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秩序，必然周全、细密、严谨。挂一漏万或顾此失彼，肯定难以成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秩序也可看作是一种制约，看作一种完整或完满。在德国，你就能经常感到这个社会在运转上、结构上、层次上是非常周全、严密的，因而很有制约力、很有完整感。他们有分类意识，假日是假日，上班是上班，上班即“拼命地拼”，假日即“玩命地玩”，不象我们时有含混：上班不工作，假日非休息。分类清楚，就是对事物本质最明确的规定。什么不是什么，什么就是什么，不含糊，不超越，这就是一种层次感、空间感，一种秩序观。它是以高度文明以及由此而带动的普遍社会习惯为基点的。它是文化——文化可以哺育秩序；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秩序，表现为人的意识和观念的特定构架。有了明确分类，方能“分而治之”，有针对性地实行制约。比如，为了制约股份公司中和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或业务执行人不越权谋私、不玩忽职守，德国就明确规定竟业禁止义务。所谓竟业禁止义务是指董事或业务执行人不得从事与本公司营业性质相同的商业行为，不得自行处理与自身利益有关而可能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事务。以立法严谨而详尽著称于世的德国在《股份公司法》和《有限责任公司法》中对此均有严格表述，要求董事和业务执行人对公司中负有善管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即他们必须从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和细心管理公司的财产，对公司不得有虚假行为，不得为本人或他人的利益进行损害或有可能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这种规定具有强化制约的特色，对于建立完好的公司经营秩序，意义重大。秩序的周全和严密尤其表现在第三产业上，对此，德国人几乎做得“滴水不漏”、无所不包，仿佛时时处处都能让你体会到做人的尊贵和社会的关怀，感受到社会是一个整体，你就溶在这个整体中间。你不是要搞家庭投资吗？那么，资金市场上有足够多的投资媒介可供咨询。德国市场经济如此发达，但股票购买金额仅占家庭结余资金总额的5.6%。大量的资金投向是浩若烟海的保险、国库券、公司债券以及名目繁多的投资基金等。金融市场的“产品”之多，就象商品市场一样令人眼花缭乱。周全的多样化的投资媒介不仅为充分动员社会资金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缓冲股票投资所引起的副作用创造了条件，不至于发生类似我国深圳那样的股民骚乱。投资者可以对投资机构实行“优化组合”，大部分投向较为保险的各种基金和定息债券，小部分用于购买股票，形成了一种很有特色的家庭投资秩序。你不是要购物吗？那么，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商场或购物中心等待你去光临，关键就看“口袋”里的情况了。有豪华商场、有连锁商店、有Penny Market,Aldi这类所谓“穷人商店”、“便宜商店”。中国留学生去后一类较多，常可买回比其它商店便宜得多的大米、食用油、冻鸡肉等，做出美味中餐自得其乐，也算“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嘛！你不是要传递信息吗？那么，邮局、信箱有的是。哪怕在法定假日邮局关门，也不会耽误信息交往。如果不急，晚个把日子发送也无妨；如果真急，一是应赶前发，二是如来不及发，也可改打电话嘛！反正马路上到处都有电话亭，能轻而易举地拨通世界各地。社会高度发达，运转正常，既不影响工作，又不妨碍信息交流，何乐而不为？

凡事不留漏洞，均有补救、替代或替补办法，均有出路，这就叫制约、叫秩序。你不是要使用公共交通吗？那么，有多种车票可供选购。比如按时间分，可买到年票、季票、月票、周票、日票等；按地区分，可买到全国通用票、地区票或专线票等；按购者身份分，有团体票、家庭票、学生票或儿童票等；此外，还有来回票和避开高峰期乘车的优惠月票等，售价合理，票种多样，几乎人人都能按自己的实际情况买票乘车，好象这个社会早就如一位宽厚长者为你设计好了一切似的。在一些较大的火车站、汽车站或地铁站还设有问讯处，你可免费得到城市交通图、行车时刻表等，热情的服务员也会为你解答所提出的任何问题。有些火车站还经办轿车出租等业务，以便乘客到站后自己直接驾车继续旅行；有的乘客愿意自己携带轿车或自行车，火车站也允许，只需交纳一定的费用即可。有些大的火车站或地铁站除拥有一般性服务设施如邮局、旅馆、饭店、商场等，还设有行李存放处和洗澡间等，而且都是自动服务，将硬币投进去，门就自动开启，非常方便，这也省去许多口舌，可避免人际摩擦。德国的第三产业是随着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蓬勃兴盛的，而第三产业的发达则在更广泛和更深刻的意义上、在产品的效用上比第一、第二产业更具社会性，也就是说，更直接地表达出一种社会秩序来，表达出社会与个人间的相互关怀和相互着想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没有第三产业的配套发展，德国经济快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例如，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扩大，金融服务业如不相应跟上，许多大企业就无法生存；由于经营活动的全球化、复杂化和社会活动的多样化，保险业如不高度发达，正常的社会经济运行秩序就很难保证；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快了国民收入增长，旅游、文化娱乐业如不迅速发展，居民的消费结构就不易实现从商品需求型向服务需求型倾斜……第三产业宛如一张严密的网，每个孔眼上都透亮着“服务”二字。有些在我们国内想都不曾想过的行当，在德国却干得有声有色，例如专为初生婴儿洗尿布的公司、专为企业或机关迎送客人的公司、专为观众订购影剧院门票的公司等，林林总总，形形色色，渗透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以其出色的服务体现出德国生活秩序中惊人的周全性、周密性和周到性。难怪不少德国人也自称进入“服务型”社会了。

德国人重秩序，其境界之高莫过于“富而好礼”四个字。一般而言，富与好礼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但从各国情况看，物质生活发展而精神文明滞后或跃迁不高的状态亦非鲜见。一方面是峨冠博带、镶金镀银，一方面则脏词满嘴、举止粗野；一方面是民主平等、圆桌议政，一方面则互出拳脚、沦为蛮横；一方面是私囊饱鼓、民有巨富，一方面则环境脏乱、世风不振……诸如此类，在经济发达国家（地区）和拼力致富的发展中国家里均有存在，而后者似乎更为突出。我们的不少“大款”不也是集暴富于陋俗于一身，常“金”口“玉”牙间总是出言不礼或无礼的吗？德国很注重尊卑上下等级秩序，这一传统年深日久，而面对现代化商品经济的无情冲击和年轻一代近乎天然的抵触和反抗，这一方面吸收了当代社会倡行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内核，一方面又在调整各类社会关系中保留了全民的秩序观念。他们认为，尊卑上下是人类分工的自然汰选，在现代化社会中也是竞争的自然结果，它不断处于重组和变化之中，位卑者未必经久不尊，居上者未必永远不下。正是因为尊卑之分、上下之分，而且后头都有相应的利益支配，才能合乎情理地扶优限劣，策励人们积极向上。因此，在德国人看来，尊卑上下就是礼，就是秩序，而“富而好礼”就是其最理想的境界。

有位日本人曾撰文说，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尺度有三：经济富裕、时间充裕和空间宽余。按此标准，日本还算不上“生活大国”，特别是离“时间充裕”和“空间宽余”差距甚大。而德国就要好得多，不仅富有，而且工作时间少、住房面积大。日本全国平均每套住房面积只有79.3平方米，而德国则为93.8平方米。至于休闲时间，德国人不仅比日本人多出一大截，在整个“第一世界”里也是最充裕的。因此，称德国为“富”、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绝对无疑。然而，德国人的标码不止于此，他们不仅致富，而且不失“礼”，“为富”而非“不仁"，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德国有严密的法、高超的社会管理水平、发达的全民文化教育极其由此滋养出来的高素质，当然还有上述“习思辨”、“好强悍”等民族传统……这一切都极其逻辑地促进高水平的“富而好礼”，使德国社会的文明水准在发达国家中也堪称是最秩序化的。他们的社会实践也证明，市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同时也应是一定规模的道德经济。大雪还在飘忽，但清晨起来，走出门，竟能发现有些坡道上积雪已清，上面还均匀地撒了无数细小石粒，以免行人滑跌；课间，偶有学生发出几声咳嗽，老师闻之通常 不相识，也会道声“再见”，或还之以“谢谢"，也许这都没有任何具体意义，只是脱口而出而已，但它总比毫无表示要多一层礼貌，这不正是实在的意义吗？冬日，桥上风大，有关单位则在冬至前便细加安排，在两边栏杆上修起了结实的挡风牌，好为过客祛寒；步入百货商场，里头那典雅的装潢、巧妙的布局、柔和的组合灯光，再加上不时播送的背景音乐等，使人犹如置身于艺术殿堂，特别是营业员彬彬有礼的举止和友善的微笑，更使人无形中提升了自身的价值。“顾客是上帝”在此不再是什么空洞的说教，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了；晚间，店门关闭，但玻璃橱窗大多亮着各色彩灯，恍如白昼，依然保持着太阳底下少有的那般姿态，夜色降临并不能使之与行人间的关系蒙上黑暗；双胞胎的比例总极少吧？但少归少，也不能老让他们的母亲抱着上街的，于是，就有厂家商店专门为其制售双座小推车了。当我们看见那些年轻的妈妈推着小宝宝轻盈自如地或购物或穿行时，能不感到这个社会对消费的尊重、对人的需求的尊重吗？购物之后，就厂商而言，并不意味着对顾客的服务已经终结。“何物最关情”？维修是也。德国各种工业品都有保修期，短则半年，长则3年，有的打火机售价才4马克，但保修期则有两年。在保修期内，只要不属人为损坏，顾客均可凭保修单直接到供货单位修理或更换。路远的还可邮寄，大件商品也可打电话同厂商维修部联系，约时上门维修。这种服务可说是“富”与“好礼”有机相溶的典型体现了。意义往往是由特定时空决定的，踩椅子不文明，可是此地干净，在大学课堂听课，迟到者就踩着椅子往里坐，周围的人并不觉得这不文明。他们倒是十分注意不出声，因为噪音和不必要的声响会扰乱德国人特有的秩序感。他们对安静有特别的要求。而噪音和大声叫唤在我们这里却相当寻常了。这就是差异。

我特别难忘有一次到海德堡市立图书馆购买处理书籍的情景：旧书均按一定的分类分别装在大小不等的纸板箱里。人们在那里选购，除了叭啦叭啦的翻书声外，几乎就听不见其它叫嚷声或嘈杂声了。几百人的地方，只有那翻书声如波似浪，单纯而紧张，于我听来，颇感几分神圣。我顿时觉得文明有着比兵器、武夫之类更大的震慑力，觉得德意志真了不得：富而好礼，绝对是一种习性哟！对秩序没有高度敏感民族，怎可能拥有它？而今，两德统一了，德国正处于特殊的“磨合”时期。原东德从宪法到交通规则一概废除，议会、政府、军队都被取消或接管，过去的体制全部打破，所有秩序都移用德国西部的。这当然是一个重组与溶合过程。但东部人从原有的制度秩序转到另一种俨然不同的制度秩序中生活，出乎意料地第一次感到了市场经济给予的压力，使部分人不免对过去的岁月多有依恋，以致有人甚至主张恢复柏林墙。这从感情上说不难理解；而且，把两个分裂40多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上都有巨大差别的国家合并到一起，并最终冲毁心灵上的围墙，其代价和困难也注定是巨大的。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终究平静地接受着社会制度的转轨，适应着新的生活秩序。这个不容漠视的现实，除了表明统一确系德国人民自己选择之外，也在更深的意义上揭示了德国人对秩序的珍重。深刻的秩序观使得他们即使在新旧交替时期也十分懂得如何维护和遵守不可或缺的应有秩序，甚至勿论习惯与否、适应与否。德国人在任何制度下，都可以比同一制度下的其他民族表现得更规范、更出色、更有秩序性。统一后的德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与调整，也一定会在“富而好礼”方面发扬光大，并为全人类提供更多的新鲜经验。

德国奉行私有制，但私有制并非必然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成风。公有制喜欢讲“个人服从社会”，但结果是个人常与社会持对立态度，似乎并不十分爱戴和维护这个社会；而一些发达国家讲究“社会尊重个人”，反而大多数个人都与社会保持和谐，采取合作的态度。这种公私倒置现象实在耐人寻味。从全球看，搞私有制的国家有100多个，大部分搞得不太好，但也有搞得比较成功的，德国即其中之一。它的社会实践证明，成功的私有制甚至可以比有些蹩脚的公有制更能引导人关心社会、关心他人。为了利己，必须利人——这在客观上依然可以凝聚或造福一个社会，而且更具有原动力或刺激性。私有制也并非就是都自成一统，与他人与社会隔绝。恰恰相反，成功的私有制似乎更认可人的社会性，强化人的结社要求。德国的自发社团、协会等多如牛毛，有三个人就可申请成立一个协会，几乎每个成年人都可能加入若干个协会。闻名德国的一件趣闻是，几年前有位下萨克森州的农民移居国外，办理手续时竟然发现他已加入33个协会。据有关资料，原西德公民中组成或加入体育协会的最多；光歌唱协会，就有14500多个；射击、集邮、养狗、信鸽爱好者和“家乡之友”（研究本地历史、关心自然环境者）以及小花园主等组织的各类协会已达几千个。协会的宗旨大多是为了联谊和交际、培养共同爱好、消遣与学习等。我曾去曼海姆参加过一个机械协会的聚会，会员不过四五十人，但非常隆重，都戴一式的会帽、绶带和正式礼服，主要内容是喝酒、唱会歌和聊天，这个协会已成立98年。有位会员自觉年事已高，便介绍儿子前来“接班”参加；有位老人已届83岁，居住在500公里以外的北德，也风尘仆仆赶来，而且唱会歌比谁都认真、虔诚，作为聚会者中年龄最大的长者，他接受了协会正式馈赠的美酒一瓶。该协会要求会员每年交58马克左右的会费，也规定会员间要相互帮助（比如介绍工作等）。这类聚会的特殊气氛，很使我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奇妙结合以及人的本真要求。看来，人的集群需求总要在一定时候以一定方式表现出来的，不管你是什么制度。在私有制社会里，结社更是人们对私人活动支配中的个体方式所作出的必要补充和调剂。它有利于润滑人际关系，实现“富而好礼”的至善至美。德国的劳资双方多为伙伴关系而非对立关系，工人很少罢工游行；德国人之间和睦相处，从上至下求同存异，在取得社会和谐的同时，还享有极大的个人自由及选择（德国工人每年比日本工人少工作450小时，比美国工人少工作200小时。其享受的假期是工业化国家中最长的。不仅如此，其工资也是世界上作高的）；德国社会以人为中心，可以说，人的需求到哪里，哪里就有社会的周到关怀。比如在一些上坡道，有台阶供健康人走，也有平整的斜坡供残疾人驾驶轮椅通行。自行车专用道在十字路口处通常也被有意削去路面高差，以免行驶自行车时发生颠荡或被迫下车推着走；人际间相互信赖，私人电话多半公开，连公共电话亭里那几大本厚厚的查寻簿上也多半能找到你要找的私宅地址及电话号码。这实际是一种心地的公开，是人际关系的透明。它有助于加快节奏：不用隐藏什么，便也可尽快地表达什么；公开了，也就淡化了相互间的神秘与隔膜……这些都表明这个私有制国家并不见得有多么“私”的——这就是德国社会的成熟。

德国人重秩序，还带有很强的世界性。他们怀抱世界主义的理想，常常是站在世界的平面上来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他们密切关注德意志民族之外的大千世界，其热忱和兴趣决不亚于对本民族内部事物的料理。他们的使命感往往不可抑制地表现为要对全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上。他们是一个总想给我们这赖以生存的整个星球做出点什么以致不惜悲风吹泪的民族。他们从残阳乱鸦、马嘶人起中走来，始终深怀“笑谈独在千峰上”的豪情。他们力促国际化，以自己卓越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参与了新一轮国际化潮流的翻卷而来——它不同于近百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以“引进来”（即学习外来文明借以改变本国面貌）为特征的前一轮国际化潮流，而是积极主张“走出去”，模糊边界意义，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开拓同别人共同生活的道路，以全世界为舞台，到别的国家办厂、开公司、设立研究所、耕种土地、建设住房等。在这次新的国际化潮流中，德国未动一兵一卒就作为强国而凯旋，直至眼下正力争跻身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德国人面对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国境已经开放、全球性市场正在出现、人们的生活范围和生活空间已扩大到整个环球的各个角落这一新格局，除了仍然具有作为德国公民的意识之外，已逐步确立起了世界公民的意识。特别是长期对峙的两德竟然梦想成真地在勃兰登堡前的满天礼花中实现和平统一后，不少德国人特别是政治家们更意识到：“统一的德国在地理以及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份量都增加了。过去和现在相比更不能忘记全球的任务，不能忘记特别影响到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忧虑——饥饿、贫困和对 "全球的环境灾难、越过国界和洲界的战争、涌入北方富国的难民潮以及世界范围的毒品犯罪，都使我们日益清楚地看到，我们是不可能与外界隔绝的，我们大家都坐在同一条船上，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发展政策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对于作为主要工业国和最富有国家之一的我们来说，利用我们的份量在国与国之间的以及跨国机构内的发展合作中为发展中国家作更大的努力，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德国政府还要求议会修改宪法，放松对武装部队的限制，以便在动用联合国或欧共体军队平息某些冲突时可派德国军队参加。他们认为，象德国这样幅员辽阔、具有政治重要性以及经济实力的国家不能无限期地只作一种国际秩序的受益国，而必须积极地参与。科尔总理在两德统一后不久，即1990年11月6日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阐述说：“德国的统一是德国人与其朋友、伙伴和东西方邻国一道实现的。过去40多年，使德国西部、特别是西柏林人民生活在和平自由环境里的主要因素是美、英、法三国支持的结果。这两个事实要求德国对欧洲一体化、对进一步发展大西洋两岸关系采取积极态度。因此，德国未来的任务是为建立统一的欧洲发挥积极作用。这一点与德国实现民族自决、统一和自由是相辅相成的”。德国人就是这样心系欧洲、心系天下的，他们常常情不自禁地将自身的“份量”与“国际秩序”结合起来，他们不仅统一了德国，而且还在统一欧洲，并自信应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责任，正如联邦国防军大学政治教授克里斯蒂安.哈克以典型的德国人口吻所说：“加入西方联盟和大西洋文明表明，联邦共和国已经成了世界政治中一种可测度的因素。如果说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是冷战戏剧性的象征的话，那么，统一的德国已经成为打开自由欧洲未来的钥匙”。对于国际事务、国际秩序的高度责任感已使德国人越来越乐意在各方面都跃跃欲试了。他们以新的胆量，出台了不少令欧洲伙伴们“血压升高”的新外交政策，以致被形象地称为：“德国人又把鞭子抽得劈啪作响了”。

然而，德国人刻意进行秩序重建的当今国际社会也的确未必是那么“秩序”，至少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尚有许多背离。冷战的结束，宣告了“姓资”与“姓社”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间的严重对垒已基本改变，代之而起的则是无休止的地区争端、局部冲突和民族纠纷等。战乱的火种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完全熄灭。本可作为推动世界走向一体化的两个基本概念，即民主化和市场经济化，反而在相当程度上开始产生分裂世界的作用了。这或许是一个过渡现象，然而却是当初对结束冷战拊掌称快的善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特别是灰飞烟灭不久的海湾战争使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受到了突如其来的重大考验。当代国际究竟应如何重建或维持冷战结构解体后的国际秩序？怎样拯救世界于统一与分裂的十字路口？由此便引起了世界各路政要、才俊人物的寻思不已。人们认为，历史舞台上的戏码已于瞬息之间由“军事争霸战”变成了“经济争霸战”。新的世界经济正在酝酿另一套规则，使未来世纪成为一场“王者之争”即“王对王”的角逐，参赛的巨头以美、日、德等强国为代表，互利竟存，从而形成全球最强势的几个经济体，但最后的赢家是谁？那就得看经济战场的波诡云谲了。然而，致使人们伤脑筋的是当代国际社会普遍陷入了严重的“精神贫穷”。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一边是物质贫穷，一边是精神贫穷；即使是物质上很富有的国家，也难免为严重的精神贫穷问题所困扰。而西方国家与日俱增的“社会病态”和“道德困境”，则超前地昭示了人们信念强度渐次疲软的世界性趋势。对此，法国作家莫罗阿曾以万分惆怅的口吻说道：“若将人类的行为加以考察，便可感到一种苦闷无能的情操。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群众犯了一桩巨大的谬误，而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谬误的行动的影响”。据有关资料分析，所谓“精神贫穷”症是由3个“大时代”交叉感染而成的：一是旧世界负面因素遗传的恶性膨胀，诸如赌博、吸毒、迷信等；二是现代垄断资本“制导作用”的社会效应，诸如放荡、厌倦政治、追逐金钱、扩张极端个人主义、家庭分化等；三是高技术的“综合技术压迫症”，诸如恐惧、压抑以及由心理紧张触发的多种病症。三者合流，造成物质与精神断裂，引发心理与行为变异，重创着人们的信念价值体系，致使人们在高物质面前倒向享乐，在高技术面前滑向愚昧。国际专家强调，这是笼罩未来世界的阴影。而德国自身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如何防止国际性“精神病毒”浸染的问题。新纳粹势力的抬头（拟建军事性的“国家突击队”等），使得“对外国人进行滋扰又成为文雅的事情了”，极端排外主义的严重发展，导致直接针对外国人的暴力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突出，这一方面威胁着德国的出口贸易，另一方面又妨碍着外商来德（主要是东部地区）投资；吸毒、贩毒日趋严重，长期吸毒者每年新增1万多，吸毒致死者每年达2000多人，贩毒者近年猛增约3倍；以维护东部人利益为宗旨的“聚集运动”（定名为“争取公正委员会”）的成立，被舆论看作是激化东西部公民间的矛盾，加大内部统一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并危及“从心理上分裂统一的德国”；无家可归者、生活贫困者骤增，目前已达400多万，以致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一位副主席吃惊地说：“在富裕的联邦共和国，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穷人”；劳资关系恶化，久违的罢工风潮迭起，1992年4月下旬全国范围内发生大罢工，其规模和延续时间（11天）为18年来所仅有；素有“狐狸”之称的老外长根舍辞职，被认为是“离开一条下沉的船”，是德国政府危机的集中表现……而即使在两德统一前，秩序化的德国也并非绝无社会问题的困扰。比如贫困化、外籍人士受歧视、不少青少年思想空虚等。我在波恩到科隆的快车上，就曾看见过几个象中学生的德国男孩居然相互抛掷避孕套，恶作剧地寻开心，而且大庭广众下如此举动也似无半点不好意思。我当时惊讶极了，很不可思议那车窗外美艳动人的莱茵景色怎么可能与车厢内的荒唐无稽同时兼容？！而“光头党”、“朋克”团伙在柏林“裤裆街”等地摇来晃去，惹是生非，让行人不寒而栗，不正是他们心灵失衡、精神空虚或曰“精神贫穷”的一种写照吗？

当然，德国人终究是德国人，或许他们更乐意在种种问题或困难面前表现英雄本色而让人信服。他们的重秩序（连同习思辨、好强悍等），使之总能面对难题而有淋漓尽致的良好发挥。他们反应迅速，出招有力，以有序对无序，以新秩序抗压非秩序，不断制造着新奇。1991年6月，重约6吨的243亿西马克个人支票和纸币被义无返顾地运往原东德的各个银行——西德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缔结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迈出了非常实际的第一步；1991年10月1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纽约签署了终止战胜国对柏林和德国权利的文件，使德国重获完全主权，美国前总统布什说：“那些大笔的挥动宣告了一个不和与分裂的时代的结束”；面临迅速蔓延的“褐色恐怖”，即气焰嚣张、仇视外国人的极右势力，联邦政府以法律武器反仇外，他们还特别把希望寄托在教育措施上，动员民众要学会与外籍人和睦相处；历时3年多，原东德13000多家国有企业经过清理、整顿、转让、合并与关闭，已基本完成向私有企业的体制转换；整个德国经济开始回升，出现“有限增长”；德国的宝马汽车公司最近收购了英国最大的汽车厂罗弗公司；而德国东部人，据柏林——勃兰登堡社会研究所抽样调查，对现状表示满意的已明显增长。“尽管失业增加。仍有46%的东部人对自己的发展和生活感到满意。感到部分满意的占43%。不满意的人数由1990年17%降到12%......"这些信息都表明，德意志不可能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民族。他们也不可能对凌乱或混乱秩序袖手旁观。他们总试图牵着时代的手，踏过坎坷而走向云霓灿烂、和祥如春……

不必对德国现阶段中的某些不尽如人意怀抱阴暗的幸灾乐祸之心，如同不必因德国的文明和先进而一概漠视其负面一样。

在一定时期内，这个统一了的国家仍将不易摆脱曾夺去600万犹太人生命的大屠杀和曾残害50万吉卜赛人生命的大屠杀的折磨。一个民族的历史是难以割裂的：只要人们不为希特勒感到惭愧，人们就难以为歌德感到自豪。

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历史时期。在此时期，当一些计划经济国家正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大大放开经济的时候，那些高度工业化、市场化的国家却普遍处于困境之中，并在恢复国内经济的各种努力上纠缠不休、举步维艰。而德国能否成为一个特例呢？德国不该是过往岁月的原版复制了。它不应被民族统一的负担所压垮，而应充分利用好时代赐予的良机和激励！

人类心灵中永远有一些疑问是无法摆脱的。然而，无论如何，奔来眼底的历史和现实已令我信服：德意志，成也豪强，败也豪强！过去、现在和将来一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