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有今日，与蔡元培先生所开创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现在谈起“兼容并包”或说“兼收并蓄”原则，已是世人尽知，在上个世纪早期，则是绝无仅有的事物。沈尹默回忆蔡元培时曾说：“蔡先生的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封建教育的某些传统，又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这些教育思想今日当然已成陈迹。但在“五四”运动之前，对推动当时旧中国的教育事业，开社会风气，似有一定的作用。”他又说，蔡先生曾云：“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可见蔡元培先生容纳百家的宽阔胸怀与他的深远目光有必然的联系。

　　一九一六年底，（有人说是一九一七年一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他演讲时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学观，从观念上摆脱了对官僚政治的依附。如果没有对传统教育思想的深刻了解，没有对西学的真实感受，只会空具貌似远大的目光，决然实行不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精英人物能够集聚在北京大学，是新的办学方针产生的结果。同时，辜鸿铭、刘师培、黄侃也能在北大任教，亦是“兼容并包”原则照耀下行进的人物。辜氏的“怪”是出了名的，蓄发梳辫，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张口子曰诗云。而刘氏，拥袁失败后留滞天津，被蔡先生聘为北大教授，因病不能高声演讲，只好以向学生散发讲义的方式授课，所编讲义颇受学生欢迎。在这里，知识分子获得了广阔的精神空间。“林蔡之争”时，蔡元培先生在答林琴南的信中说：“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正是具有了宏大的目光，才敞开了宽广的胸怀和巨大的理论勇气。

　　“爱”这个字眼儿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相当复杂，表现方式和目的如一团理不出头绪的丝线，让人看不清楚。比如这一个行为你说是“爱”的表现，我则可能把它划入“恨”的范围之内。你说那一种是“爱”，我却可以举出一大堆证据指为“恨”。历史上好多事情至今说不清楚，与这种复杂性有很大关系。蔡元培的行为虽不至于被人理解偏了，别人要学习着用于实际生活中，怕也不怎么容易。因为他的这种博大胸怀不是故意装出来给人看的，而是基于自身具有的学识和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他的目光，不是故作深邃状，而是丰厚的知识锻造的。没有这些，就不会有开明的思想，批判的思维和强大的创造力。“爱”不是那种浅薄、狭隘的“小爱”，而是创造了以“兼容并包”等为核心的“大爱”，这种爱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是非常需要的。在学术上每一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社会要鼓励各种方向的学术探索，从而丰富自己，壮大自己。如此，才会放开眼光，吸收世界各种文化先进的部分，最终使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