于后两端。陆费逵指出，实施国民教育，德、智、体三者既然不可偏废，各种主义自无不包含之理，则兼采多数方针，实际上等于无方针。所以，他认为，蔡元培的新教育方针并非兼采五端，而实际上是以世界观及美感二者为教育方针。他说："此种思想讲学则可，定为全国教育方针似非所宜，愿蔡君及教育界同志同研究之"。

陆费逵发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提出了自己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他认为?教育方针当与国是一致，尤当合世界之潮流"，并不是全部超轶政治的。中国的大患在于贫，万事的根本在于财。一旦民穷财尽，国与民都不免破产。国家破产，外侮立乘；国民破产，盗贼愈甚。若不提倡实利主义，国家和国民都免不了灭亡。陆费逵进而又分析了中国国民性，认为，下等社会虽能耐劳，而知识缺乏，生活能力薄弱；上等社会文弱优柔，既无耐劳筋力，又无谋生能力。长此以往，"恐全国皆游民，皆饿莩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他指出："今日教育方针，亟采实利主义以为对症之药，效果如何尚难预必，安可更益以优柔文弱之媒哉？"

陆费逵认为，施行实利主义教育，不仅能治贫，还能增强国力，高尚人格。没有实利主义，其他四种主义（军国民、公民道德、世界观、美感）将"无所附丽"。足食方能足兵，生计不裕侈言尚武，则大乱必至。古今中外断无无财可以强兵之理。现代战争恃力者三，恃财者七，无财则任何勇武国民必不足以取胜，"此军国民主义之有恃乎实利主义者一也"。衣食足而后知礼义，饥寒交迫则道心变为盗心，"此公民道德主义必恃乎实利主义者又一也"。

陆费逵认为，出世间之观念，优美尊严之感情并不是不美，然过于重视，则不免流于优柔文弱，数千年来我国教育方针的误区即在于此?孔孟之轻利重义，黄老之恬退无为，其成效既如彼矣，今日顾可继以世界观、美感二主义以益其误耶？"

陆费逵还认为，教育宗旨以养成"人"为第一要义，而人之能否为"人"，实以能否"自立"为标准。所谓"自立"，陆费逵认为应该是"有生活之知识、谋生之技能，而能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人"。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采用实利主义为方针。世界观、美感二者，可作为养成文学家的方针，可作为文科大学的宗旨，"非普通国民教育所当重也"。

陆费逵所谓实利主义，并非仅指实业、手工、图画，"盖此特其形式也"。实利主义的精神是勤俭、耐劳、自立、自营，若人人如此，则民智、民德、社会、国家必能进步?举凡一切为人之德义，实利主义之教育无不含之。"他严肃指出，必须学习各国注重实利主义教育的长处，中国"若不急施实利主义教育，而欲与英、德、法、美诸国竞，其不贫且弱者殆无天理也"。

陆费逵极力强调，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教育本义当定为培养国民人格以发扬民国精神，其议论、思想新颖独特，富有革新精神，在上海乃至全国倾动一时，对民国初年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直接的影响。

二、关于学制及教学改革

陆费逵自称好言教育，尤好谈学制。他的教育论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学制及教学改革的。学制改革是教育进步的重要内容，陆费逵始终坚信这一点。针对清末学制，他指出，朝野上下呼吁重视教育已有多年，而教育普及?渺不可期，人才缺乏，尤堪浩叹"。造成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其原因何在？他认为，"殆制度不善、方法不精之咎！"（《世界教育状况·序》）

陆费逵认为："学所以致用也，而致用之期必在壮年。过幼则稚，过老则衰。"他大胆批评当时学制弊习，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意见。当时的学制很长，初小5年，高小4年，中学5年，高等学堂3年，大学堂3～4年。七岁入学，即使从不留级，非二十七八岁不能大学毕业?出以任事，将三十矣"。他主张仿行欧美国家的学制，缩短在学年限，减少课时，改为初小3年，高小3年，中学5年，大学预科1年，本科3或4年。"如是七岁入学，二十一二岁可卒业于大学，出以任事矣。"（《缩短在学年限》）陆费逵的这些意见是1909年提出的，是针对晚清"癸卯学制"而发的，这些主张实开我国新学制改革之先河。

陆费逵批评清末教育"无方针、无方法"，制度不精，"非以牖民，实以愚民；非以教育儿童，实以戕贼儿童，办学愈久，去教育原理愈远"，所受批评越多。他还认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新学制虽比清末进步得多，但也也有不断改进、不断完善的必要。如他建议在新学制实施时增加初小第四年算术时间；增加高小第二年算术教材内容；高小应以英语为必修课，否?毋宁不课"。（《新学制之批评》）

陆费逵还主张加强学校管理，缩短授课时间，减轻学生负担，初小男女同学，全日制二部制教学，中学文实不分科，废止旧奖励出身，小学废止读经。在语文教学方面，他提出统一国语、统一读音、改革文字、倡导白话文、采用俗体字，均影响很大。他还主张学校教育改用阳历、注重实际、发展手工。他参与组织灵学会，设盛德坛，提倡振兴佛教，把宗教学说和精神用于教育工作，教育人的灵魂。

三、关于教科书的编辑、出版

陆费逵十分重视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主张建立独立自主的教科书出版机构，不依赖洋人，他所主持的中华书局靠出版教科书起家，此后，一直把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教科书最重要的出版基地之一，为促进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亲自起草的《中华书局宣言书》明确提出"教科书革命"的口号,指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他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而教科书又为教育之本，他从"教科书-教育-立国"这一整体思路出发，来考察教科书的重要性，强调，要想改革教育，必须以改革教科书为突破口。"清帝退位，民国统一，政治革命，功已成矣，今日最急者教育革命也"，教育革命的进行，首要的任务当是"教科书革命"。在《中国书业发达预算表》中，他认为，出版业与教育"互为表里"，今日出版业"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

陆费逵反对教科书国定制，主张审定制。当时，清廷学部组织图书局，所出教科书，大半模仿商务印书馆和文明书局的编辑体例，并且加入许多不合儿童心理的古董材料。陆费逵多次撰文批评。他指出，当时教科书虽有多种，然求一适用之本，卒不可得。他认为，教科书决不可"国定"，要"仍任民间编辑，学部督审定，自无逾越范围之患也"。他还列举了教科书国定制的危害，认为，"吾国人之心理，最信服政府，苟一国定，则无人敢言其非，而全国风行。虽有民间善本之编辑，亦也无用。国定而善也，吾人受其福；设有不当，其遗害系何所底止哉。"（《论我国教科书》）

陆费逵还写有探讨古今中外编辑、出版教科书经验教训的专文，如《论各国教科书制度》、《与舒新城论中国教科书史书》等等。

四、关于职业道德教育

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卓越先驱，陆费逵非常重视出版职业道德教育，他在《书业商之修养》等文中反复申论，指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若用尽脑筋和心血，出一部有价值的书，贡献于社会，使人们读之，其益处定非浅鲜；反之，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是比提刀杀人还要厉害。恶书之害甚于洪水猛兽，不知要害多少人。他在《图书月报》上发表《泰西谚语（关于书籍者）》一文，引用外国有关出版职业道德方面的谚语，希望同业注意，如："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以其身虽朽其遗毒未尝止也"；"不良之书其害甚于盗?，所以，他不断强调出版工作者自身人格和道德修养。

陆费逵还十分重视著作家的职业道德教育，在《著作家之宗旨》等文中，他指出，著作家的责任十分重大，社会之盛衰，国家之存亡，国民人格之高下，端于我著作家是赖。著作家的宗旨是："涵性情培人格，增知识，造舆论，泯祸乱，促进化。"

陆费逵发表《实业家之修养》、《工商界做人的条件》和《我对于商业人才之意见》等重要文章，呼吁加强对工商业者的职业道德教育。他主持创办《中华实业界》、《进德季刊》等杂志，经常性地刊载工商实业界成功人士的事迹，介绍工商业者职业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的意义和方法。

另外，在教师职业道德修养和教育方面，他也有不少重要见解。

综上所述，陆费逵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教育大变动时期关于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虽然受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他的思想中难免有一些错误的成份，但是这些错误并不能掩盖他对我国文教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他以其在当时中国出版界的重要地位，对发展教育事业慷慨陈辞，除了涉及教育功能、宗旨、方针、学制改革、教学改革和教科书编辑出版外，在国语教育、女子教育、修养方法、语言文字改革等方面也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论述，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继承。

主要参考文献：

1．陆费逵：《教育文存》，中华书局1922年版。

2．《陆费伯鸿先生年谱》，台湾中华书局1977年版。

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1929年版。

4．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2版。

5．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6．熊贤君：《黄炎培与陆费逵职业教育思想之比较》，《华中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3期。

7．董宝良、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8．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