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或历史往往以某个大事件为标志

1871年，德国还是一个由39个诸侯分治的国家，其工业与英、法两国相比相当落后，可以说还未起步。而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就已具备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了。

1871年，普鲁士王朝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大业，开始参与世界工业化的进程。而按时间算起来，它与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的现代化几乎是同步的，历时不过百余年，且同样是受外来因素激发而成。可是，德国只用了40年的时间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急起只追，赶上了英法两个工业先进国。而中国却在内忧外患中一波三折、步履艰难。

1871年，对于德国，堪称是个划时代的统一年号。俾斯麦是专制的，但他以刚强和勇敢的个性使德国第一次克服了几百年来脉脉相成的分崩离析、小邦标立和各行其是的局面，摆脱了强邻的阴影与监护，并且获得了足以使其他大国畏惧的势力。俾斯麦的第二帝国使德国结束了分裂，走向现代化的新纪元。然而，不幸的是，此后又以现代化为驱动，节节膨胀，终使德国重陷新的分裂。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德皇下位逃居荷兰，通货膨胀漫无止境，失业人口高达600多万，还要负担巨额战争赔款，给整个民族刻下了无比痛苦的历史记忆。尔后就是历时15年即被夭折了的所谓“魏玛民主时期”。这一时期，政治上废止了君主立宪制，改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制。而民主的脚跟未稳，接着却冒出了希特勒的独裁，冒出了600万犹太人被杀，冒出了二战的爆发及再度战败，以至当年普鲁士王朝的领土被割让波兰、京都柏林和整个德国被各分东西。德国人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自遣自责之深，便也从另一方面鞭策着一向就有的民族骄傲而加倍工作，养成了接受“失败”的勇气而决不甘趴下，从而再度使德国经济迅速超过英法（仅次于美国），直到70年代另一个战败国日本赶上来后才屈尊第三。从1871年开始工业化直至1970年战后经济繁荣达到鼎盛而开始下滑的这百年间，德国之于整个世界，几乎从未安分过。好强悍，是德国人可歌可泣的民族性格之一。倘若它懦弱，便也肯定不会与整个人类的命运如此祸福与共了！

德国人好强悍，古已有之。漫游德国各地，许多古建筑前不乏雕塑和装饰图案等，其中多为鹰、狮、牛、马及肌肉强健的阳刚男性，而很少娇美的阴柔女姿。这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德国人性格中勇猛、不肯苟且和刚强的一面。特别是雄鹰，直接作为德国国徽图案的主体，就渊源而言，可追溯到12世纪统治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乃至更远。对于雄鹰的崇敬，德意志人是虔诚而深沉，以致奉其为“太阳之鸟”，认为只有它的眼睛才经得住太阳神的照射而可翱翔无阻。千百年来，雄鹰始终作为圣洁的神鸟，象征着德意志的强悍、有力量以及不停息的发展，成了德国人最乐于易于接受之物。1949年联邦德国诞生，选用国歌时曾发生过总统和总理之间的重大分歧，而在国徽问题上，几乎谁也不怀疑昔日共和国之鹰可重新作为新国家的象征。德国与邻国相比，有一个特点非常有趣，即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大都会——集中全民族公共生活的全国中心。柏林作为帝国首都只有80多年历史，与巴黎或伦敦那样的大都会不可比。二战后，德国人平静地把首都建在平静的波恩城——它似乎只对自己花园式的古朴清新有兴趣，从而使许多城市有了争夺或形成中心的机会：德国中央图书馆设在法兰克福，形成出版业中心；报社、杂志社最集中的是汉堡，遂为新闻报业中心；大多数剧院设在慕尼黑，又有很多民间演艺活动，故称“艺术中心”或“戏剧中心”；最主要的文学档案馆则在内卡河畔的小城马尔巴赫；还有科学院，分布在杜塞尔多夫、哥廷根、海德堡、美因兹等地……即使在两德统一后，不少人也不赞成未来首都柏林照搬巴黎或伦敦模式，“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中心，而且还应是奥林匹克比赛场地”，主张把首都的部分职能分成几个中心，如慕尼黑、法兰克福、汉堡等都可承担首都的部分职能。应当说，“多中心”固然有德国历史上小邦分治传统的影响，但主要还是为德国人好强争冠之心使然——精心维护各自的特色，同时又在共同追求民族的强大。这种“多中心”使得整个德国几乎没有文化荒凉的“边远落后地区”。不管是过去的专制君主们出于虚荣而把宫殿变成文化集聚之地，还是自信的市民想在他们的住所收藏艺术品和科学成果，今天的“多中心”则已成为德国人显示强盛之果的生活格局了。好强悍几乎是德意志民族的原始心性，令社会潮流如何浩荡多变，它都得以发扬光大，促使德国崛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位德国翻译甚至对我说：“我看你们北京太累了，什么都堆到北京去做，能不能分解一些功能呢？比如把武汉搞成经济中心、把西安搞成交通中心、把南京搞成文化中心、把上海和广州搞成商贸中心，也可把党政军主要机关搬到中国的地理中心兰州去，北京只保留文化古城、科学教育重镇的地位。这样就能更好地促进各地发展，使全中国更加均衡地强大起来。”其言当否，不敢妄论，但我确实感到了德国人是时时不忘如何强盛的。由此看去，或许会得到很多珍贵的历史启示！我曾去过德国名城考布伦茨，除慕尼黑看了造型气派的德国中央档案馆外，还专门踏勘了“德国之角”。“德国之角”是一块三角地，摩塞河从法国流入，三弯九转经此汇入莱茵河；而莱茵河则从瑞士流入，波浪滔滔到此携上摩塞河，交汇双双，同奔北海，感受很是新奇。站在三角地的河岸顶端，左顾摩塞之清净，右瞻莱茵之浑浊，第一次目睹河之界、河之交，神思也不由得随波远去，很觉得德国不俗、不凡，是欧洲的一块福地，好风水全给占了。德国雄踞欧洲中心，与九个国家接壤，贯通南欧、北欧、东欧、西欧，具有突出的地缘政治优势。再回头看那三角的上座落得宏伟建筑，如虎踞平川、龙盘大地，飞扬出雄风巨力，连同那在高高旗杆上迎风猎猎飘动黑红黄三色国旗（象征自由统一），真可谓威风凛凛。该建筑的宽大底座正中即雕着一头巨鹰，黑色的，作展翅腾空状，旁边环绕着几条大蛇，左右两端均镌刻了两尊人头巨像，粗犷遒劲，大有德意志的雄悍之气。感慨中，很使我想起黄河源头，想起遥远东方那曾经强盛过但也衰退过的大中华眼下是否也正处于历史发展的“河之界”、“河之交”。中国，应当是更强盛些的！

两千多年前，雅典人曾说过：强者做它能够做的事情，弱者则遭受必须遭受的痛苦。接触德国人，你甚至从他们的体魄上也会深信该民族之强悍。其体格真叫人羡慕，多半是个头高而结实，眼睛蓝而锐利；男的象男的，肩宽体壮；女的象女的，漂亮成熟，均长有一头棕发或金发，而且看上去都象“饲料鸡”，皮肤白而红嫩，但体力却是我们很少比得上的。青少年有足够的去处可放开玩，球场、游泳池和田径场等星罗棋布，连豆大的小孩也煞有介事地骑个小自行车满地窜，又吃得好，岂有不高大之理？朱自清《柏林》一文中也描写说，德国女人不象巴黎女人那么苗条，不象英国女人那么拘谨，但看上去有劲。据有人统计，如今在德国身高1.9米以上的男子已达50多万，身高1.8米以上的女子已达20多万，并且新一代德国人的身材还在变得更加高大。他们生机勃勃、充满幻想、肢体的健美和挺拔几近上帝可能给予的极限，似已成为今日德国引为自豪的生命象征。遗传因素、良好的营养、先进和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内容的丰富，甚至家庭爱抚与温情，都促使着德国人节节上长。特别是广泛的生气勃勃的体育活动使德国人能在积极参与中表现出对生活的勇气和乐观主义。在公认为最激烈的足球比赛中，德国人的表现总是傲视同群。德国队素有“世界足坛老牌劲旅”之誉，战绩辉煌，曾于1954年、1974年、1990年三度荣获世界杯冠军，充沛的体力和强悍的冲击型风格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影象。原西德6100万居民中几乎有三分之一人参加了6万个体育协会。连波恩总统府内的花园里也举行过残疾人体育运动会。积极的体育锻炼无疑能有效地强壮人们的体魄。在现代化社会生活中德国人普遍将身材高大者看作强者。因为他们往往是人生激烈竞争中的优胜者，并给人以敬畏之感。

有篇文章披露了美国匹兹堡大学著名经济心理学家依雷那.汉森.弗丽丝教授提出的一个研究报告，表明德国及许多西方大公司的高级经理和主管，其身高甚至与自己的薪金收入都有明显关联，凡比自己同行每高出1厘米者，其年平均收入就增多240美圆.我很难确定它的绝对性，但德国人对于身高体健的推崇则是无疑的。不少人类学家、医学家、生物学家还热衷于探索和求证身材高大的奥秘。权威的德国基尔大学汉斯.威尔姆.龙尔根教授大胆预测说：“人类身高持续增长的趋势将在下世纪2005年达到顶点并终止”。因为人体的生理解剖学成果证实了人类遗传因子的结构特点，“最终人体心脏由于无法承受巨大身高所需的能量，再也不能泵出足够的血液时，增长将最终停止”。教授的论断也许不容置疑，但我更信的是好强的德国人也肯定不会就此罢休。他们还会从思辨中泵出更多的血液来。他们那高大的而且还在不断高大的身躯上将永远地结构出“强悍”二字。我曾和一位德国朋友谈起他们的科尔总理说：常听见德国人对科尔总理有抱怨之声，对他的才华和能力颇多微词（“科尔”的意译是“白菜”，不少德国人由此讥评科尔总理叫“中国大白菜”），但他为何能连任几届总理，并且还在两德统一后的首次全德大选中获胜，当上第一任总理呢？其政治生涯何以能如此飞黄显赫呢？这位友人闻之而沉默不语，良久才说：“也许得益于他那1.93米的大高个头吧！”幽默也罢，大实话也罢，反正德国人那魁伟、高大、健壮的体魄（尤其是体质）是很使眼下的我们自愧弗如的。它甚至使我怀疑起平等的现实性和可行性。平等这东西不错，但许多不平等已是先天的或者与生俱有的，一般至于地域分布、资源差异，个别至于人种、性别等，连日照、温度、水质等都千差万别，自然和社会所给予的不同生存环境，还有传统、历史和家庭（包括家庭出身）等诸多影响，哪有可能使一切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人类从数千年战乱频频、纷争不绝中觉醒出“平等”二字来，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从状态而言，它更多地是作为号召、作为理想而存在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平等意识的实质是对强者、富有者的制约，它代表了弱小阶级（阶层、人们）对于利益分配的呼吁和抗争。因此，对于平等的认可，不在于真有平等可言，而在于可以提醒人们应当宽厚地来处理各种不平等。一般说来，任何个别（国家、地区乃至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势特点，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可以说是平等的。关键是能否让各个方面都自由地发挥优势。如果社会不创造让大家都充分发挥优势的氛围或者人为地压制他方或别人发挥优势，这就叫不平等，与当代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显然不相吻合，因此，应予以道义上的声讨。而中国人要强大、要顶天立地，又恰恰必须不断地从心理到生理、从内在到外在、从“面积”到“体积”、从“平方”到“立方”都更趋成熟，更为发展壮大才行，更善于发掘和发挥独特优势才行。

好强悍，也是德国人的实力所致。没有实力，何谈强悍？从历史上说，一些工业国家，比如英国，首先是由纺织业带动起来的，尔后才是钢铁、铁路、造船、机械等，这种发展模式虽不算太快，但互为连锁、有机，比较平衡，政府干预少，积累也不突出（英国还有广大的殖民地及世界市场、技术独占等优势，故直到一战前仍遥遥领先）。而德国则首先是由国家兴建铁路带动煤、钢铁、金属制造、化工、电气（重建时期主要是私人汽车的推广与普及）等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力度大、势头旺、起步之始就立足于政府参与而致力发展高积累的重工业。这一方面说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在德国有着年深日久的传统（后来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不偏废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在此也可以找到历史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也说明德国经济的强盛实力以及后来居上的世界地位几乎在工业化之初就已是注定了的（使之有了不同于英法等国的特征）。迅速发展起来的德国后来果然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其经济实力仅次于美日两国，是第二大债权国，特别是外贸额久居世界首位，被誉为“全球出口冠军”（原西德的劳动力人数只及美国的四分之一，但人均出口额是美国的4倍；而统一后的德国则已跃居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贸易国，国民经济中每3个马克就有一个马克是国际市场挣得的）；德国马克（原西德马克）也已取代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圆的国际储备货币。据专家们预测，10年之后，德国经济很可能超过日本而接近美国，成为西方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德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不应被奉作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唯一模式，而且它自身也在寻找不沉湎于旧有工业技术而在产业结构等方面有所突破的信息化道路，但它在相当程度上行之有效地壮大了德国的经济实力，并至今仍强烈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状况，这已是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功了。在德国，常使我惊叹不已的就是其高速公路。在那上头狂奔，不限速（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不限高速而限低速德国家），真让我从风弛电速中读出“强悍”二字来。德国的高速公路始建于20年代，希特勒时期发展迅猛（不少德国人对希特勒并非完全否定，便常以此为论据之一），质量要求很高（紧急情况时能起降军用飞机），故造价也高，以致德国人常说他们的高速公路是用5马克的硬币一个一个地铺出来的。到80年代末，原西德的高速公路密度已居全球之冠，特别是那些联邦级的路段路基坚厚，多为大颗粒状柏油路面，平整而防滑，质量尤为上乘。有时在暮色中上路，“万里夕阳垂地”，只见前头的车辆尾灯熠熠闪光，一辆接一辆，酷似钢板热轧景象，滚滚向前，蔚为壮观。可以说，到了德国，你即使什么也不看，只消上一上“高速”，也就足可明白什么叫德国、什么叫现代社会的节奏、什么叫实力或强悍了。纵车驰骋的迷人风采以及带来的快乐会使你终生难忘！

经济成就总是以勤奋、智慧、灵活和首创精神这样一些素质为基础的，其中当然也包括好强或自强不息。德国人绝对追求高质量、崇尚完善主义，对其产品习惯于持续改进，直至无可挑剔，这就是典型的好强之举。而好强通常与外向型连在一起。好强只有面向更广阔的世界才有施展之所。好强使德国在世界各地开设了161所歌德学院、550所德语学校和相应的文化机构，并每年向提供巨额奖学金，以扩大对外交流，树立国际形象。好强也终于使“一个新的、民主的德国把希特勒造成的那个被人轻视、遗弃的贱民状况远远地抛到后边，并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信任”。有位德国朋友介绍说：德国可说是“世界机器工厂”，生产的大型机械和精密仪器出口最多，其技术含量之大，哪是日本的家用电器产品之类能比的？还有一位德国人则说，德意志是超国界的、世界性的。比如每4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是德国血统的。德国后裔是美国人的最大族裔，约5790万。甚至还有向我炫耀他们是“啤酒冠军国”的，说德国人均饮酒140升之上，啤酒种类多达1200种，喝酒多，就有力量哩！言语间都明显含有德意志的骄傲。现在，确实有不少人害怕德国重犯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毛病。例如伦敦的《星期日电讯报》甚至把科尔总理与当年的希特勒相比较，尽管不是在道义上而是在固执方面；德国的《明星》画刊也以《喂，德国人》为题刊文提醒自己的同胞“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曾不止一次地把这个民族引入歧途。老毛病的症状又出现了……”但是，德国毕竟是个有实力的国家，德意志毕竟是个值得骄傲的民族。他们敢于开放地表现自己，不搞闭关锁国。德国虽然找不到象巴黎卢浮宫那样能代表德国民族精华的中心，但拥有各类博物馆、陈列馆约1500多个。特别是在擅长举办大型国际博览会方面举世闻名，被誉作“世界博览之冠”。据有人统计，近年来对市场起引导作用的世界专业性国际博览会中，就有90%以上是在德国举办的。汉诺威、杜塞尔多夫、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以及东部的莱比锡是德国的六大博览会主办地。莱比锡博览会有“世界博览会之母”之称，已有800多年历史；汉诺威博览会不过45岁，但声名日隆，号称“工业世界的奥运赛场”，每年有15000多参展者和200多万参观者，光展览场就达100多万平方米，属世界之最。此外，象柏林国际旅游博览会也是规模宏大的，每年总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前来参展，被称作“世界旅游界的奥林匹克”。德国成功地举办各种国际博览会，一方面反映出对外贸易是德国的经济命脉，德国经济与世界市场依托甚密；一方面也表明德国商界、经济界实力雄厚、眼界开阔，舍得投资博览业，反过来又在大进大出中使德国经济大受其惠。例如，世界闻名的德国萨拉曼德制鞋公司在西欧各国就有300多个专营鞋店的2500个销售网点，其皮鞋以品种齐全、款式多样、做工精细、外观漂亮而倍受顾客垂青。萨拉曼德人至少在两方面显示出强人之处，一是为保证皮鞋的高质量，不去一味地追求自动化生产。迄今为止，除了对38号女鞋和42号男鞋的大部分工序使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自动化线外，其余各种鞋更多的是手工制作，特别是定做的鞋主要由有经验的老鞋匠亲自动手，而且同样要进行严格的质量检查。公司认为，顾客们不会因为自己定制的鞋出自老工匠之手就会原谅质量问题，相反影响更坏；二是每年两次把世界流行的650多种男、女、童鞋收集起来，每种又选择10双不同号码的鞋，共计约5万多双，作为从世界市场捕捉的最新最全信息，然后细加分析，制订出自己的设计方略，再投入生产。这种直接面对国际市场的生产方式使其产品总是能战胜各种挑战，保持住名牌地位。确实，外向型强大的德国从不屑于搞市场割据，而是积极主张开放市场，是欧洲统一市场的最主要倡导者，因为德国很相信自己是强者，很相信自己的实力、产品和质量。他们的格言是：“要么没有，要么最好”。可以说，为了这个“最好”，德意志始终没有停止过奋斗，没敢懈怠过分毫。尽管这个“最好”也曾有病态的发展，导致过民族主义、泛德意志主义、纳粹主义等，然而，毕竟是它，始终凝聚着整个民族的力量和昂扬之气，即使在一次次失败、崩溃甚至毁灭之后，也能够筚路蓝缕，重振雄风，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发展民族经济，重建美好家园，从而展示出民族传统的优秀部分。这正如有一句名言所说：“德意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是强有力的，在好事上如此，在坏事上亦然。”

德国人好强悍，也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好竞争、不惧怕竞争上，尽管那竞争有时是曲折的、甚至是悲剧性的。从词源上说，“日耳曼”最早的含义就是“好斗的勇夫”。日耳曼部落的男人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萌芽阶段，就以强悍善战著称，其谋生手段主要是劫掠。公元5世纪，法兰克王国建立，统一到这个国家的民族之一就是讲德语的日耳曼人；公元911年，公爵康拉德一世未经罗马教皇加冕就自立为王，意味着法兰克王国的分裂，史学家习惯称此为德意志帝国的开始（即德意志第一帝国，我们习称的“德意志”也源自此）；此后，公元962年，就是懊托大帝的“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历时8世纪之久，屡经战乱与分裂，更锻炼了这个民族强悍的统一欲（包括侵略性和扩张欲等）。直至1871年俾斯麦铁血政策赢得威廉一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圆了“统一梦”后，德国的近代史也依然是一部统一与分裂交织的历史。他们对外主要与英国争夺“阳光下的土地”，登峰造极之时便是希特勒的所谓“德意志第三帝国”。他们总是这样那样地提出统一和民族主义这些紧迫的问题，从而“把历史机遇和历史地位让给了那些既是德国统一、又使德国专制、继而又把德国推想战争、最终又使德国分裂的‘英雄’”。统一是民族与民族、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而统一，对于德国而言，又未必就是革命和进步的结果。相反，在德国，任何具有民主性质和进步意义的革命，结果似乎都以酿就分裂与混乱而告终，而真正的统一和能够维系统一的，则多半恰恰是专制和反动，比如第二和第三帝国，而且其时都大大短于分裂的年头。所以，法国总统密特朗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德国在历史上还从未找到过自己真正的边界，因为德国人是经常处于活动和变化之中的人民。”但是，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德国人对于竞争的习惯却几近天然了。二战之中，德国人伤亡数百万人，损失了不计其数的物质财富和个人资产，整个民族在精神和社会特性上深受创伤，国家被劫难成白孔千疮和四分五裂。饥饿、贫困、断壁残垣、燃料匮乏是战后德国的真实写照。狂轰滥炸将工业设施特别是住宅区夷为平地，将交通要道全部摧毁。国家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大权全部落入美英法苏四大国之手，连市场物价也由他们掌握，食品配给制导致了黑市兴起，易货经济统治着市场。用首饰、地毯和集邮册可以换黄油、肉和烧酒，香烟一度成了秘密货币、成了支付手段。在1946~1949年那个冰冷严寒的冬天里，木柴和煤油成了最抢手的紧俏货。经济跌到了最低点。但是，从1948年开始，德国人在财富和资产上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却在德国的重新教育和改革的好处中意外地得到了补偿。它又一次证实了德国人的竞争之心未泯、竞争活力不减。在“经济恢复压倒一切”的口号下，碎裂了的民族之心又迅速愈合起来，激发出惯有的充沛精力、雄心和聪明才智，重新昂首于国际竞争舞台（德国经济的外向型特征显而易见）。时间、环境和人物的有利组合，加上意想不到的冷战的到来，使6000万幸存的德国人能够从惨败的历史最低点得以复活，并且在短短的一代人期间，就把自己的国家兴建成欧洲各国中最强盛和最有活力的经济“超级大国”。

路德维希.艾哈德，这位“社会市场经济”的鼻祖，曾经以十分欣喜的笔调对德国战后的这段复兴史作过精辟的论述，其书名就叫《来自竞争的繁荣》。他认为战后德国经济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德国人民在经济自由的原则下，充分发挥其创业精神和智慧才能而勇于竞争的结果。他指出，只有反对卡特尔、反对垄断，让竞争充分发挥作用，才能保证优胜劣汰，才能保证使消费者的需要按照最好的质量、最大的数量和适当的价格得到最充分的满足。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无愧于“社会”二字的健全的社会市场经济。前联邦德国著名政治家施特劳斯也说过,德国的未来不能用煤和钢来担保,成败取决于能否制造有竞争力的新商品。因此，有效地组织竞争并进而构成一种秩序，当是社会市场经济最成功之处。因为从竞争而至竞争秩序，实际上就意味着从市场经济跃迁到社会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比市场经济更表达出对人们的关怀），从蛮横的帝国扩张转向经济强国的悄然崛起。它不再只是军队和武器的较量，而是经济实力的比赛；它不再只地缘政治的概念,而是经济政治的表达;它使得废墟上的德国未发一枪一弹就令人意外地恢复了尊严和强悍，并成为世界进步的伙伴；它最终也使德国第一次用和平的方式于1990年实现了国家统一，尽管分裂了40多年的两德人民（特别是原东德人民）在总体上更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世界舆论（特别是邻国）也在总体上更是一种复杂难言的态度（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论及对德国统一的看法说：“德国自从在俾斯麦指挥下统一以来，总是以不可预料的方式，在侵略与自我怀疑之间动摇”；“德国人特征中的两个方面使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未来，德国人一方面会把事情做过头和放荡不羁，另一方面会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和实力”；“无论如何必须要考虑德国在本世纪内曾攻击和占领过它周围的邻国，将来只有苏联或者它的后继国家可以保证这种势力平衡”。现有的4万德国犹太人据说也相信，德国统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加上经济状况并非短期的不佳，可能导致对犹太人的古老偏见与憎恨死灰复燃。而克林顿则说，柏林墙现在只剩下小小的石头块，这些小石头块已成为自由对暴政取得历史性胜利的纪念品。但是，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也不管德国将如何作为，德意志这个精力充沛、从不停歇的民族毕竟以竞争有序的新姿态登上了阳光灿烂的经济高地。它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成功竞争，深刻揭示了德意志对于新奇的忘我追求和风华如炽，以及对于创业精神、现有智力、能力以及创造力的不断挑战，德国人是有危机感的。而这正是他们好强悍的另一种表达。德国《时代》周刊1993年2月5日就专门撰文评述了德国和日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情况，主张德国企业要应付日本的挑战，就必须进行改革，打破普鲁士人的等级制度，学习日本的生产管理方法，吸收新的成果。德国《法兰克福汇报》1993年11月9日也刊登一幅漫画，题目叫：“中国，后来居上”。画面是领奖台上，冠军日本摇晃着“出口”旗子，喜形于色；亚军美国左手负伤，鞋子破损，正回视冠军，满脸愠色；季军是包括德国在内的欧共体，右足“衰退”负伤，须持仗而立，惊异中仰视着巨人中国；已并列第三、镇静自若的中国即将跃登冠军席，并示意日本：且别太得意！这是对世界贸易形势包括中国地位的一种勾勒，其中对德国自身危机的存在显然也采取了认真态度。德国总理科尔最近在联邦会议发表演讲时，也以严厉的严词指出“德国人的独创精神和进取精神已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他要求全体公民对此严峻形势不可漠视，必须迎头赶上去。尽管德国近几年在世界最具竞争力国家排列表上的位序后移（从1992年的第二位跌至1993年的第五位），无疑有为两德统一所付出的巨大经济代价等因素，但德国领导人没有以此宽宥自己，而是及时向人民提出警醒，这种危机意识不正是好强悍、有力量的表现吗？德国人对于竞争的历史信仰和现实贯彻以及“来自竞争的繁荣”，再一次朴实无华地告诉我们：人在两个方面通常是不顾一切的，即生存与财富。

然而，最有权威评述德国人的大概还是德国人自己。有句德谚说：倘若停着不动，我便“生锈”。在柏林波茨坦大桥上铸有塑像的伦琴教授（X射线的发现者）也曾含义隽永地留下一句名言：“自豪是允许的，但不能自高自大。”

重秩序——在任何意义上，都可看作是德国人最显著、最深刻的一大特征。前述的习思辨、好强悍与之互为因果，倘要作出强调的话，那么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作用于秩序的。思辨，可说是对秩序的构想和设计；而强悍，则直接是秩序的组织和支撑了。正如有人说过：“秩序对于德国人的意义怎样形容都不会过分，秩序赛过半条命。因此时时、事事、处处都须按照规定，恪守秩序，丝毫不差。”（引自刘芳本、叶本度《德国情》343页）而德国人的最独特在于，无论这秩序是何导向或有无悲剧意味，他们都以自己的勤奋和认真去看重它、建设它，仿佛情有独钟一般。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柏林墙的兴废存亡了。可以在一夜之间（1961年8月13日）将它建起，这是出自冷战特殊需要的一种秩序，也可以在一夜之间（1989年11月9日）将它拆毁，这是结束冷战对峙而需重建的另一种秩序。

在德期间，秩序就象漫漫夜空中突然爆发的一道闪电，给了我最不可磨灭的深刻记忆。德国人重秩序，几乎时时能让你觉得他们是唯此独尊的。他们是最彻底规范化的民族，在秩序面前，均以“无一例外”为原则。一经法定或公认，人人都“一刀切”，必须自觉执行和维护。这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德国的高水平和高效率，尽管有时你会觉得它未免太机械。比如到银行或邮局办一个存折，手续就比较繁琐，要取证明、填表格……，往往得来回跑好几趟；体检时验血与透视，本可在同一个医院中完成，却偏偏分成两处；实习3个月后搞评估，竟花去整整两三天时间，列出上课规模、讲师水平及资格、教学方法、专业选择以及住房和学习条件包括饮食可能性、房东关系等30多个项目，让我们逐一采取打分、填表、画图等方式进行评估，其臃肿和庞杂不难想象，但你能说那不正是德国人的认真、德国人的可敬之处和可爱之处吗？德国人中午没有午休习惯，我曾就此请教过德国反垄断委员会的一位官员。他说：“其实，人的生理都差不多，午饭后我们也犯困，谁不乐意睡一会呢？只是工作节奏不允许、单位里也没有这种规矩罢了。所以，我们对付犯困的办法一般是喝杯咖啡或到户外透点新鲜空气提提神，但绝对不准关起门来打盹。这不雅观，也不合乎秩序要求。”末了，他还若有所思地强调了一句：“秩序这东西是惊动不得的。”在汉堡一家出版社实习时，我发现人事部门的总裁曼德尔先生中午很少去食堂用餐，尽管很优惠，而是到别的餐馆自个儿掏钱吃饭。后来一问，才知是为了躲个清净。他们的人事干部和我们的差不多，也是怕招事儿，怕引人注目，怕被有的雇员缠住不放以致没完没了。他说，“躲，不是个办法，但终究能‘秩序’一点吧？”为了秩序，他们就是这样不厌其烦甚至是不惜代价（包括个人利益）的。即令有些做法不免迂腐或呆板，他们也依然视其为秩序，且从严做来，一板一眼，决不苟且偷懒。文明本身往往就包含着一些对立面。我们岂有这样的资格仅因德国人在某些具体事例上存在的分寸问题（更因我们自身久已成性的杂乱无章、随意性和落后性）而对德国人普遍严守秩序和高度规范化的优良素质枉加否定呢？

在德国璀璨的历史文化宝库中，最为世人称道和公认的恐怕要数古典哲学和古典音乐了。而哲学和音乐是最适合造就秩序的东西——思维的秩序、时空想象的秩序以及社会和时代情感的秩序……1750年左右，德国相继诞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其中影响深远的就有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和音乐家巴赫、贝多芬等。他们都以自己的博大思想和辉煌杰作积极呼应由歌德、赫尔德和席勒等文学家兼思想家发起的狂飙突进运动，推波助澜而致力于德意志民族新精神的形成。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勇敢地号召人们冲决一切约束，争取个性和精神解放，在重构德国社会秩序和精神秩序方面硕果累累。德国古典哲学一充满日尔曼民族的严谨、彻底、深思和幻想精神为特征，而德国古典音乐也同样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民族气质、精神及灵魂。

康德哲学中对自在之物的承认、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承认（他认为呈现在人类认识中的全部自然景象都是智慧的主面结构）、对公民自由与永久和平等社会政治学说的一系列阐述，包括其早年提出的人类历史上最早打破形而上学枷锁的宇宙发展理论——星云假说（恩格斯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康德“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为人类发展地认识自身和认识世界开创了一种辨证的秩序。他的三部批判性名著《纯粹理性批判》、《实验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无不表现出高度思辨精神，以批判的处世态度探索新路。而黑格尔的哲学是号称体系的（体系的实质就是秩序），它集中体现了德意志人对于秩序的崇尚——力图从混乱的世界和人生中去追求永恒，拒不摆脱完美的诱惑。黑格尔的天才还在于他仿佛从诗那里获得了高贵的激情（他的《精神现象学》就被许多人公认是颇具诗意的），无可抑制地将平凡事物、纷然世界中的神圣之处透辟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最精华部分——辩证法。黑格尔对历史终点的理解，气势磅礴地宣称了僵化和静止思维以及由此构造出来的整个陈旧世界的死亡。他断言历史发展没有到顶，断言历史形态的完善性不是绝对的……他的辨证思维并不蹈空谈玄；就性格而言，他实如有人所说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散文式的巨人（而歌德是诗的人品，费希特则是戏剧式的）。他以其全部的教养和涵养（使人尚美的诗教、使人仁爱的礼教或宗教、使人从内心向往自由创造的心学以及自然科学、史学等），创造了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功绩，即“恢复了辨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恩格斯语）。他的哲学是对新秩序的礼赞，是对人类精神从混沌走向有序的批判的武器。

巴赫的音乐具有丰富的世俗情感和大胆革新精神，启蒙运动所给予的强烈冲动在其作品中显而易见。巴赫是6世纪以来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音乐的集大成者，其作品构思严密、感情内在、富于哲理，对欧洲近代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聆听他的作品（如《受难曲》、《创意曲集》等），由他奠基的近代奏鸣曲式的音乐秩序会使你深为沉浸，从中思考和感受生活中的一切。贝多芬是习惯以哲学家的意识去从事音乐创作的，他总是把音乐看作是对人的根本处境和基本状况的一种觉醒和表述，进而去寻求解脱之道和缓和残酷命运的捷径。贝多芬音乐是英雄豪气与哲人情怀的结合，有时也不无宗教的冥思气氛。他的作品勇于为共和理想而呐喊，时代气息浓郁，形式上也扩大了钢琴的表现力，扩大了交响曲直接反映社会变革的表现力（如《英雄交响曲》、《命运交响曲》、《悲怆奏鸣曲》、《热情奏鸣曲》、《黎明奏鸣曲》等）。我在古老的海德堡大学音乐厅里曾饶有兴趣地欣赏到一次以演奏海顿、韦伯和贝多芬作品为主的音乐会，就深感贝多芬就是与众不同，他把整个世界的秩序安排得如此紧凑、美妙丰富。他把世俗的人类情感都带给我们了，使我们很能理解他音乐世界里的全部力量、挣扎和抒怀。贝多芬爱好深远之思，几乎是无所顾忌地将这种个性心理特征深入音乐并作用于新的社会生活的，如他自己所说：“音乐应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发出火花。”所以，有人认为欣赏贝多芬的音乐不仅要用耳朵，而且还要用心灵，应当随同贝多芬一起思考，把自身的内外阅历、坎坷命运等统统放进去。“贝多芬和黑格尔都用各自的笔，以他们的意志、热情和横绝一世的才华，完成了某种英雄业绩，给世界带来了某些的不朽艺术秩序和哲学秩序。”

正是这样一些杰出人才率先对世界的旧有秩序提出了沉重的质疑，并带动出了整个19世纪直至二战前的一大批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如同闪闪耀眼的明星，重新结构了人类文化的无尽苍穹；同时，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民具有深厚的秩序观念和秩序意识，影响着德国乃至世界的生活运转。比如德国古典音乐，不仅给整个德国社会开辟了崭新的精神趣味和境界，（据说科尔总理就很爱听古典音乐，每天清晨总要选听一段才去上班），还源源不断地输入欧洲及世界各地，连美国这样一个极其讲究独立、首创的国家亦难抵挡它的浸染。前不久来华演出的费城交响乐团，创建与1900年，其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监全是德国人，几十年过去，新上任的第六任总监也是德国人。还有什么作用能比调整和改善人类生活的精神秩序和物质秩序更带根本性的呢？

德国人重秩序，有时恰是以秩序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对旧秩序的蔑视和破坏，本身就有重组秩序的内在要求。人类不可能在无序中生活，而德国似乎更不可以。引人深思的是德国在改变和冲击旧秩序中，首当其冲的往往是青年学生且席卷为一种社会运动，这也表明知识和勇气在德国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前述之思辨力量的动员作用。据迪特尔.拉普的《德意志史》记载，近百年来，至少有两次青年运动对德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次是19世纪末，一次是本世纪60年代。19世纪末，德国是威廉二世执政。当时，统一了国内经济发展很快，城市化也很快，但精神和文化生活比较传统。迅速提高的富裕生活多方面地导致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浅薄化，使人们过分重视物质的东西。敏感的年轻人首先对此提出了质问，并遂成青年运动。这是对僵化的传统形式和等级对立的有意识的抗议。为了反对大城市的生活，年轻人外出旅行，争取和人民及大自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他们的言行很快就获得了社会共鸣，以致体现为“时代的不满”。“这种不满乃是对技术和工业世界所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和无法克服由此而出现的社会和思想上紧张关系之间矛盾的反作用，是对资产阶级世界极其所宣布的理想进行反抗。进步令人怀疑。国家和社会以进步的名义，用一种无所不包的秩序约束每一个人，导致部分有才智的年轻人逃到非理性主义那里去寻找落身之所，并拒绝一切传统的权威。”这就是说，秩序的正常作用总是这样那样地受制于特定时空的；秩序一旦过于负累，便会自然地走向反面，从而否定自己。而且，对于旧制序的否定往往容易以过激的方式出现，所谓“矫枉过正”是也。德国哲学家保尔森就以切实体会分析过这一青年运动，写道：“长期的约束管教所引起的效果是：我们通过长期的训练和许多次的考试，通过公众舆论和私人训斥，通过总有那些翻来覆去永无休止的长篇大论的爱国节目，通过威胁和利诱等手段才体会的正确思想：对一切事物的——对历史的和政治的、对宗教的和道德的、对文学和语言的——正确思想，最后使我们感到这样枯燥乏味、无聊愚蠢和难以忍受，使我们把一切都撕下扔掉，扔掉那些正确的见解和古老的真理，扔掉那些传统的伟人和用旧了的圣物，最后把逻辑和道德也一扔了事，于是我们整个身心都沉醉在奇谈怪论的欢宴之中，庆贺那把一切价值都重新估价的盛大节日。”可见，青年运动在当时所激起的时代反响是巨大的，以致整个社会都“热衷于修改定论”，进行“一切价值的再估价”，秩序的作用与反作用又一次在习于思辨的德国人中确立了概念，弃旧图新进一步成了德国人信奉的行为准则。

而目睹过“急风暴雨”的我，读到这段史料，却说什么也摆脱不了那仿佛拂耳不远的红卫兵小将们“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噪闹之声的联想。历史能容忍这样的联想吗？发生在本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是以德国大学生为主体的。年轻一代的骚动体现为栽50年代和60年代的福利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普遍对社会不满、厌恶国家、反对传统和法定的某些政治原则。由于受美国民权运动反越战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的抗议运动迅速席卷德国上下，矛头几乎指向成年人的整个价值世界。有不少德国人还说，该运动当时也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凡北京发表一条“最新指示”（毛泽东语录），比如“教育要革命”等，这里的大学生就大有激动得上街游行的，极认为中国是当代人类的希望。他们甚至不赞成中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说“开门办学”这些做法不是很好吗？我听后不无惑然，但也相信世界无奇不有，糟粕精华、是非恩怨等原本就不是那么容易界定的。这场青年运动主张以个人的主观态度来对抗“客观的强制”，引导人们寻求人的温暖而不寻求极为死板的效率。反权威主义的旗帜再度举起，不仅仅是国家的权威，一切传统的权威如父母、教师和教授等均在对抗之列。要求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场青年运动中，年轻人情绪过激，直至不惜使用暴力。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从另一个方向唤起了全民对于传统权威的拷问和重新认识。人们越来越多地敢于抛弃那些过时的价值观了。这场青年运动在本质上与19世纪末的那一场异曲同工，只是冷战时期的严重压抑和世界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尖锐对立更容易激起年轻一代的不可忍受罢了。我曾听到不少德国朋友回忆过这段历史，褒多于贬，总的评价是没有青年运动对传统的强烈冲击，德国肯定不会象今天这般现代。而且，青年运动的产生也使社会得到了锻炼——锻炼了宽容、锻炼了多样化、锻炼了……

1945年10月19日,德国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曾经极其沉痛地承认：“我们给世界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曾被纳粹禁止写作的天主教作家施奈德也以德国人特有的思辨口吻和深刻性写道：“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阶段中，赎罪是唯一可能的态度，从而是这个民族的历史行为”。旅德期间，当我从有关史书中读到上述记载时，内心受到难以言说的震动。那似乎不是一般宗教劝诫。我感觉到在德意志人的心灵深处是始终有着“秩序”二字的，即使是在承担不可推卸的破坏性罪责之时，也能用诚实的赎罪态度去面向未来。这就决定了他们在被分裂成东、西两德后，居然分别都成了姓“社”和姓“资”两大阵营中的强手。历史就是这样有趣地表明，“尽管南为柑桔北为枳”，但德国人在特定范围内都肯定能搞到“极致”状态，而原东德与原西德经济实力和社会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实际差距，又进一步表明秩序本身的位差高低是非常之大的。我数次跨越柏林墙，在东、西两端静观默察，以西边之繁荣作参照，就很觉得作为与西德人同根同族的东德人，肯定是压抑着相当能量而未释放的。人在体制面前往往被异化成无可奈何。体制更多地具有超人和超意志的力量。体制本身就是一种秩序，要建设或破坏它，都必须有个人意志和时代意志的一致性才行。所谓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路德维希.艾哈德的个人意志很好地顺应时代需求（即时代意志）而推出的一种秩序。它给德国带来了一种新的规范要求：首先是保留并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竞争，将此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其次是国家制订“比赛规则”，使竞争健康进行，并从宏观上加以调节，尽量避免波动和危机；再次是通过保险、救济、补贴等来缓和私有制和竞争必然造成的不公平，以避免社会矛盾激化。这是一种宏观秩序，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一切社会力量（中央和地方政府、独立的联邦银行、工会、行业协会、立法部门、社会保障体系、咨询和监督机构等）投入共同建设的行列。它历经40多年而不衰，意味着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一个国家或政府是否高明，在我的理解中，就取决于它能否从特定的历史潮流中汲取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找出符合自己国情的宏观秩序模式。谁找到它,谁就找到了发展，同时也找到了稳定。

德国人重秩序，还突出地表现在法制观念上，因为只有法，才能从根本上规范秩序，并使之得到保障。有认认为，德国公民是全世界最自觉遵纪守法的公民，至少96%以上的德国人每个月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是去银行缴纳各种款项，国家根本不必监管。他们不仅有法，而且严格执法守法，立法之后绝对要求从严执法，不然，有法不依就可能比没法更糟——法规之下，仍然无法无天，岂不形同虚设，并让人怀疑隐藏着更大的欺骗吗？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德国早在1966年6月就制订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德国屡受动乱之苦，对稳定尤加珍惜，该法第1条就明确规定出经济政策的总方针，即联邦和各州应该通过各种经济的和财政的措施以达到总体经济的平衡。其目的就在于促进社会市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时保持币值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该法是在西方国家全面爆发经济危机时期制订的，又总结了多年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因此，带有很强的指导和预防性质；其法律主体主要是国家经济管理部门，宗旨是为经济活动创设稳定和适度增长的法制环境，并调整宏观经济关系。该法还从法律上赋予联邦政府更大的干预经济的权力。当出现影响经济稳定与增长的情况时，就不能再靠市场的自发作用来纠正失衡，也就是说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应运用金融政策、财税政策等予以调整。在该法出台前后，他们还制订了银行法、财政法、预算法等，严密配合，严格实施，从而维护了整个经济活动依法进行的良好秩序。有了法之“规矩”，方可得秩序之“方圆”！

还有一个现象也发人深省：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德国并没有必然地发生很多贪污、受贿和权钱交易等重大案件，相反，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去得到了有效控制，为什么？细究起来，恐怕一是健全的税收制度和家喻户晓的纳税意识培育了公职人员以服务社会为己任的敬业精神。在德国，常可看到一些公共场所贴有“我们是纳税人"的标语，可见公民的监督意识之强，对公职人员来说显然也是一种警示。二是公职人员行为准则的法制规范非常严密。这是最根本的。德国基本法中对国家公务员就有专门条款，还有联邦公务员法、公职人员处罚条例等专门法规，都严格规定国家公务员必须忠于职守、维护职业尊严、服从上级、不得罢工、收受礼品或礼金须经最高上级机关批准；对失职或渎职造成的损失，公务员必须负责赔偿等。三是实行多方面监督制度，即司法机关对公职人员违法乱纪事件的监督审理、公共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任何公民都有权对公共机关提出申诉。一旦接到申诉，公共机关的上级必须对其进行调查、审理）、联邦和地方议会等政权机构的检查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法制秩序保证了国家机器长年高效率、低支出地健康运转，也促进了公职人员树立尽职尽守的职业道德，并带动全社会发展现代文明。我在联邦卡特尔局实习时，所接触的官员就大多是克勤克俭的。他们不铺张，不讲排场，甚至还几个人合订一份报纸，论着看，需要时再掏钱复印，当然复印费比订报纸肯定要低廉得多。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经商……可说是现代德国人的一种自觉，他们甚至不惜法律太多太繁，也要将自己置于天网恢恢之下。他们从事各种文化、经济、商务活动，一般都很少将政府官员的言谈当作行为准则，而习惯于从法律法规上寻求依据。为了保证对内对外的复杂经营活动能有序进行，一般公司和企业还都设有专门的法律机构，如号称“德国经济旗舰”的西门子公司就有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法律部，光律师就多达25人。该公司在国外的每个工厂也都有法律顾问。法的健全和严密使德国社会生活颇得秩序之妙，并赋以理性支持，从而很是健康和稳定。

重秩序，不仅需要有理性支持（法制精神），也需要有情感呵护（社会自觉），而理性支持往往也是更深层次上的情感呵护。德国人中流行一句口头禅，叫做“一切都在秩序之中”（alles in Odnung）。他们对秩序的恪守，有时很容易被看作古板、呆板、死板或机械。有一则故事，说的是一天深夜某先生驱车赶路。在一个十字路口，自动信号灯正巧变红，尽管四周已无人影，那先生也照例刹车停住。但好半天，红灯还是不变，心急火燎中便下得车去，使劲摇那信号灯，嘴里还骂骂咧咧不停：“臭大粪，怎么还不变绿？”岂知那灯不巧失灵，任他如何忿忿然，也依旧红光四射。于是，又回到驾驶座上，竟干等到第二天清晨有人来修好为止。这个故事也许不无夸张，但德国人在遵守秩序方面的认真和严格也确实很少有其他民族能与之相比。每次从邻国旅行回来，即使不看路标，凭着直觉似乎也能判断是否已入德国境内，那高速公路两旁的林木管理、公用设施管理等就是与邻国不一样，就是要显得更规范、更有条理些：“小鹿牌”是提醒人们万一有鹿从林中窜出、冲上公路，须握紧方向盘，不要躲避，以免造成人身伤亡；防噪音板是严严实实的，说明这些路段附近有居住区……在德国，不用说那些商业区或居民生活区，就连那些自然保护区或山水游览地也很少杂乱无章的。那每一寸土地仿佛都已经德国人的双手而重新安排过了，而且总是安排到再恰当不过的地步。他们不容许干扰别人的生活，不容许破坏市容市貌。就是上年纪的老太太，要是看见你不小心走进明显划有标线的自行车道，说不定也会敲着拐棍示意你要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夜深之后，如果你的住处还有声音传出，那么也许在某个合适的时候你就会接到邻居或警察不同程度的“建议”，要你自我检点……德国人乍看有些冷漠，不苟言笑，实际上在严肃、理性的深处恰是一种极稳固的感情，一种钟爱秩序的真情。德国人对秩序分外爱惜，还特别表现在全社会都很重视规划、设计上。他们习惯于设计未来、规划未来，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讲究计划性，讲究预期。联邦卡特尔局的一位官员在我离开德国前告诉说，他将在两年后的某月某日到北京旅游。当时我只是将信将疑地应诺了一番。可事隔两年，他果然按预告日期携妻抵京。我在高兴之余，就只有惊叹了：德国人，真行！

德国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原西德面积仅是美国的四十分之一，而人口密度则为美国的10倍），每平方公里约245人，大部分集中住在城镇。经过五六十年代经济重建时期偏重商业和经济、忽略居住质量的弯路，现在的城市规划已充分考虑到培养良好生活秩序的需要：一是努力保留自然形成的城镇结构；二是使城镇中心地区充满活力（不再象以前的市中心那样商店一关门就不见人影了）；三是开设行人区，使汽车交通不再享有绝对优先权；四是合理利用土地植树栽花、培育草坪，不让楼堂馆所独占风流。德国的空地几乎全被绿色覆盖，很难看到裸露的黄土地，空气含尘量极小。这就使城建突出了人性，从规划之初就溶入了一种秩序要求。德国的乡镇、村落规划通常是以教堂及市场为中心，形成一个花瓣形的分布图。每一个乡镇、村落都有各自的风格和特点，相互之间依赖性较少而独立性较多。由于交通和邮电通讯日益方便，闭塞问题已不复存在，加上物质文化生活大有改善，特别是无多污染，因此，这些乡镇、村落已吸引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去那里“下乡”安家了。在德国，许多人酷爱设计——设计工艺、设计产品、设计各种各样的流程……青少年们还喜欢说“设计人生”。他们有一种共识，认为设计也是生产力，设计出质量、出效率，也出市场；设计也是广义上的规划和造型活动，是科学技术与审美文化的结合。它能导致物质生产活动或社会生活转化为特定的某种秩序。只有加强规划设计，才能将好创意付诸实现，并得到公众情感上的认可。所以，他们预测“今天的竞争在质量，明日的竞争在设计”。

事实上，设计对于德国人生活秩序的影响确实非同小可。只要留意，大之于交通网络、城市环境、公用设施，小之于各种具体产品等，你都能感受到精心设计的迹象。比如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机场是德国最大的国际航空港。人们在此可转机飞抵各州首府及许多国家，也可改乘火车或汽车。由候机大厅乘自动扶梯，就可到达地下的电车站台，乘电车直抵中心火车站。这就利用了空间和不同层次，使机场、电车站、火车站连成一条内部贯通的交通网络，保证了机场秩序的有条不紊。德国公共汽车的设计更有独到之处。停车之后，乘客从车内外都可开启车门，从而缓和了乘客上下车的急迫感。车内装有汽车行驶路线的电子显示板，可随时显示前方到站的名称，乘客若准备下车，可提前按动身边的键钮，“下站停车”的字样就会赫然显现。设计完善的车辆、周密的行车路线和准确的行车时刻，有利于人们养成生活的秩序感，无需争先恐后，更不必惊慌失措。可见，对设计的讲究，实质是对秩序的钟情。透过设计，能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时代的感情、愿望、尺度以及它的形式烙印。设计不仅仅是作为技术和造型发展的表面特征，而且是一种多层次的、非常综合的、常常也是极矛盾的文化现象。它甚至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是公众情感的引导和体现。不仅如此，德国的全民设计意识很强，实际上已作为一种设计文化铺衍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了。比如德国的家具店里虽然也有多种多样的成品出售，但更多的是长短不一、精细不一、方圆不一的各种已经加工好的木料。顾客买回后，大多是自己动手敲打成自个儿喜欢的各式家具。连女大学生也是自己设计自己制作简易暑假、写字台等。至于生日卡、圣诞礼物等，更是他们表现设计才华和动手能力的极好机会，很多人都愿意自己亲手制作，精致不一定，但肯定别致，拿他们的话说，就是“很乐于让自己看到，怎样才能完好地让一些零散的甚至零乱的东西按照个人意愿做出某种秩序来”。由于德国人在感情上都特别倾向于秩序，对创造秩序、维护秩序和遵守秩序很投入、很当一回事，所以，其社会管理水平、社会生活水平、社会文明水平在世界各国中傲笑群峰，就完全是题中应有之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