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篇文章值得一读，一篇是傅蔚冈先生的《重视社会科学》，另一篇是祖丁远先生的《“好听”的报告》。
　　傅蔚冈先生拿20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之一、英语世界中最著名的法学家、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座教授、美国纽约大学的德沃金教授首次中国之行受到的冷遇，跟霍金“热”对比，指出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大概人所共知，无须论证。而祖丁远质疑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恰好可以作为很好的例子。
　　《中国现代化报告2002》这个课题，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当属社会科学，即便不由社科院资助，也至少由中科院和社科院联合资助。可是不然，它只是由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联合资助，不见社科院的踪影。这就很令人疑惑不解：是社科院不重视这个课题，还是社科院不被重视？更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报告》的研究思想，竟是为得出“中国已是初等发达国家”这样一个躲避“欠发达国家”使人感到“很难听”的结论。于是，我们这个人均GDP低于900美元的“初等发达国家”，竟远远不如人均 GDP4000 —5000美元的欠发达国家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岂不荒谬！
　　看来，社会科学要想得到重视，自己就该首先反思。我们对社会科学的重视，曾经远远胜过自然科学，为什么现在会落后了呢？今年《随笔》第三第四期，相继发表了吴江先生的《重新找回马克思》和《重新研究马克思》，以及邵燕祥读吴江的评论，我想认真读一读会大有启发的。以马克思主义而言，苏联解体后，我们某些人跟西方对这一学说的态度不一样。这里不妨抄几句。吴江指出：“即使在那些仍承认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人们中间，也有人实际上对之采取‘尊马如马在’的态度。”而在西方世界，“总的来说，在西方知识界和学者们中间，马克思的声誉并未因‘苏联消失’而受到大的贬损，各种讨论马克思学说的大会小会不断。”这不能不反思我们的研究态度。吴江指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职业的研究，一种是自由的研究。”前者“自己不作独立思考，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论语》、《孟子》一类语录接受，‘理解的接受，不理解的也接受’。”而自由的研究完全不同，“采取自愿的态度（不是被强制），科学的态度（不讲迷信），商量的态度（不盲目，自由思考）。马克思主义既然是科学，理应如此，即使共产党人也一样。”吴江进一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盲目捍卫’的态度，一旦革命事业有变或遭受挫折，势必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丧失信心乃至发生信任危机这实在是一种自造的恶果，我们目前正在吃这种苦头。”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末一句，我看简直是一针见血。
　　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怎么样呢？应该肯定，在许多方面都有进展，有的还具有突破性。但是也不能讳言，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有的经济学家，不从现实种种经济现象提出课题，却去图解某些概念。有的经济学家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当许多人依然在为住房忧虑的时候，有的经济学家竟提倡购买两套住房，还说是“小康”。在股市连连重挫，包括许多主力机构也被身套其中的时候，有的经济学家竟提出设法把居民储蓄存款引进风险极大的股市，有理论根据吗？社会学家、教育学家、文艺学家等等，也都存在类似现象。比如近年来的某些文化正在逐渐丧失羞耻感，如电视剧已经从戏说走向乱说的苗头了，学者们似乎无可奈何。所以然者何？这是很值得反思的。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科学的两个轮子，少一个也不行，而且只有一起转才能走得快。然而老实说，从某种程度上看，社会科学至少有不少部分已经或正在失去民众的信任。如果不认真进行反思，不以诚信的态度去做诚信的研究，并且以诚信的成果去回答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能获得公众的信赖吗？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而承认错误，正视错误所产生的后果，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因此，重视社会科学，就不能不断地反思我们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