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化迷信是个人在无法离开群体而生存的情况下，同时，又极端希望自己能够全面把握自己命运的深刻愿望的扭曲反映。体制化迷信体现的就是希望把“外在无法把握的、对个人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完全程序化的强烈愿望，这个愿望的普遍存在，为精英主义流行提供了巨大的思想资源和受众空间，几乎所有的不自觉的精英主义者都是不同程度的体制化迷信的信奉者。

　　毛泽东难题就是希望以和平的方式，通过说服和教育、甚至是通过发动群众使用“批判的武器”来促使精英阶层放弃精英主义，避免中国历史上的周期性发生的、对极端化的精英主义进行清算的“武器的批判”过程。

　　精英主义极端化是资源不足和矛盾无法向外转嫁的条件下，精英主义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精英主义极端化不仅要排斥阶层互动和对流，而且需要保障和缩小精英阶层和富裕人口，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少数人利益。这种“个人至上”主义，使得精英主义者最后一定要发挥全部优势，去追逐小群体利益最大化，直到排斥弱势阶层生存利益的地步。精英主义极端化是所有暴政和专制、起义和革命的最后推动力量，也是中国历史陷入“一治一乱”循环的根本原因。

　　一、 体制化迷信的三条腿

　　今天社会控制的落实和人们的生活生存环境决定，主要在三个体系中实现，一是经济体系，二是政治体系，三是社会管理体系。相应地体制化迷信的三条腿就是：在经济制度上的市场和竞争迷信、在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和自由政治迷信、在社会管理模式上的制度万能或者是法治迷信。

　　市场只关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一定会有系统地排斥弱势群体的生存资源空间，在可获得的经济资源有限时，市场会自动地系统化地损害多数人口的生存条件；而竞争带来进步和效率是有条件的，即资源集中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是前提，而且技术进步的好处不会因为资源限制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今天的技术进步不再是市场集中资源用于新技术发展的好时期，电脑和互联网都不是市场竞争行为的成就。而且竞争的负面作用也是很大的，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丛林法则式的绝对竞争是不能容许的，竞争的代价太大时必须得到有意识的抑制。对应于宏观经济视野，价格是资源配置手段，费用体现的是各种资源之间的互相替代关系，投资是资源分配的实施过程，市场通过各种形式的资源分配，最终是要排斥不合格的消费者，如果资源短缺比较严重，那么多数人必须被排斥于市场受益群体之外，实现最强者主导资源的分配和消费。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看，市场和竞争不是没有正面作用，但是把市场和竞争说成是不排斥一切人，有利于一切人，就是市场和竞争迷信了。

　　民主和自由政治的迷信在于：民主并不能自动提供日常监督机制，而且一人一票式的多数并不能战胜有组织的少数。自由在认识论上的根基在于意识形态需要多元化，以满足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群；自由在政治上的含义是各利益集团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上述都是在精英群体内部的事情。而自由之于精英阶层和弱势群体关系而言的意义在于：不能损害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条件，这是精英阶层所必须把握的“自由必须以他者自由为限度”的底线。因此民主与自由能够行得通的前提是资源足够，阶层矛盾不能在生存保障线上发生，在现实中社会阶层矛盾变成非对抗性矛盾的西方社会基础是一致对外的种族主义。把民主说成是可以抑制有组织的少数，或者说成是可以替代日常监督的作用，甚至宣称竞争性的党团内部会为了共同利益而协调一致地努力治理国家（实现全民利益一致并不比在党团内部实现政治利益一致更加困难，政治是经济利益最集中的领域，在越重大利益面前就越难以实现协调一致），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不一致，在基于政治利益组织起来的党团内部尤其无法泯灭，前国民党党魁李登辉就是这样一个范例。实际上党团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是垄断，就正如市场上的垄断企业能够取得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一样，党团无法实现合并以追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无法消除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分歧的结果。

　　制度万能和法治迷信在现实中成立，和政治民主迷信需要的前提是一样的，即人们的矛盾不能在生存保障线上，否则法律将无法有效调节广泛的违章行为，仅仅法律体系的高昂成本就足以让法治的一切好处和优点彻底泡汤。同时精英主义制度为多数人所认同，以降低其维护成本，也在于精英主义制度能够给多数人提供出路，否则就无法受到多数人的自觉自愿的遵守，制度实施和维护成本就不可能下降到令人满意的水平，制度的优越性即使有也会被高成本所抵消。中国的精英主义者之所以走极端，并不是他们特别愚蠢或者贪婪，而是资源不足以覆盖足够的人口比例以取得足够的主动认同，中国精英主义者特别喜欢排斥和妖魔化弱势群体，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忽视法治或者制度的成本因素，是制度迷信的思想根源，而制度或者法治成本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降低到不会损害和抵消制度优越性或者法治社会功效的地步，必定要以社会上形成广泛和自觉的认同为条件，认同产生和持续的基础是制度或者法律必须能够涵盖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在资源不足或者经济发展的资源负担无法向外转嫁的情况下，制度和法律认同提高的唯一途径是实现“整体协调”---实现精英阶层在用尽优势之前就应该向弱势阶层的基本生存利益让步。

　　二、中国主流知识精英的“逆向种族主义”

　　由于把矛盾向外转嫁是要遭遇风险的，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这种转嫁是不可能成功的。实际上晚清和民国政府的选择，就是面临这样一种困境：向外转嫁矛盾的风险无法承受。去掉被西方转嫁矛盾成为殖民地的枷锁，独立的结果是需要和民众同甘共苦走平民主义发展道路，当然这个选择也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所难以容忍的，最后的结果是选择得过且过的买办化道路，最后矛盾的积累结果是平民革命的爆发和成功。中国精英阶层在洋务运动、改良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以后，彻底丧失了独立和主导民族命运的信念，这其实就是蒋政权的选择。表现在中国知识精英身上，是五四以降的思想文化“就位”过程，即全盘西化理念背后的思想意识的殖民地化和头脑边缘化。1980年代再次重复发生这一个“思想就位”过程。“逆向种族主义”其实就是知识精英在明知无法向外转嫁矛盾，转而接受殖民地地位，借以保持精英主义制度并且力争自己成为本国日见狭小的精英阶层（殖民地的特点就是资源流出，整体富裕程度下降，富裕阶层缩小）中的一员，从而在殖民地内部取得和维护自身优势地位的思维。

　　在毛泽东领导的以反帝反殖为目标的农民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正处在“知识殖民化”的进行时态中；当中国必须走平民主义发展道路的时候，西方的精英主义意识形态才刚刚为中国知识精英所知悉和欣赏；当中国必须走协调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才得到一个机会试图在中国社会中建立起西方社会那样的金字塔结构；当中国需要新的理论指导时，需要创造性的“通”人时中国知识精英却热中于“会”，无论如何都舍不得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国进步需要思想上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大宗师”，而中国的知识精英却热中于“与国际接轨”成为全球化的“匠人”。

　　从中国革命到中国建设时代，中国知识精英似乎总也不是自觉的弄潮儿和排头兵。更为悲哀的是，中国知识精英的个人命运似乎总是与民族命运联系不到一起，在中国知识精英努力的方向上，总是见不到民族振兴的未来。中国主流知识精英在中国往往成为一个问题，而不是一股力量，至今仍然如此。

　　中国人自从1840年以后，就一直有一个极端强烈的强国梦，但是又空前地陷入“先生总是打学生”的困惑之中。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困境”，走西方的道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照顾多数人利益的道路与精英阶层的愿望有距离，中国又无法总是排除精英阶层的领导，中国精英们又没有摆脱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而独自发展的能力。正是处在这个“中国困境”之中，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潮发生过“两正两反”的曲折，大概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如此密集的社会总体认识的简单反复。其实西方的成功道路和富裕现实，不仅仅是独特的案例并没有普遍意义，而且无法得到足够的自然资源的支持，毕竟“只有一个地球”；仅仅是因为中国精英们的主观意愿，西方和四小龙的发展道路，才被说成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中国也可以同样取得成功的道路。中国主流精英不能或者是根本不愿意走出这个“中国困境”，这大概决定了中国精英主义者的历史宿命。

　　由于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分化，从精英主义者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多少总是与平民立场有所区别。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阶层中，与平民利益的分化就非常突出，与宗主国的联系也同样密切，作为“殖民地文化”的载体和宗主国的本地代表。英印政府的教育主管麦考利就曾经特别注重培养这样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这批人就血统和肤色而言是印度人，但就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而言是英国人”。

　　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还不限于“英印教育产品”那样的低级境界，而是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许是由于在毛泽东时代平民主义发展战略中的压抑；由于中华文化对精英主义的排斥；由于中国正处在精英主义化的紧要关头；今天中国的精英主义者是世界上最最真诚的极端精英主义的信奉者。中国主流精英对哈耶克的追捧；对所谓知识经济实质是垄断利润的谀颂；对中国工人农民的长期妖魔化；对民族利益的漠视和对西方后冷战意识形态---现代化和民主---的真诚拥抱；在今天的世界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三、 毛泽东时代知识精英和官员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

　　毛泽东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完全不同于马列的阶级范畴。在马列那里阶级是特定生产关系下的利益集团，而解放后的中国这些特定利益集体已经不再存在，马列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了。毛泽东那里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实际上就是反对精英特权和精英主义者建立优势社会地位的努力，是防患于未然和对精英主义的深刻惕戒。非常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反对精英主义的继续革命理论，是中苏两党认识分歧的一个主要根源，苏联共产党人则与毛泽东相反，认为阶级一经消灭就永远消灭，就已经是全民党和全民国家。永远不会有在精英主义影响下产生复辟的可能，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苏东巨变中，得到证明的是毛泽东的远见而不是苏共的教条主义。

　　而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下的阶级范畴，是一个未来事态的现在表现，本质上是反对精英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阶级斗争天天讲”就是立足于“防腐拒变”，制止精英主义者在社会上建立优势地位和制造阶层分化的努力，进而破坏毛泽东既定的平民主义的发展路线，取消平民革命的成果，破坏社会各个阶层的整合，导致社会矛盾积累和激化和下一次革命的产生，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良好的社会整合，改出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循环。

　　毛泽东一直把知识精英和官员阶层，作为将来肯定导致“红色江山变色”的开路人来防范和教育的。毛泽东希冀通过知识精英自身的认识进步和外在的思想斗争手段，达到使精英主义者自觉放弃精英主义思想的目的，自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从而使得中国的平民主义革命遗产能够流传下去，并实现良好的社会阶层整合，真正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和革命的再次发生。毛泽东断定中国精英主义者会“为着自己的本性跳出来”自我证明之，最终也为中国主流精英在八九十年代的行动所全面证明，这个证明过程还继续在精英主义者的进一步努力中逐步深化。

　　由于资源不足和资源外流（即被宗主国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中国精英主义者非常清楚必须坚决地把中国大多数人口的生存状态边缘化，才能留出足够的资源空间以实现本阶层的富裕和发达。因此中国精英主义者长期不妥协地妖魔化中国工人农民，妖魔化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以与其买办精英的身份地位相一致。中国精英主义者往往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者”，但是在“911共识”中几乎所有的精英主义者都跳出来，声嘶力竭地要趁机把对手的嘴巴贴上封条，连最基本“自由”幌子都抛弃了。这不是因为中国精英主义者特别愚蠢或者是贪婪，而是因为他们确实无法容忍“不侵害弱势阶层生存利益”的底线，也不能够在同样是精英阶层的内部实现矛盾非对抗性转换，因此他们所主张的民主和自由在两个根本利益方面都是无法真正落实的，精英主义在中国总是必然地走向极端化，是中国精英主义者根本没有出路的表现。中国精英主义者对民主迷信和法治迷信的宣扬，实际上也直接导致取消日常监督的主张，有效的日常监督措施不复存在，是今天腐败和渎职难以根除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中国精英阶层缺乏自觉，精英主义极端化走向的一个重大表征，这在另一个方面也印证了毛泽东早年的深刻洞见。

　　非常有意思的是，1946年黄炎培到延安与毛泽东恳谈，黄提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两句话，毛泽东非常笃定地告诉他，共产党不会走上这条路的，因为共产党将有一个法宝：人民民主。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过于乐观和轻信，民主的现实前提是精英阶层不排斥民众的根本利益，精英阶层内部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精英主义总是走向极端化，最后必定要排斥弱势阶层的生存利益从而引发革命，新中国制度设计的结果是“人民民主”必须代之以“工农专政”。因为在抗战时期的全民族统一战线在外患解除以后就无法在现实中成立了，精英阶层要求在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化，因此抑制精英主义成为新的首要问题。最后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不得不旗帜鲜明地声明共产党不是“全民的党”，而是要为95%的人口服务的。与此同时，是必须抑制5%的精英阶层的意愿---在中国实现精英主义制度化---变成现实。

　　四、 毛泽东难题及其烛照人类未来的理性光辉

　　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平民革命广泛采用统一战线的结果，中国旧式精英集团在整体上并没有在革命中遭到历史上农民起义时期那样的清算和打击，因此在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精英主义就迅速回潮，连旧时代开国时期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小康治世”那样短暂的精英阶层自觉和主动协调时期都没有。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后，就迅速开展了以批《武训传》为标志的思想改造运动，但是精英主义并不能被这样的学习中放弃精英主义；1957年开始的反右，已经不是学习而是思想斗争运动了，但是精英阶层也没有因此放弃精英主义；1962年的“五七指示”号召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希望精英们能够在艰苦的劳动中锻炼自己的意志，从而使得自己的意志力量大于欲望的强度，能够自觉地抛弃基于本能和欲望的消费主义，如果能够抛弃消费主义，那么精英主义就成为不必要，在社会上建设精英主义制度制造社会分化就成为不必要，那么中国平民主义革命的政治遗产就可以保留下去，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循环就不会再重复了。

　　鲁迅先生有言“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初用了大量的木头，结果却只有一小块”，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其结果也只是精英阶层能够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能够记住“水可载舟，水可覆舟”，自觉地避免精英主义的极端化，和弱势阶层保持一个最基本的协调，不去刻意损害他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甚至还能够在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上有所作为，这就是每个朝代开国时期的“小康治世”得以出现的原因，而这个小小的成就背后却是“内府烧成锦绣灰，天街塔尽公卿骨”“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沉重社会代价。建立新中国的平民革命因为没有这样的惨痛教训去提醒中国的精英阶层，所以精英主义者也就感觉不到有与平民阶层主动协调的必要，因为没有发生“大量的木头”去换鲁迅先生所说的“一小块煤”，因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迅速遭遇到精英主义的回潮，遭遇到“毛泽东难题”---如何让精英阶层主动放弃精英主义。

　　毛泽东着手解决这个难题的思路是希望以和风细雨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让精英阶层主动抛弃精英主义，避免历史上以革命和起义的方式，来周期性地对极端化的精英主义进行清算的历史重演。从建国之初到文革之前，毛泽东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毛泽东最后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强化群众舆论力量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捡起“批判的武器”，去防止“武器的批判”。今天对文革进行评价在理论上的分歧就在于：精英主义在中国是否必然地走向极端化，从而必须在源头上抑制精英主义；而抑制精英主义除了强化群众性的舆论监督（即大民主）作用之外，还有没有另外的有效方法，如民主和法治是不是在抑制精英主义上有效。

　　实际上毛泽东能够采用和平的方法和路向，来解决这个全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在中国平民革命的强大而稳固的政权基础上进行的。因为中国精英阶层在1840年以后的100年时间内，在精英主义路向上尝试了所有的救国方式---洋务运动、改良变法直至辛亥革命，最后所有的精英主义道路都失败了。在长时间的苦难和黑暗之后，是活不下去的底层民众被逼到了“民不畏死”的地步，实现了“哀兵奋起”的社会条件，起而进行平民革命，而毛泽东本人就是在这样的宏观社会背景下，成为近代世界上最彻底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平民主义政治领袖。在这个平民革命过程中，中国精英阶层自觉自愿地靠边、靠后或者选择站在对立面，在新政权的核心天然没有精英阶层的位置，新的平民主义政权的稳固程度，和精英阶层被边缘化的程度正相适应。正是因为在新政权不受精英阶层主导和拉动的条件下，毛泽东才有足够的现实条件，采用一个更合乎人道和理性的路向，来选择见效慢和可靠性差的精英主义改造方式。相反如果新政权不稳和受精英主义直接威胁的条件下，恐怕就难以设想毛泽东会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去选择效果不佳的“批判的武器”，而直接在政权的主导下采用“武器的批判”方式来进行继续革命的可能性就会急剧上升，因为后一种方式对维护一个政权来说，是更加有效和可靠的选择。政治毕竟不是私人表现风度和仁慈的合适场合，而是阶层利益最集中的表现，毛泽东显然也不可能把个人意志建立在给整个阶层利益带来损害的现实上，而是在这种根本利益损害不存在的情况下，才有毛泽东的个人自由意志，最终才有这个“毛泽东难题”的出现。

　　毛泽东为了解决中国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相结合的问题，使用了正反两个方面的手法，一方面希望精英主义者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另一个方面发动群众运动试图对精英主义进行追究和监督。毛泽东也深知要真正使知识精英自觉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因为中国精英阶层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仅不愿意放弃精英主义思想，而且还热中于在社会上制造阶层分化并以此建立自身的优势地位。所以毛泽东认同需要外在的强制监督措施，需要大民主运动来解放民众的思想，实现对精英主义的追究和帮助反省。而且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反精英主义的效果长期保持，需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实现对社会上精英主义的清算，而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在于替代和消灭改朝换代的残酷战争，以这样破坏程度较低的“大乱带来大治”。

　　精英主义的敌人是平民主义，这一点中国精英主义者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主流知识精英中，在伤痕文学中，精英们喜欢控诉的对象是基于平民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并认定这是造成文革中假丑恶现象的渊薮。但是在笔者所读到的伤痕文学作品中，为非作歹的主角没有一个是基于理想和信念而作恶的，走上歪路把人往死里整往往都是基于私利和私欲的结果。这些伤痕文学的主角，在其作品的现实生活基础上揭示的其实是“斗私批修”的现实重要性，实际上描写的也是“形左实右”的人，在那里拿着“红色教条”搞“白色恐怖”，以极左的面目进行投机借以谋取私利或者以逞私欲，他们描写的事实与毛泽东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但是这些伤痕文学作者最后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谴责理想主义和道德情怀，借以谴责平民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信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倾向于原谅那些基于私利和私欲的恶人，并为他们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借口---上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当，宣称那是在“全知、全能、全在”那样一个上帝的控制之下所做出的违心错失，所有的行为都由另外的责任人负责，跟行动者本人没有关系，或者行动者不需要负主要责任，一些精英主义者甚至进而宣称：原谅所有的人和所有的行为，但是不能原谅那个时代。做一个通俗的比喻就是：因为每年发生许多凶杀案，而且这些案犯多数是使用刀子或者其他钢铁制造的武器作恶的，所以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一致结论是必须炸毁所有的钢铁厂，并永远禁止生产钢铁，而且因此断定所有的杀人犯都是无辜的，错误和罪责应该由钢铁厂来承担。因而对文革的具体认识分歧显然在于：精英主义者认为要由当时的社会体制或者是领导人来负完全或者主要责任；而对垒的一方则认为当事者个人必须为出于私利和私欲的行为负责，而无论犯下罪责者是否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当然不能据此认定中国精英主义者智商低下，也不至于是整个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同时犯糊涂，这只能是“屁股决定脑袋”的结果，是毛泽东所说的政治立场在起作用。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挂帅”看来已经被精英阶层接过去了，而且“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法宝也已经在精英主义者手里发扬光大。

　　在社会现实中如何实现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协调，不仅仅是毛泽东个人的难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长久的难题。如果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难题，什么“历史前进的二律背反”，什么“科学进步导致道德退化”，什么“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过程都不会发生，“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就指日可待了。这个问题既是孔子时代---氏族社会面临解体道德自觉开始丧失---人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也仍然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今所有国际争端和国内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不复困扰人们。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最真诚最坚决地向这个难题发起冲击的领袖，毛泽东超越一切学者文人和理想主义者、超越一切政客和政治家、是孔孟以降最诚挚的卫道者。如果没有毛泽东的真诚实践，今天我们将无法明了孔孟之道对今天的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毛泽东要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鞍钢宪法），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发出“五-七指示”，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希望知识精英通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和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了解，自己走出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藩篱。这些后来被知识精英蔑称为“民粹主义”（李泽厚发明的精神胜利法？）或者被形容成“劳改”的行动，其中的深切用意虽然被中国精英刻意抹杀和歪曲，但是其中的理性光辉已经烛照了中华志士仁人数千年之久，直接来自中国的先秦时代。孟子提到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实际上就在于帮助摆脱自身的欲望束缚，克服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的主导，达到孔子所说的“反身而诚”的必由之路。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毛泽东的真诚实践对人类未来道路的启示性意义在于：

　　1）破坏社会协调的关键在于精英主义者汲汲于建立优势地位的努力，反对精英主义是一个长期和不可松懈的任务。

　　2）对精英主义者进行改造和监督的主要手段包括两个方面：要求精英经过艰苦劳动锻炼（这一思想来自孔孟）和大民主形式的舆论监督；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如立足于物质利益的管理手段和司法监督手段）对精英主义者是无效的。

　　3）实现人与人关系的总体协调，需要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配合，在产品战略上需要以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利益为指导方向，注重适度技术应用和普及。即既以人的需要为最终生产目的，也以人的广泛参与（即低技术就业扩大）作为生产的出发点，高档消费品和人力节约型技术不能占优先地位。

　　4）在1949年中国解放时，中国所面临的三大任务是：民生极度困难、需要继续争取和保卫国家独立、需要创造民族工商业成长的机会。这三大问题的解决，中国最终都是依靠最大多数民众的自觉和热忱。毛泽东用事实证明：国家安全也可以过非军备竞赛方式得到加强，这就是国土防御战略与人民战争的配合，万众一心和众志成城的无形资源可以替代有形资源的不足。同时坚定的战略意志和战略决心，也可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同样是重要的威慑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有利。而中国的农业条件改善从而在民生问题上取得的决定性进步，国家安全态势的改善，工商业的顺利发展，都是通过社会底层民众动员来解决的。中国毛泽东时代独特的成长轨迹足以从根本上证明：精英主义者基本上不能左右和创造历史。

　　五、 毛泽东难题的解决前景

　　毛泽东难题的解决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难题是从人的自然属性上生发出来的，正如老子所言“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个人是难以超脱欲望和本能的束缚的，除非意志的力量能够大于欲望的强度。而意志力量的增强，不仅需要非常艰苦的磨练过程（即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主观还必须处于自觉自愿状态，孔孟所提到的“反身而诚”就是如此，否则即使经过艰苦的磨练过程也无法收到应有的效果，老子非常深刻地指出“从事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失者同于失”，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囚犯不能改造成圣徒的原因。毛泽东难题的解决途径是希望通过意志的磨练，来增强个人对欲望和本能的抑制力量和对消费主义的免疫力；如果对消费主义具有免疫力，那么精英主义就成为不必要；如果精英主义成为不必要，通过排斥多数人的生存利益来追求精英阶层利益最大化的精英主义极端化，就永远不会出现；民众安居乐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是一个可以自然而然实现的过程了，中国历史就永远不会再陷入“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了。

　　古人言“行千里路胜读万卷书”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古时候人烟稀少、服务业也很不发达，远行不仅难以避免辛苦疲劳，而且也免不了饥餐露宿，这样一路走下来个人意志力量的上升就难以避免了，意志力量上升超过欲望的强度，无疑就能够不勉强地做到按照道德和良知的指引行事，达到“知行合一”。毛泽东时代的“下放”和“上山下乡”，明显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只有极少数人真正做到了自觉自愿或者无怨无悔，多数人的意志磨练过程是失败的，这个过程虽然浪费了国家大量的资源，但是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许多人还认为是浪费了青春虚度了年华，这样的人当然是什么进步也不可能有，走完的是一个老子所说的“失者同于失”的过程。

　　在核心思想上，毛泽东确实和马克思具有很大差别，我个人从不认为毛泽东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真诚实践更接近于古人大同世界的理想，也就是具有“粗陋的禁欲主义和简单的平均主义”特征的，被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称之为“基督教的社会主义或者封建社会主义”的东西。

　　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预测的“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局面，永远没有可能在地球上实现，所以基于人们自然属性的消费主义总是会导致精英主义，而且在资源对于人们消费欲望日益呈现短缺的今天，精英主义极端化的倾向也日益严重，对于人均资源不足而且是第三世界（即在经济上无法向外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反而被第一世界转嫁资源和环境负担）的中国来说，这一倾向在今天就已经达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

　　毛泽东时代的真诚实践的意义，相比较马克思主义而言，就当仁不让地更加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毛泽东时代的真诚实践区别于空想的意义在于：在人们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空前突出重要时，个人的自觉协调是可以实现的。毛泽东领导的平民革命起于中国的百年屈辱之后，由于中华民族在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长期没有出路，整个社会存在一种哀兵之气，毛泽东得以驾轻就熟地因势利导成就中国特殊的革命进程和发展轨迹。这确实与经典的马列主义大不相同，也是毛泽东与苏共教条主义相区别的地方。

　　毛泽东的真诚实践对世界未来的意义在于：由于全球人均资源少，马克思自觉共产主义的基本物质前提消失，自觉的共产主义将不再可能；现实中可能的只有大同世界，即不自觉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在社会中需要对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安排，对无节制的个人欲望需要进行共同抑制。而且这种抑制不见得总是特别难以忍受，因为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和消耗，对人类生存环境的负面影响也急剧上升，人们逐步认识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适度发展将是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模式；而且对有限地球资源的争夺，也是没有理想解决方案的，和平的结果将会是全人类共同成为生态难民；战争的结果除非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否则就无法在已经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上释放足够的资源空间，而在今天进行种族灭绝战争又在核武器的参与之下，极为可能的结果是全人类的共同毁灭。由于竞争没有出路，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会相应上升，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政治制度有可能变成现实。由于不需要排斥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社会管理上的认同感会上升，制度和法律的维护成本会相应下降，系统化地排斥他人利益成为不必要，整体协调有可能替代秩序---制度（或者法治）模式。体制化迷信的三条腿，不仅是在逻辑上不能成立，而且在现实中也没有出路。

　　由于资源利用的负面效应和对有限资源的争夺没有前途，人们最终可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自觉，抑制精英主义的难度可能会有所降低，抑制精英主义的社会成本也可能会下降，从而毛泽东的大同世界（管制共产主义，社会需要时刻自觉地抑制精英主义）的现实可能性上升。但是考虑到中国两千年来精英主义反复走向极端化，最后遭遇农民起义的武器批判才进行周期性调整的事实；考虑到西方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仅仅几十年时间，新自由主义又迅速在西方崛起的事实；考虑到美国的消费主义者在拒签《京都议定书》之后，必然地要撕毁反导条约，并发誓要为进行“文明冲突”（大规模种族灭绝）的战争做准备，成为要排斥世界大多数人口生存机会的种族主义（一种特殊的精英主义）群体；我们显然也没有足够的理由盲目乐观，人类回家的路既危险又漫长，这期间中国人必须时刻警惕美国种族主义者的种族灭绝（文明冲突）倾向，今后争取世界和平的关键就在于遏止美国人规划的种族灭绝战争。如果美国人的种族灭绝战争不能成功，美国建立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发展模式和国家政治模式，就缺乏足够的资源空间得以顺利延续下去更不可能“长生不老”，那么体制化迷信破产的征兆在西方也会越来越明显，认识到其危害性的人会越来越多，历史上所有的荒谬理论最后都是在现实的决定性打击之下彻底破产的，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事实胜于雄辩”。还是毛泽东那句话既深刻又现实“一切骄傲自满的观点、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

　　二○○二年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