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社会，包括最先进最发达的社会都会有突发事件，但是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却各有不同。有的第一时间报道，有的是捂住、堵住、盖住，反而导致对国家形象的损害。

　　我们的传统是，神化社会主义形象，好象社会里都是光明的事情，对社会的阴暗面采取尽量不报道的方式。其实阳光与阴暗是事物的两面，有好就有坏。“主流是好的，问题是枝节”，报喜不报忧，报忧多了会影响政府的权威，怕影响稳定。这就是我们的思维定势。即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突发事件有所报道，也一定要在统一口径的匡定下报道。西方记者把我们这种做法叫作“秘密主义”。

　　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到重庆采访，我所在的办公室全程陪同。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但是隔了一段时间，那位外国记者登了一张照片：在一家医院，毛主席的石膏塑像被放在一堆垃圾里。那位别有用心的记者写道：“毛泽东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为此我们受到了上级的批评。一方面，我们需要对外宣传；另一方面，外国记者从来不会在你划定的轨道上行走，他们都是要来揭露你的问题。这种错位时常弄出一些宣传事件，使我们这些外宣干部一接触到外国记者就惴惴不安，不知道他们会整出什么事来。

　　一九九三年，重庆市政府邀请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主要是为重庆赴港招商造舆论。记者要来的那几天，重庆江北机场因为征地遗留问题，农民上街示威，如果万一被这几个记者拍下来，我这个陪同简直无法向组织交代。我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法：拿一个车接人，拿一个车接设备，搞了个人车分离。结果，记者发现了示威的农民，但是装设备的车已疾驰而去，一个大新闻在众记者的眼皮底下溜走了。采访之中，我的上级打电话来叮嘱：一定要把记者拖到深夜才让他们回酒店。因为记者所住的酒店对面就是市政府，那帮农民又在政府门口静坐。我使出浑身解数，又是喝酒，又是烫火锅，拖延时间，记者完全被蒙在鼓里，我光荣地完成了任务。临上飞机前港记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骂我：你这个嬉皮笑脸的人，最坏！

　　“反动的记者”说我“坏”，在我们单位看来那就是好了，我为自己想出来的招而得意。直到今天，类似政府部门这样对付记者的事，也屡见不鲜。也是在那几年，我因工作需要收听BBC 广播，驻京记者有个叫格雷希的，她的采访受到一些限制，她感叹：有那么多人力物力限制我们采访，把它投入到实际工作中间，那社会的问题不是就更少了吗？

　　我也参加过制定“口径”的工作，一遇到突发事件，宣传部门一般会布置一个报道方向，也就是口径。口径一般是把大事说小，或者领导及时到场抢险，人心稳定等等。而且，要找到一些好人好事，把悲歌当颂歌来完成，以冲淡突发事件的影响。当然，最坏的事情都不会说，比如，重庆綦江塌桥，报纸通篇讲述救人的事，只字不提武警战士在桥上跑步的事情。正是这种口径，这种报道方式，造就了经常揭露中国阴暗面的美国之音收听率节节攀升，把自己的听众拱手相让。

　　千岛湖事件可以说导致了突发事件报道方式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浙江千岛湖一船台湾游客，被歹徒抢劫焚烧，有关部门尽量堵住报道。台湾记者装扮成家属，到现场哭天抢地，披麻戴孝，实际上是在采访，有的偷拍，有的甚至可能还窃听了处置这一事件的指挥部的通话，这些“家属”今天消失一个，明天不见一个，把所见所闻捅到媒体上。李登辉借此抹黑大陆，骂大陆是“土匪”。一个刑事案件，炒成了一个损害两岸关系的政治事件。

　　千岛湖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对突发事件有了某些松动，对有可能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的突发事件，会在第一时间报道。比如，有一个叫陈斌的，劫持飞机到台湾，过去这种事，飞机还没落地，台湾中央社就会发消息。这一次，飞机还没落地，新华社就发了消息。

　　都市报的崛起，也突破了突发新闻的报道方式。凡是能归入社会新闻的突发事件，一般都会被吃社会新闻饭的都市报捅出来，而且有些新闻都是都市报报道之后才被政府知道的。海外媒体往往从这些报纸抄消息，让海外的记者捡了大便宜。单一事件的报道，已被突破，但对社会稳定有影响的群体事件，各类媒体还是不会触及，仍然只是外国记者报道的专利。

　　在网络时代，媒体生态发生了变化，任何坏消息，其实都无法控制。大多数记者都是惟恐天下不乱，没有大新闻发生，记者会很寂寞。报道负面的东西总是比报道正面的东西读者多，海外记者因为媒体的利益或者职业的敏感的驱使，总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采访到新闻。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堵是堵不住的，与其堵不如主动出击，切不可出现资讯真空，一旦出现资讯真空，各种谣言、不公正的东西，便会大行其道，因为受众的心理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西方媒体因为新闻价值观不一样，不只是对中国，对本国的事物赞扬得也很少。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容易对中国产生误读，有学者称之为“妖魔化中国”，其实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从单一事件来讲，外国记者也是尽量要追求真实，他们也有第三方求证的传统，但是他们的评论偏于用民主、人权的观念看待中国。

　　最近有一个以前对中国不太友好的记者，为中国说了不少好话，他对中国看法的转变很值得分析。《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八九年来到中国，用人权、民主的理念看待中国，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一个农民被村长打了，都会成为他的报道对象，对中国哪有什么客观、公正、平衡，非常情绪化。他和他的夫人写的《中国的觉醒》实际上就是中国人权的缩影。他当时的报道可以说是妖魔化中国，有的财团深受他的影响，迟迟不敢在中国投资。最近有报道说，纪思道呼吁八国峰会应该加入中国，应该是九国峰会。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越来越负责任的有前途的国家。他既非中国的敌人也非中国的朋友，何以思想有如此变化？经过近十年的观察比较湖北山区农村的变化，他感受到了中国的进步。这也是他思想变化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让外国记者多接触中国社会，我们也可以试图影响他们。但也不要期望他们都说你的好话。我们与他们交往，要有大国的心态，不必太拘泥于一人一事的真伪。让他们感受今日中国的变化，达到整体的客观就足矣。毕竟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认同人权，社会越来越有人文关怀，越来越发达、进步、富足。因此，与其限制他们，不如主动与他们交朋友。当然，整体客观也是一个过程。有的外国记者在中国多年，对中国越来越有好感，但是他写出来的文章却不太友好。这种情况常常是编辑部迎合反共反华势力的惯性使然。

　　透明总比不透明好，突发事件的报道应该形成制度，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部分，这也是与时俱进的举措。万万不可再出现资讯真空，毕竟先声夺人是传播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