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转型前夜的中国，各种矛盾交错，危机若隐若现，而原有的落后的政治制度已经无法有效回应，对非典型肺炎这样的一个社会性危机及其处理就是一个例证。在就此问题展开的探讨中， 有朋友甚至认为，类似的社会危机将耗散专制体制的最后合法性， 瓦解并清扫原有的制度架构，为宪政民主制度的登台创造条件。而我认为，逻辑的可能性要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还有很大的距离。

　　不可否认，从中国的历史经验事实来看，旧制度的瓦解往是和社会危机联系在一起的，甲午战争的战败，八国联军侵华，表明满清政府已无力处置文明碰撞之后引发的冲突，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君主专制的封建集权体制崩溃。文革造成的经济社会危机使共产党放弃原有的一套极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基本内容的制度，改革开放成为可能。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也容易解释一个低效率的制度的破产往往是满足不了危机带来的“支付成本”。
　　但是，历史的经验同时也为另一个命题提供了例证，即由危机导致的制度变迁几乎都是在低水平上的重构。从君主专制到国民党独裁再到共产党的极左集权，这些制度变迁没有走出专制-瓦解-专制的历史轮回，离现代意义上的以宪政民主为代表的政治文明还很遥远。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个可能跟中国还处在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有关系。所谓普力夺社会，就是一个社会各阶级都积极干预政治的泛政治化社会，各个阶级对原有的政治秩序纷纷表示不满，而又无法就新的政治秩序形成共识，无法在民主的基础上健力一种有效的制度。亨廷顿对此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在普力夺社会里，不仅政治活动家事各路好汉，用以分配官职和决定政策的方法也五花八门。各个团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民众暴动，军人就搞政变...牧师利用布道，教师利用讲台来进行政治煽动，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则将他们的作品当作匕首和投枪，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参见许向阳《中国的道路》第481页）。一个普力夺社会，本质上是长期专制统治的产物。长期的专制剥夺了政治参与这样一项基本的权利，导致人们对政治实践非常陌生，对政治游戏规则缺乏常识，更侈谈遵从。因此，当旧有制度崩溃，政治参与壁垒被打破，那种长期被压抑的政治激情忽然得到释放，其势汹汹，而制度化的速度则无法相应跟上，那么各个阶层，都有可能采用极端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在一个无法形成共识的社会，在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最有效的政治语言就是暴力。
　　今天的中国，显然并没有走出普力夺社会。虽然社会经历了市场力量的洗礼，经济自由得到空前提高，个体意思，人们的自主意识得到发育和提高； 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和落后，专制体制对媒体对信息的封锁，长期的愚民和奴化教育，现代政治的一些基本理念，自由，民主，宪政等等还远远没有被充分理解和普及，我们的社会依然还处在前现代状态，从各个阶层对政治的关注可见一斑。
　　尤其重要的是，作为宪政文明制度化的引导力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组织化程度很低，缺少掌握社会资源的力量。 他们中的大多数，要么沉浸在知识和学术带来的自由幻想中，要么被一种悲观主义精神所笼罩，对现实缺乏一种勇气和道义担当，对于民主宪政，光说不练--这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贫血和缺钙的人格反映。
　　因此社会危机突然引爆导致原有制度崩溃往往更多导致历史的轮回。由于一个现代意义上引导社会重构的健康力量的缺席或者发育不全，社会重构必然被其他前现代的力量所牵引。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考虑到中国近50年以来的极左试验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算的现实，和以新左派为代表的激情呼吁，很容易迷惑以农民，城市失业工人为代表的广大失势群体的回应，那么危机导致的政治重构很可能会重新回到类似毛时代的“农业政治文明”，变成一种精神返祖现象。另外一种可能是，爆发危机，瓦解旧体制，社会走向无序和混沌的时候，军队及其代表出来收拾残局，变成军事独裁；而如果军队内部本身不能充分协调的话，就会走向军阀混战和割据。无论那种可能，都是历史的倒退，与现代的政治文明相差甚远。

　　但是，类似于非典型性肺炎这种危机，人类还不能有效避免，而在中国，由于政治制度僵化，正义不举，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经济发展遇到瓶颈，各种社会危机爆发可能性必然会增大，而长期人为制造的稳定实际上是对未来稳定的一种透支，因此社会将进入一种更加频繁震荡的危险时期，危机爆发的临界点随时可能到来。能否在危机来临之前或者在危机突然爆发以后，设计整合出一套可操作的，允许各阶层参与的，包含大多数人所共同接受的价值理想的，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具有现代文明气息的制度，从而为中国真正突破专制的历史宿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作出回答，将是历史赋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责任。 而现有制度里的有识之士，更应该看清楚现实和历史趋势，主动应变，用现有的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参与这种“政治文明”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