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18世纪法国的“经济学派”：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98页。]

相对于法国的集权而言，托克维尔说：

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的代表。[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01页注释。]

在阅读这段托克维尔于19世纪中叶写下的文字时，我们仿佛置换了时空，误以为这是在批评今天中国那些以美国制度为范本的“普世价值”派。托克维尔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经过法国革命后，他对“自由主义”有了极为深刻的反思，他写道：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2页。]

托克维尔提出革命的出现往往不在人们失去而是获得自由之后：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托克维尔总结出的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它似乎适用于一切政府而非仅仅是“坏政府”。20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国民党政府和80年代末的苏联共产党政府都曾在垮台前加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结果是这种“改革”反成了他们垮台的加速器。托克维尔发现法国大革命前有左右两种“激情”合流，他说：

那些仔细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人，从书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38～239页。]

结果，王权被打倒了，可皇权建立了。托克维尔说：

但是，当发动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进行类似事业的整代人身上，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专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在全书结尾，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做了如下评论：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辨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致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它就准备走到地角天涯，无所畏惧；它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帖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够；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41～242页。]

一个原本是崇尚自由主义的人，经过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反思，对政治集权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相对于法国的集权而言，托克维尔说：“中国是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的代表。”同时，他也含蓄地批评中国的封闭性，他进一步说：“在中国人那里，社会虽然也在天天前进得相当好，但决不是甚好。我认为，中国一旦对欧洲人开放，它就会从欧洲人那里找到世界上现存的最好的行政集权的典范。”

托克维尔写出这些文字时离法国大革命已有半个世纪，因而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思这场运动，上述认识反映了19世纪中叶包括黑格尔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对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新思考和新共识。在这种共识中，欧洲人比较合理地消化而不是抛弃（只是“扬弃”）了欧洲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将一大批政治家——比如德国俾斯麦、俄国维特、美国林肯等——推上世界政治的中心。欧洲人这段心路历程，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亲眼看到苏联在“新思维”运动中迅速解体的中国人来说，合理地扬弃性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未来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

以上内容经整理压缩在2013年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