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历史家、思想史家、教育家。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现任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双聘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一、我所认识的史念海先生

史念海先生（1912—2001）是山西平陆人，字筱苏，著名历史地理学学家，为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史先生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4年初，《禹贡》半月刊创办并随之成立禹贡学会，史念海先生从一开始就成为《禹贡》的主要作者和禹贡学会会员。1936年史先生大学毕业后协助顾颉刚编辑出版刊物。禹贡学会的活动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念海先生走上了历史地理学治学道路，与禹贡学会的强烈爱国主义思想与严谨治学的精神熏陶具有密切的联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念海先生为避敌追捕，辗转来到后方，先在西安之西北文化学社及陪都重庆之国立编译馆担任编辑与副编审等职，后又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迁至重庆北碚之复旦大学副教授与兰州大学教授兼代系主任、西北大学教授等教职，并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他的大多数研究工作仍然在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内，虽然这项工作可以为世所用，但范围与程度毕竟有限。史先生积极探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新出路与学术生命力。

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发行的《中国的运河》，是史先生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它以运河变迁与水利得失为切入点，网罗历史上历史事件与人事变动，较好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这部学术著作，还体现了史先生对中华民族神圣抗战事业的必胜信念和期待祖国光复后能迅速富强的美好理想。建国不久，史念海先生在院系调整中从西北大学调至新分建的陕西师范学院（后改名为陕西师范大学），史先生长期在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后又升为副校长。

史先生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从地理沿革方面，逐步迈入经济历史地理、军事历史地理、自然历史地理，不断增强野外考察，真正实现历史文献与野外考察的有机结合，从而剔除谬误，抉发新知，促进了中国历史地理学学科的成熟和研究的深入展开，也使该学科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研究对象日益明朗。这个学术的飞跃，虽然并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但整体上则体现了对国家、社会、民生以及未来发展的密切关注，其中灌注的除严谨的治学态度外，依然还是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情结。

我属于史念海先生的学生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建立不久，西北大学的教育系独立成校，名陕西师范学院（后改名陕西师范大学）。五十年代初，我曾跟随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先生去陕西师范学院看望陈高傭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在车上，外庐先生告诉我：“史先生是历史地理学家，学术研究功力很深。我的汉代社会史和思想史，曾经参考过史念海先生关于司马迁研究的成果。”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考察董仲舒的思想品格与汉武帝的政治活动的关系，就多次注意和吸收了史先生的考证成果。后来，在1989年至1998年间，在郭琦先生的倡议和主持下，由郭琦先生、史念海先生和我担任编写《陕西通史》的主编。郭琦先生辞世后，史念海先生负起了这部著作编写和审稿的主要任务。此时我和史念海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

我对史先生的为人和治学十分敬佩，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继承了我国古代学人的优良传统，勤奋严谨，经世致用，宽厚容忍。他对于一些不同的学术见解，从来没有说过讽刺的话，而是提醒作者们对一些问题再进行研究。他强调：一个治史的人，一个以治史为终身爱好的人，应当知兴替，识大体，通古今，这些在史先生身上都得到了体现。由史先生亲自定稿的《陕西通史》秦汉卷、隋唐卷，凝聚了史先生的丰富智慧和辛勤汗水。

上个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来到西安，到陕西师大拜访史念海先生，邀请他参加《中国通史》多卷本的写作。白先生离开西安前，我请他到西北大学，给历史系师生作一次讲演。白先生在讲演中强调：治史的人应当有会通的眼光、会通的知识、会通的成就，他把南宋时史学家郑樵《通志·总序》中论述的“会通之义”、“会通之旨”、“会通之道”加以阐述，要今天的史家加以发扬光大。白先生在举例中，说侯外庐先生研究中国思想史，其成果名《中国思想通史》，“通”就是会通。还有史念海先生1944年出版的《中国的运河》，以及史先生关于经济历史地理、军事历史地理、自然历史地理，将历史文献与野外考察密切结合，显示了历史地理学的会通特色。

今天重提白寿彝先生的话，特别是他对史念海先生历史地理学的评论，有助于我们对史先生治史特色的理解。

二、经世致用与西北情怀

史念海先生在陕西乃至西北渡过了半个多世纪，对边疆地理、黄河流域历史地理与文化的变迁的关注与研究成为他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内容丰富，严谨扎实，但核心应是关注学术研究及其社会功用。

史先生在《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的《序》中说：“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有用于世的科学，如何有用于世？农业应首先在注重之列。民以食为天，不发展农业，如何能养活起这样众多的人口？前代的经验得失还可作为今世取法参考。”（史念海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页）“以致用为目的，就在现在来说，也是符合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要求的。因为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都并非空谈理论，不切实用的学科，尤其是历史地理学的研治者不能仅以发思古之幽情，就自以为满足的。”（史念海：《唐代的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载史念海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11页）史先生深受清初顾炎武的影响，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功夫，他的学术研究中饱含着浓郁的现实责任感。

史先生关于黄河流域与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的研究，使其历史地理学在全国乃至国际相关研究中特色鲜明，体现了一种“西北”情怀或情结。

这种“西北”情怀，不仅表现为他着眼的研究对象具有“西北”（包括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的一部分、西北边疆、西北少数民族等）特色，而且表现为他能甘于立足西北，默默奉献，从学术研究角度为“西北大开发”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他的研究报告，不少涉及到陕西自然环境的治理等问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用性。史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渗透着一种深挚的“西北”情怀，这种情怀的核心实际是爱国主义精神。

关于史念海先生在历史地理学中研究的“西北”特色，最早可以追溯到1938年他与顾颉刚先生合著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史先生原籍山西，对黄土高原也不陌生。他与西北结缘有一个过程。重视疆域变迁的历史考察，使史先生初步认识到西北的重要性。

面对国家危亡的严峻局势，念古思今，期望通过疆域沿革的考察鼓舞人们的抗战斗志，同时也表达了对汉唐盛业敬慕之情，史念海先生日后在隋唐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

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认为：“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顾颉刚、史念海著《中国疆域沿革史》，《民国丛书》第三编第69册，上海书店据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第4页）今天读到史念海先生这些话，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数十年前的中国，但是，我们仍然要知道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他人。

在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史念海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西北”情结，我不做详细介绍，只是提到若干重要方面，并略加发挥：

其一，史先生通过对我国历史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与耕牧方式关系的考察，提倡精耕细作，充分发挥土地效益，保护生态环境。他强调在西北，既要发展一定的农耕地区，也要保持相当的畜牧地区（史念海：《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推移的影响》，《河山集》第九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170页），只有这样，才能使黄土高原和整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有一定的改善。

其二，史念海先生倡导中国古都学，1998年7月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都和文化》，在学术上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任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其学术的现代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汉唐时期长安城及其周围自然环境、生态状况、川原分布都很熟稔，如数家珍，将自然历史地理变迁与人事变迁综合考察，字里行间，倾注有对长安城的热爱之情。如《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西安地区地形的历史演变》、《黄土高原的演变及其对汉唐长安城的影响》、《环绕长安的河流及有关的渠道》（《河山集》第九集）。他考察关中的历史变化，追溯作为现代关中重要都市——西安的历史渊源（《古代的关中》，《河山集》第一集）；讨论泾渭清浊、周原及它们的历史变化（《论泾渭清浊的变迁》、《周原的变迁》，《河山集》第二集）；关注陕西蚕桑业的历史发展和经验（《陕西地区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河山集》第三集）；勘察研究陕西甘肃军事历史地理（《陕西省在我国历史上的战略地位》、《陕西北部的地理特点和在历史上的军事价值》、《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秦岭巴山间在历史上的军事活动及其战地》，《河山集》第四集；《西北地区诸长城的分布及其历史军事地理》，《河山集》第七集），等等。

其三，史先生关于“水”资源的论述，对西安市建设，对西北一些城市的扩大与建设都有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我们生活工作在西安市的人，经常为“水”而担忧。特别是西安要被列入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之列，我们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在水，还忧在丰富文物古迹的保护是否到位上。拿水来说，我看到一篇文章《陕西水智慧》，发表于《光明日报》2012年8月30日，上面写道：“陕西缺水。全省年缺水量在25亿立方米左右，50多座县以上城市，650多个乡镇生活面临缺水危机，1300万人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全省江河防洪堤6200多公里，境内有水库1050座，除3个水库以防洪和发电为主外，其他水库均以灌溉为主。如此种种，（在陕西）缺口之大，可见一斑。”“关键是过去缺少可持续发展的治水理念。”

应当指出，史念海先生在上个世纪末，对陕西关中水利，特别是西安市用水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他通过对黄土高原特别是西安周围诸河流分布、水流量与森林覆盖关系的历史考察，最终对西安水利建设提出更加根本性、长远性的规划和建议。这在引黑河水工程建设的同时，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他强调应加强森林植被，涵养水源，保护生态环境，侧重可持续发展，真正做到了忧人所不能忧、虑人所不及虑。他认为西安市政当局为了解决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大力凿渠，引用黑河水流。这是值得称道的。可是黑河也出自秦岭山下，只是由于距离西安较远，所受破坏的程度不大。就是能够保持目前的流量，是不是就能长期满足西安市内的用水需要，而不需再多费心思？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的问题。到那时黑河水也感不足，那将如何是好!为了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谨在这里呼吁：尽快恢复秦岭北坡的森林，可以先从诸河水源处开始，作出相应的规划，确实执行，步步落实，并加以重点保护了。这样就能以逐步改善西安附近的河水流量，形成关中中部良好的小气候区，以至再现西安附近诸河历史上的最大水量，从根本上解决西安市的用水问题。”（史念海：《论西安周围诸河流量变化》，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科学版）》1992年第3期。后先后收入《河山集》第七集；史念海著《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8月版）

在《关于根本解决西安城市用水问题的建议》中屡屡强调，再三申述，并呼吁：“历代对森林植被的破坏导致了河水流量的变小，使水源不足；近世城市人口增长、工业化程度提高，用水量又复大增。这样，两面夹击是形成今天西安城市供水极度紧张的主要原因。如不从根本上考虑改善水源，问题还会日趋严重。而改善水源可靠的选择应是恢复原来的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建议：尽快恢复秦岭北坡的森林植被。”重读这些文字，依然倍感亲切感人，史先生眼光的卓异，能够心怀数十年数百年后的西安人的生活生产用水问题，体现的该是怎样深挚炽热的学术情怀!

史先生提出的一些治水理念，对陕西省以至全国有关方面都有学术影响；陕北退耕还林，也有史先生的一份功劳。史先生逝世后，2011年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渭河全线整治规划及实施方案》，拟用5年时间，投资607亿元打造一个安澜渭河、绿色渭河、人文渭河，此工程已于2011年2月17日全面开工。现在进展顺利，已见公开报导。这个规划出台，史先生已辞世，但这个规划中的若干理念，与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内在联系。

总之，史念海先生七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与祖国大好河山、与西北黄土高原、与陕西省相关者几占半个多世纪。史念海先生的“西北”情怀朴实无华，它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这种关注并践行学术现代价值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